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政治制度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兴衰的关键，更是映射一个国家政权的镜子。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每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各有不同，可每一次变更都是先人呕心沥血的成果。
当代学者对元朝的研究可以说非常详尽，而元朝特殊的政治情形也常常被提起。以蒙古族为政权的元朝与其他朝代很是不同，宋朝和明朝坚持缩小地方权利，提高中央集权。
元朝却做出了特殊的决策，实行行省制度，就是将各个地方划分区域，派出官员进行管理，而往往派出的官员可以掌管全省军政大事。
这种特殊的行省制度并非元朝一朝一夕之下而形成的，而是有着久远的历史起源。
提起元朝，人们大多想起的是辽阔的疆域，马背上的民族。
不可否认，元朝为我们遗留下来了许多宝贵遗产，那些如锦缎般精美的宝物将元朝一层层包裹起来，反而让人们忽视了元朝最珍贵的东西。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带领蒙古铁骑在部落征战，历年来实现了蒙古部落的统一，然后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向中原征战。
1271年，忽必烈根据《易经-彖传》记载的“大哉乾元”，在大都定都，国号确定为大元，元朝由此开始正式成立，行省慢慢在全国范围内成立起来。
但任何朝代都不是“断代”凭空形成，必将有所吸收借鉴其他朝代的经验。
省，最开始在汉代指宫禁之地，称省中、禁中；后来渐渐演变为官署名，从三国开始便开始设立中书省，在慢慢发展中呈现出较为完整的形态。
“金后期，章宗明昌五年出现行省设置，直至金亡，共设置36处行省。”
而金朝却是对元代行省影响最大的时期，成吉思汗在金朝设立行省的制度上进一步进行改造，在征战过程中，将新征服的行省中的官制与金朝很是相似。
在滚滚历史尘烟中，中书省的发展是非常久远的。
行省的前身为行台，从魏晋便有记载，文人墨客或者朝堂官员便在文章和书籍中将中央尚书台称为“中台”或“内台”。
而其临时在外设置的分支机构则称之为行台，它是中央尚书台分置于外地的专业机构。
随着历代文人志士对朝堂制度的考察和反思，每一次朝代更迭，政治制度都会随之改变，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
在慢慢地变化中，有识之士对行省制度做出了更加明确和完善的改变，一些明智统治者采纳这些意见，通过多次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
元朝的行省制度便是这样慢慢发展而来，可以说，这是历朝历代智慧的结晶。
元朝的行省制度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帮助其稳固政权，对蒙古在中原发展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也适应了当时的儒家文化。
作为一个由蒙古部落建立起来的政权，与推崇儒家文化，信仰程朱理学的宋朝不同，元朝的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造就了蒙古帝国的铁血辉煌。
元朝疆域甚至达到了地中海附近，可见其疆域被扩展到以往难以比拟的程度。
强大的征战能力需要有稳定的朝政来支撑，元朝的政治制度主要由中书省和行中书省两大体系构成。
中书省通过六部掌管全国政务，在各个方面参与国家大事，无论是经济决策、水利建造、户口普查都在中书省的职责范围内。
但是毕竟元朝是由蒙古人建立起来的，其行政权力受到蒙古旧制的扰乱和掣肘，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中书省的全国最高行政中枢的地位是确立无疑的。
行中书省作为中央行政机构直接管理的一级地方行政区，也被称为“行动的中书省”。
为了每个地方能够贯彻中央的决策，并且传播统治者的想法和意愿，便在各个地方设立行中书省，在关键的枢机之地设立行省。
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还在偏远的民族地区设立宣慰司，在精细严密的制度设计下，为元朝构建了完善的管理系统。
当遇到特殊的情况时，行省的长官考虑到事情的紧急性，没有办法提前报备，甚至可以先进行决策，再禀报上级和皇上，这个方法提高了当地的行政能动性。
元代行省的长官总揽一省的政务、司法甚至是军事，可见行省对一个地方的掌控程度。
行省权利的全面性，使得在某种意义上，行省几乎成为中央派出的规律严苛的十大军区。
虽然中书省虽然有很大的权利，但是在军政大事上依然要呈报中央，无权更改税务制度，还要定期觐见皇帝述职。
这样的机制使得元朝的行省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主观能动性，而且保证了中央集权。
对地方的要求防止了蒙古贵族在封地上横行霸道，限制了这些贵族的权利，由中央直接向地方征税。
除此之外，元朝行省制度还需要定期进行官员考核，为官员队伍的廉洁提供帮助和保证。
而元朝的行省制度也是在深厚历史积淀下长期总结和反思而形成的，即是对以往的继承，又在此基本上进行创新和发展。
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想要上行下效，就必须设立符合国情的政治制度。
而作为由蒙古人设立的政权，与自古受到儒家文化浸润的中原生来存在壁垒，如何打破这层隔膜，便成为元朝建立之后的头等大事。
忽必烈作为元朝的建立者，对建立一个符合国家情况的制度做出了巨大努力。在元朝发展中，汉文化和蒙古族粗犷的文化慢慢融合。汉文化本身巨大的包容性也起了很大作用。
元朝本身主要由蒙古和色目人官员掌握权力，由本民族的人掌握权利可以更好的保证地方的稳定。
这其中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这种民族色彩降低了地方割据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是为了适应当时特殊的文化环境。
为了进一步保证国家政权，元朝的行省划分采取了“犬牙交错”的原则，以此进行划分区域。
虽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但是只在乎政权的稳定，反而忽视地方之间的经济、地理、文化等联系。
对部分地区的发展造成了限制，也改变了秦汉以来行省划分依据地理情况和文化因素的传统。
钱穆先生曾经提出行省制度并不是一个合理的行政制度，而是一种军事控制的手段，它的政治目的就在于强硬地控制每个省份。毫无疑问，这是行省制度的一大弊端。
尽管元朝的灭亡主要是因为底层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而造成，但是行省制度仍然存在许多弊端。
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央对于权利的控制很大，单纯地为了军事控制，忽略了实际因素和行政效率。
元朝行省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利弊的展现都非常明显。
虽然有效控制了地方，加强了中央集权，防止了分裂割据，建立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但是不顾地方的经济，单个行省管辖范围过大，难以全面有效进行管理。
随着历史发展，人们慢慢对其进行改进，元朝的行省制度延续了几百年，明清两朝仍然延续发展着行省制度，可见行省制度其中蕴含的强大效能。
今天我们的省份划分和相应制度吸收着行省制度的精华，残留着部分元朝行省的影子，为各个省份发展提供借鉴。
成吉思汗在马背上打来的天下，生性中自然带着些许粗犷，元朝疆域在欧亚大陆一再扩展。蒙古人来到中原之后，一点点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多民族大一统王朝。
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自然更为注重政权的稳固性。行省制度便是忽必烈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
既没有一味地继承前朝的遗产，也没有完全抛弃过往形成的宝贵经验，体现了蒙古人的智慧。
现在对于元朝行省制度中的现代价值的研究更是如火如荼，合理地吸收其中的优点可以更好地为今天的政治构建添砖加瓦，促进各个省份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元史·兵志四》
《元史·地理志》
《元朝秘史注》
《大元一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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