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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外交智库（GDYT）
基辛格《领导力》第四章
安瓦尔·萨达特：卓越战略
作者：亨利·基辛格，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前美国国务卿，代表作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大外交》（1994）、《论中国》（2011）等。
文源：[美]亨利·基辛格新著《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大研究》第四章“安瓦尔·萨达特：卓越战略”（2022年）
收录：《大译编参》2022年第103期，总第248期，大外交智库（GDYT）外文编译评议组创办。
编译：游雨嫣，《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亚非语学院；
审校：石雅风，《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纪宁，《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
终审：王盖盖，大外交智库GDYT创始人兼院长、《大译编参》编辑部总编、总策划。
编译精选
一、前言
埃及与以色列的和解进程道阻且长，在双方难以解决地区冲突和外交困境的僵持时期，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对国家建设的贡献是一种对和平的设想。
萨达特早年生活平平无奇，青年时期成为一名革命者，即使身居高位后也常被看作是可控制的次要人物。他对埃及的贡献在本质上被看作是概念性的，1981年的暗杀行动让他为和平所做的努力戛然而止。
与极具政治魅力的埃及前任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邻国利比亚最高领导人卡扎菲（Muammar Qaddafi）和叙利亚军事现实主义者阿萨德（Hafez al-Assad）等同时代领导人相比，萨达特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领导模式：他搁置了席卷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将战略重点放在维护国家主权以及与美国结盟上。
二、埃及独立与萨达特早年经历
源远流长的历史赋予了埃及一种特殊的连续性和文明的整体性。近几个世纪以来，埃及一直在两种文明身份之间摇摆不定：
一个是起源于古地中海王国、以埃及为中心的托勒密王朝，这个王朝与希腊和罗马来往密切，使得埃及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早期的地中海地区占有突出地位；第二个身份是近代占领了麦加的伊斯兰国家，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扩张主义者马穆鲁克·阿里·贝伊和奥斯曼帝国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阿里的推动下重新焕发了活力。基于统治阶层的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埃及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伊斯兰教。
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埃及民众强烈反对欧洲列强殖民，埃及民族主义势头高涨。20世纪上半叶，民族主义与泛阿拉伯主义结合，对英国持续干涉的不满情绪持续发酵，这些综合起来成为该时代埃及民众思维的普遍特征。萨达特（生于1918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生。
萨达特（1918-1981）出生于尼罗河三角洲迈特阿布库姆（Mit Abu al-Kum）村，从小接受伊斯兰教，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萨达特少时就表现出本能的爱国主义，他崇拜反殖民主义者圣雄甘地，常常模仿甘地身着白色床单。六岁后，全家搬至开罗郊区，父亲另娶，家中孩子众多。尽管家境贫寒，但家人重视教育，仍然设法将其送往学校接受教育，学习《古兰经》。1936年，年轻的萨达特进入开罗皇家军事学院学习，并随即加入了青年埃及党。
1936年《英埃条约》（Anglo-Egyptian Treaty of 1936）的签订为埃及争取了更多权利，但埃及尚未恢复独立自主权，仍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
1939年，萨达特从军校毕业，成为一名中尉。在军营中，他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军官——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纳赛尔成立了自由军官组织（Free Officer' s Movement），这个组织是埃及军方内部的一个地下革命组织，主张用武装力量推翻法鲁克封建王朝，结束英国对埃及的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受纳赛尔邀请，萨达特加入了这一运动，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由于将英国视为埃及的首要敌人，萨达特开始与在北非作战的德国军队通信。
1942年，他试图向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的部队发送消息，然而信息被截获，被英国人两次逮捕入狱。
接下来的六年中，萨达特遭受长期监禁和隔离。他多次逃脱监禁，并以逃犯身份生活，活跃在自由军官组织中。监狱中，萨达特也并没有停止思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对生活和人性的沉思告诉我，不能改变自己思想结构的人永远无法改变现实，因此也永远无法取得任何进步。”
直到1948年，萨达特才被释放出狱。出狱后，他继续投身于埃及革命事业，但经过在监狱的沉思，萨达特已不再是那个不加批判地追随同胞思想的革命者。
1947年，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以色列建国。由于土地分割不平等，阿拉伯国家以埃及为主力军与以色列展开了为期十个月的交战，试图阻止以色列建国。由于美国的援助，以色列得以大力扩充军备，埃及损失惨重。
第一次中东战争失利后，埃及民众反英情绪高涨：1951年埃及单方面废除《英埃条约》；1952年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成立了革命指导委员会（RCC）并掌握了国家政权。萨达特起草了国王退位声明，并通过广播宣布了自由军官组织的胜利，声明强调埃及政府和军队内部重组，驱逐外国势力，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1953年，埃及共和国成立，纳吉布任总统，纳赛尔任副总理，双方针对领导权展开一系列角逐。凭借精明的谋略和非凡的风度，纳赛尔于1954年击败纳吉布登上总统之位，接管革命指导委员会。
三、纳赛尔时期的萨达特
纳赛尔总统执政期间，萨达特是埃及国家媒体的幕后执行者，他于1953年12月创办了《共和国》日报，并担任执行主编和专栏作家。在他的领导下，这份报纸一直致力于谴责帝国主义。在这段时间里，萨达特还写了三本关于埃及革命的书，包括一卷英文版的《尼罗河上的反抗》(Revolt on the Nile, 1957)，由纳赛尔作序。
从1954年9月到1956年6月，萨达特在纳赛尔的内阁中担任国务大臣，并成为RCC革命军革命法庭的一员。1957年，纳赛尔在人民议会(埃及议会)内重新引入政党制，萨达特成为国家联盟党(埃及最强大的政党)的秘书长和议会成员，并于1960年担任议会议长。
尽管保持低调，但萨达特仍然是埃及政府不可或缺的一员。在国内问题方面，作为纳赛尔世俗政府与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s）之间的桥梁，萨达特很好地在双方之间进行了沟通（纳赛尔认为穆兄会构成了政治威胁，试图将其非法化并监禁其主要成员，但也不希望失去埃及占多数穆斯林人口的支持）。在外交政策方面，萨达特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如公然拒绝加入由英国发起的巴格达条约（Baghadad Pact，反苏防御联盟），并成功阻止了约旦的加入。
纳赛尔执政时期与苏联关系密切。1956年，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并带领埃及人民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获胜，成功抵御了欧洲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但到了1961年，萨达特却开始对埃苏关系表现担忧，时任埃及国民议会议长的他在莫斯科受到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接待时，由于赫鲁晓夫对纳赛尔无法解决国家问题的评论，萨达特未向东道主告别就离开宴会。1967年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也称六五战争）中，埃及与美国断交，不得不完全依赖苏联援助。
在萨达特看来，与苏联结盟并未给埃及带来好处，反而使自身国际地位被苏联所捆绑，要想提高国际地位，未来与美国的联系必须与埃及的自治权兼容。1959年，萨达特在与美国驻埃及大使的交谈中就曾提出，美国和埃及在非洲的立场本质上是一致的，并在其任内一直与华盛顿保持联系。但这些均是萨达特基于对两国共同利益的认识而做出的理性考虑，美国也未将萨达特的举动视为向其示好的热情。
1970年秋，阿以双方持续两年的内耗战结束。此时的埃及国库耗尽、经济停滞，无力在更广泛的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作为纳赛尔的大臣，萨达特倾向于更多地由国家主权而不是帝国霸权或地区团结来对国家进行管理。同年9月，纳赛尔总统逝世，萨达特接任，开始了他的总统生涯。
四、萨达特的执政生涯
（一）纠正革命与保持耐心——执政早期
1970年，时任埃及副总统的萨达特以过渡时期领导人的身份接任总统一职。相对纳赛尔来说，低调的萨达特显得有些默默无闻，尽管有时会表示对苏联顾问的贬低或是对美国的指责，但他仍然尽力保持冷静，远离政治野心与意识形态狂热。萨达特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思考和祈祷上，孤独的倾向赋予他超出常人的洞察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此时，埃及国内外均认为萨达特的晋升主要是因为他无足轻重，没有资格威胁纳赛尔的领导地位。纳赛尔极富魅力的执政能力仍然影响着萨达特的执政初期。为了确保对政府的控制，他首先要在这个体制中站稳脚跟。在他当选后的六个月内，萨达特做出了许多单方面的决定，包括通过法令废除对私人财产的没收和扣押、暗示对以色列的和平姿态以及宣布与叙利亚和利比亚达成联邦协议，而这些决定均与那些试图对他行使否决权的人的观点相左。萨布里（曾任纳赛尔的副总统、总理和情报部长，被认为是纳赛尔的接班人）与戈马（萨达特时期国务部长）甚至开始谋划军事政变，但被萨达特发觉，这些人先后被解职，其中大部分密谋者被关进了监狱。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纠正革命。
纠正革命巩固了萨达特的权力，把他从同僚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但他仍然被纳赛尔的遗产和埃及的现实所束缚，并受到两个相互矛盾的约束：为了保持民众的合法性，他需要保持纳赛尔主义以及他与纳赛尔形象的联系（包括外交政策中寻求从以色列占领下解放阿拉伯土地，增进阿拉伯团结）；但要扭转埃及的命运，他又需要抛弃纳赛尔计划中的许多元素。因此，他决定在重申纳赛尔主义的同时开始去纳赛尔化，将埃及的政治路线转向新的方向。
萨达特认为，埃及能否恢复真正独立，最终取决于外交政策。因此，萨达特外交政策的第一步就是1971年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并在同年与利比亚、叙利亚正式建立联邦。同年，他还表示如果以色列从苏伊士运河周边撤出，他将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并在苏伊士运河沿岸临时停火协议破裂状态下仍未下令重启敌对行动。
1972年，萨达特外交政策的渐进主义逐渐消散——约两万名在埃苏联顾问被驱逐出境，这成为了中东外交的转折点。萨达特在回忆录中反思道：“我想告诉苏联人，埃及的意志完全是埃及人的；我想告诉全世界，我们永远是自己的主人。”
与苏联的关系破裂后，萨达特也未在以色列问题上完全倒向美国。萨达特的目的是争取美国按照阿拉伯国家的条件制定一项新的中东安排，其中首先是以色列无条件撤出1967年占领的土地，由此作为承认以色列的谈判的前奏。不可否认的是，萨达特驱逐苏联专家的行动暗示了埃及准备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二）第四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后占领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等地区，阿以对抗发展愈演愈烈。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美苏两国在中东问题上均保持不战不和的冷和平态度。萨达特认为美苏的这种默契并不符合埃及利益。为了收复失地，埃及在1973年10月6日与叙利亚一道向以色列宣战。在这场战争中，埃及军队收复了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叙利亚也逐渐渗透戈兰高地。
以色列在埃叙的突袭中损失惨重。战争开始后的第四天，以色列大使与军方将领就出现在白宫，要求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支援，并准备接受停火。为了改变自身的谈判地位，以色列决定向叙利亚前线发起进攻，从而激励苏联在安理会支持停火请求。萨达特拒绝了以色列的停火需求，并在10月14日率领两个装甲师深入西奈半岛，坚守半岛土地。此时，以色列装甲部队直逼第三集团军后方，威胁到开罗。18日，鉴于对战况的判断，萨达特呼吁停火，声称敌人失去了平衡，中东政治版图发生改变。
美苏在停战问题上各有考量。苏联反对交战，因为其不想阻碍人们所认为的阿拉伯的进步；美国反对交战，则是担心会阻止以色列的反击。经过一系列的交涉，美苏终于在10月22日就停火问题达成一致，联合国第340号决议决定，由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观察员组成联合国紧急部队进驻停火区域，监督停战事宜。
（三）脱离接触协议与西奈协议的诞生
自第一次中东战争以来，埃及与以色列首次在官方层面进行正式谈判。萨达特利用停火谈判的机会，向以色列表示他将调整措施来解决冲突。
1973年11月1日，以色列首相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访问美国，表示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六项条件（包括脱离接触的谈判），并同意美国向埃及第三集团军提供非军事补给。这实际上意味着以色列放弃了取得对埃决定性军事胜利的可能性。
在萨达特看来，以色列的存在不会对埃及构成威胁，埃以可以通过一种新的安全概念来减少并最终消除双方的安全困境，这种安全概念是基于与对手的和平进程而并非消灭对手。在梅厄访问美国后的第四天，基辛格（时任美国国务卿）在开罗郊区的塔拉宫中与萨达特见面。萨达特表示接受脱离接触等六项条件，并寻求与美国的和解以及达成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此外，通过在华盛顿设立由大使领导的埃及代表处，埃及将结束自1967年以来对美国的外交抵制。
塔拉宫会议后，在美苏两国的筹划下，中东和平会议于1973年12月在日内瓦召开，埃及、约旦和以色列参与会议，叙利亚拒绝参加。埃以双方就撤军线、穿越运河的坦克部队规模等议题不断展开交涉。最终，萨达特通过做出保证坦克不穿过运河，并在西奈半岛上划分分界线等妥协，使脱离协议迅速达成，表明了萨达特致力于实现真正和平的意愿。1974年，埃及与以色列两国正式签署了脱离军事接触的协议。
1974年，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接任梅厄成为以色列总理。作为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拉宾与梅厄的观点不同。梅厄作为先驱者来到以色列，认为用土地换取和平，就是用永久存在之物换取极有可能转瞬即逝之物。但拉宾则不同，他认为可以通过土地换取和平。
1975年，萨达特与拉宾在美国的斡旋下开始进行试探性谈判，双方均致力于采取循序渐进的、多阶段的方式换取和平。以色列表示将再次撤军（西奈半岛中部的隘口之外），埃及则需要宣布不支持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战争行为来作为回报。然而，作为拉宾政治对手的以色列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仍然拒绝放弃西奈半岛的统治权，谈判破裂。经过以色列内部的辩论，西奈协议（Sinai Agreement）最终达成，埃以双方宣布放弃使用武力。至此，西奈协议是埃以两国达成脱离接触协议以后针对西奈问题的第二项协议。
（四）耶路撒冷之旅
西奈协议仍然具有局限性，中东地区未能达成预期的缓和态势。萨达特试图通过美国继续致力于他更广泛的和平愿景。
197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卡特承诺在以色列与其所有阿拉伯邻国之间召开会议，以期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然而，萨达特并不愿意召开中东会议。首先，该会议会导致中东问题回到1947年的边界提议（在约旦河西岸划定边界，距离以色列主要城市及唯一国际中心机场不到十英里），以色列断然不会接受；另外，该会议将会导致苏联的影响力重新进入中东，让叙利亚重新拥有对埃及外交决策的否决权，并威胁到萨达特的和平战略。
为了扭转对埃及和平进程的不利局面，1977年，萨达特在埃及英议会开幕式上试探性的提出了以色列之行。同年5月，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接替拉宾出任以色列总理。尽管贝京在谈判问题上墨守成规，但他认为，只要不包括1967年以前的边界问题，不排除与埃及达成“有约束力的和平”，并正式邀请埃及总统访问耶路撒冷。
1977年11月19日，萨达特抵达以色列。此时以色列国内气氛较为紧张，人们普遍预期到会遭到伏击，同时埃及方面也担心萨达特的安危。然而，事情的发展超出了各方的预期。以色列国内的紧张气氛随着萨达特的到访逐渐缓和，对这为埃及总统表示了热烈欢迎。
萨达特在以色列发表的第一篇正式讲话运用了古典阿拉伯语，并抛弃了根深蒂固的敌对表述：“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达成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单独协议，也不是为了寻求局部的和平，而是为了让我们一起建立一个基于正义的持久和平。”在演讲的高潮部分，他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伸出双手，带着信念与真诚，一起摧毁这道屏障（持久和平的负担与责任）呢？”并宣称：“和平不仅仅是的文字意义上的认可。相反，它是对历史的改写……是一切野心与奇想的巨大斗争。”同样，贝京总理的讲话也克服了传统的冲突表述，表达出了一切都可以协商的积极态度，并表示将用尊重的态度与埃及进行谈判。
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是埃以外交史上的罕见事件，这是萨达特的终极革命，比纠正革命、驱逐苏联或第四次中东战争及其后果更重要、更符合他的领导精神。这次出行也标志着萨达特特有的民族主义的实现，即将和平表达作为一种内在解放的形式。
（五）曲折的和平之路
和解进程并未因萨达特的访问而顺利推行。在埃及国内，萨达特政府内部也存在对和解的强烈反对，如外交部长法赫米就因此辞职；在国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认为萨达特未与其就与以色列和解进行协商而感到失望与背叛：利比亚在卡扎菲的领导下于1977年与埃及爆发了一场短暂的战争；在黎巴嫩举行的会议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国将萨达特的行为定性为“对阿拉伯民族的背叛”。这些都说明，在通往埃以和平的道路上仍然存在许多阻挠。
1978年9月，美国卡特总统邀请萨达特和贝宁在戴维营会面。会谈初期，双方态势十分紧张，卡特总统与国务卿不得不从中斡旋。在接下来的12天中，双方针对领土归还、缔结合约、以色列撤军、建交等多个问题进行讨论。最终，埃以双方在1978年9月17日终于在美国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份重要文件，史称“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
在这份协议中，埃以双方达成了关于放弃使用武力、实现关系正常化、签署双边和平条约、允许联合国部队继续驻扎在苏伊士运河附近、以色列撤出整个西奈半岛等一系列共识。此外，文件还针对区域和平与均衡原则进行了确定、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自治机构、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军事机构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规定。戴维营协议的签署为埃以乃至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均向前迈了一步。1978年，萨达特与贝京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六）暗杀
戴维营协议的签订遭到埃及国内的一致反对，阿拉伯世界也认为该协议违反了1950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关于共同防御和经济合作的协议（该协议禁止任何成员国与以色列单独媾和）。
为表不满，1979年阿拉伯联盟暂停了埃及的成员国资格，并决定将其总部从开罗迁至突尼斯，同时宣布结束对埃及的所有经济援助、私人银行贷款和石油出口。此后，几乎所有阿拉伯联盟成员国都迅速与埃及断绝了外交关系。
埃及国内形势也不断恶化。自1974年萨达特提出内外经济开放政策后，外资企业纷纷入驻，埃及经济更加自由化，GDP从1974年的1.5%增长到1981年的7.45%，增速加快。但经济的增长并未带来预期投资和生产力繁荣，埃及未能发展本土资本。由于降低了对面包等主食的补贴，埃及全国爆发骚乱，中下阶层组成的伊斯兰武装组织公开反叛，其中包括从监狱释放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随着骚乱的升级，反对派开始转向使用暴力，并在1977年绑架并处决了一名萨达特的前部长。萨达特也出台了一系列对抗措施进行反制。
宗教极端主义的稳步增长成为了萨达特政府的核心矛盾。为了实现他的梦想，变得更加自由民主，就必须更加关注和响应伊斯兰传统民众的要求。然而，萨达特认为，埃及实现自由的首要前提是国家独立，其次是通过与以色列达成历史性的和解。萨达特认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历史是相互交织的，这种理解使他坚持推动双方和解，但他的反对者却无法容忍这种建立在不同宗教信仰基础上的社会相容与共存的观念。
1981年10月6日，在埃及庆祝十月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八周年的阅兵式上，坐在检阅台上的萨达特被一群原教旨主义的埃及士兵刺杀，萨达特当场身亡，其遗体被安放在纪念十月战争阵亡的无名战士纪念碑下。在他的墓碑上，有一段用阿拉伯文字镌刻的铭文：战争与和平的英雄。为和平而生，为原则而死。
五、尾声——未实现的遗产
萨达特最著名的政治成就就是他牵头达成的埃以和平条约，该条约的达成意味着对埃及存在模式的历史性修改以及中东新秩序的建立，其对世界和平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萨达特年轻时起就认识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埃及既不适合成为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也不适合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意识形态领袖。埃及位于阿拉伯世界和地中海之间的地理位置既是一种宝贵的资产，也是一种潜在的负债。萨达特希望将埃及塑造为一个和平的伊斯兰国家，使其强大到足以与昔日的敌人合作，而不是支配它或被它支配：公正的和平只能通过逐渐的演变和对共同利益的承认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外部势力的强加来获得。
直至今日，中东问题依然存在：这是一场宗教或意识形态多元化秩序的拥护者与萨达特的反对者之间的竞争。拥护者认为个人和公共信仰与以国家为基础的制度能够兼容，而反对者则致力于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阐明一种全面的神学或意识形态。由于帝国主义的野心有可能吞噬整个国家，而叛乱又将这些国家从内部分裂，萨达特关于主权国家间国际秩序的愿景，那些基于道德定义的国家利益，可能成为抵御灾难的堡垒。
萨达特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证明埃及固有的独立性。正如他在埃以和平条约签署仪式上所说的：让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不再有战争或流血。让我们不再遭受苦难或剥夺权利……让我们一起努力，直到有一天把刀剑铸成犁头，把矛枪制成镰刀。他对于和平和文明的理解接受了道德和哲学变革，弥合了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看法差距。萨达特明白，零和思维只会使现状停滞不前，既不利于埃及的国家利益，也不利于和平事业。因此，他以非凡的勇气实现了这场革命。
萨达特的思想注定超越了同时代人对文明与和平的理解。四十年后，长期存在的埃以和平协议，以色列与约旦的平行协议，甚至叙利亚脱离接触协议和亚伯拉罕协议（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在2020年夏秋签署的一系列外交正常化协议），都证明了萨达特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在尚未达成正式协议的那些领域，时间也已经磨去了幻想的边角，暴露出萨达特所坚信的真理的坚硬内核。
译者评述
作为埃以和平进程化道路上的开拓者，萨达特的统治生涯风雨不断。纳赛尔政府时期秉持泛阿拉伯主义，埃以关系紧张。萨达特深知埃及想要获得真正独立、得到长足发展，就需要打开思维模式。接任总统职位后，萨达特对纳赛尔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为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发展埃及经济，对内，他积极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开放苏伊士运河，扩大了埃及的生产基础，GDP飞速增长，埃及经济相对自由。萨达特的经济政策刺激了埃及的经济增长，但他忽略了阶层关系和本土资本的发展，他的经济政策创造了一个富裕的外国阶层，反而对国内冲突与不满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这一定程度上将其推向了刺杀的风险边缘。
萨达特对埃及的独立多基于对外交政策独立性的理解。对外，他积极推行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力求打破不战不和的冷和平局面，试图和平解决埃以战争和中东问题，联合叙利亚于1973年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收复部分失地。战后，他主动开启访问以色列之旅，打破埃以外交僵局，以色列签订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平条约》的是埃以关系的转折点，他的努力结束了埃以双方多年的战争状态。然而，他忽略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想法，并忽略了国内宗教极端势力，这也造成了最后被刺杀的悲剧。
萨达特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他善于谈判，在处理埃以问题上手段高超。他珍惜和平，并希望埃及能够在和平环境中不断发展国力。正是因为萨达特的努力，才使之后的中东僵局得以缓解。
尽管当今中东问题仍然存在，但不得不说，萨达特的开山之路，是当今和平进程道路上良好的基石。
译文拾贝
1、disengagement agreement ：脱离协议
2、the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3、non-alignment policy ：不结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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