从殷商奴隶制到西周封建制的过渡问题在国际史学界仍存在争议，但是以历史教科书形式确立的主流学术意见坚持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分类。争议归争议，无可争议的是，从殷商到西周，或者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都是历史的进步，解放了、拓宽了社会主体的劳动者阶层，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大跃进，使“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得以立足，以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流芳百世，这是有关争议各方不无一致的研究贡献。
取代殷商以前，西周处于原始氏族公社（部落联盟）的高级发展阶段。客观而论，在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下，“武周克殷”是野蛮落后文明代替先进发达文明的典型案例，这一点毋庸讳言，但是西周统治者善于借鉴并吸收先进文明成果，实行自觉自愿的主动改革，而不是像元朝和清朝建国之初徒劳地强迫中原农耕文化融入自身相对野蛮落后的游牧文化。这是难能可贵的。
吸取了殷商帝国内外服制度“大而不强”、“广而不众”的结构性致命弱点，西周统治者在建国初期以“宗族社稷”为框架和主体的社会治理结构上加以整合改良，施行“宗族分封而建”的基本国策，融汇殷商内外服制度的精髓，在宗族封建诸侯的权利和义务统配上作出调整，并未进行伤筋动骨式的深层改革。
某种意义上说，西周社会其实是殷商社会的延续，是帝辛改革的升级版，换汤不换药；也可以说，殷商社会本身已进入了多民族多样化的封建社会发育期和成熟期，西周取代殷商只是暂时打乱了或者人为加快了这一历史进程，从部落联盟的氏族封建制转向联合专制的宗族封建制，路子越走越窄，一条道走到黑，走了两千多年，走不动了，走不下去了，让东夷后裔孙中山（一说比干后裔）的“天下为公”给拽出了泥潭。
西周从原始公社制残余跳过奴隶制阶段，直接推行封建制度，固然迫于形势，但封建制度之所以能够在西周初年确立，主要由于各民族各部落的农村公社和宗族组织的汪洋大海式存在。西周的宗族封建制度是农村公社和宗族组织的资源整合与转型升级，相比于殷商的氏族封建制度，不具备革命性意义。这种基础性、单元性、细胞性的社稷结构是保护传统沿袭下来的农村公社和宗族组织内部成员不受旧的和新的社会制度侵蚀的天然屏障。历史上，不论是战胜者或战败者，乃至于改朝换代，这种源自上古的农村公社和宗族组织固若金汤，迄今仍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底部顽强存在着。西周代商而立只是加快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未曾触动作为奴隶制和封建制共同社会基础的农村公社和宗族组织。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维系中国社会基本面稳定的都是这种汪洋大海式存在的农村公社和宗族组织。换句话说，星星之火，不但燎原，而且保种。
制度决定论者惯称：一个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这一逻辑上无可辩驳的观点却从未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过验证。一个简单常识是，“好”的制度、“坏”的制度，都是由少数人率先推动建立起来的，都需要具有各种不确定性的个体和群体去贯彻实施，而在贯彻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实施者自身的各种不确定性，制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取决于人的发挥性。制度的好坏取决于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和共同愿景及其价值判断，否则只能是徒有其表的“稻草人制度”。与其讨论制度的优劣和演替，莫若将精力用于制度推行实施的土壤并实时决定制度存废的人本主义精神文化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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