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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全球史:法国与意大利学者的探索

原载于《全球史评论》第二十二辑
文章转载自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公众号

全球史理论与方法

摘要

全球史是当下流行的史学趋势,法国和意大利的学者也从本国史学出发进行了探索。本文主要以 《法兰西世界史》和 《意大利世界史》为切入点,从法国与意大利比较的角度考察两国的中世纪全球史探索。法国中世纪史家的全球史研究影响了 《意大利世界史》的书写,但 《意大利世界史》的书写视角及其在意大利本国的接受情况却不同于法国。以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为例,法国与意大利历史学家以全球史视角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解释和叙事,反映了法国与意大利两国学者不同的全球史路径及研究心态。

关键词:法国  意大利 《法兰西世界史》  《意大利世界史》  查理曼加冕

“再多的世界历史也不足以解释法国。”1831年4月 1日,19世纪著名法国学者、被誉为法国史之父的米什莱在其 《世界史导论》(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universelle) 的开篇写下了这句话。一百八十六年后,2017年,原巴黎一大中世纪史教授、法兰西公学 “13—16世纪西欧权力史”讲席教授帕特里克·布琼 (Patrick Boucheron)主编的 《法兰西世界史》(Histoire mondiale de la France )开篇中,也引用了这句话作为全书的主旨。然而时过境迁,正如布琼所指出, “我们不能再赞同米什莱的观点了,即法国这个 '伟大的祖国’是 '人类方舟今后的领航员’”。在2015年法国恐袭事件之后用全球史的眼光撰写一部法国史,更多的是为了 “通过世界解释法国,撰写一部法国的历史来理解这个世界”,因为法国的当代史学家明白:“法国并不是独立于世界而存在,世界对法国而言也从来不是固定不变。”

就在 《法兰西世界史》出版的当年,布琼向邻国意大利的同行们发出了邀请。2017年4月至10月,由意大利著名学者、比萨高师罗马史正教授兼副校长 (暂代校长职务)、世界历史科学委员会(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前主席(2015年至2021年)安德烈·贾尔迪纳(Andrea Giardina)主编,埃曼努埃尔·贝塔(Emmanuel Betta)、玛利亚· 皮亚·多纳多(Maria Pia Donato)以及阿莫迪欧·费尼罗 (Amedeo Feniello)合作,汇集了全意大利历史学家,按照 《法兰西世界史》的体例,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部 《意大利世界史》(Storia Mondiale dell’Italia)。

全球史在意大利史学界是一个相对新颖的史学路径,正如贾尔迪纳在 《意大利世界史》开篇所言:

在这本书中,“意大利世界史” 并不想仅仅讨论意大利在世界的 在场与世界在意大利的在场、交叉的视野、镜像游戏;互相联结的历史与全球史的内在性 (immanenza)启发我们用全新的话语并推动 (虽然这仅仅是最初的步伐)我们像看待某些双重绘画图景那样去看待意大利与全世界:两个不同的客体,可辨别却又不能完全辨别,从中创造出第三种 (客体)。

作者同时也亮明了意大利全球史的研究路径,国别史与世界史是同一幅画卷中相互重叠的两个客体,它们交织在一起,会产生第三种全新的景象。

“全球史”在法国与意大利这两个欧洲主要国家的 “流行” 反映了当下欧洲的史学趋势与研究取向。还有一点也需要指出:贾尔迪纳的职位虽然是罗马史教授,却主攻古代晚期甚至是中世纪早期的历史。布琼则是中世纪晚期史家,并专攻意大利史。可以说, 《法兰西界史》 与 《意大利世界史》这两部平行的 “全球史”均是由中世纪学者主导,集合全国历史学界之集体智慧共同完成的。这种特殊的现象以及中世纪学者在法国与意大利当今学界的重要性值得我们关注。

因此,本文欲通过新近出版的 《法兰西世界史》 和 《意大利世界史》为切入点,带着法意比较的眼光来谈一谈两国的中世纪全球史。意大利全球史的思想源头来自法国,本文将首先简单梳理中世纪全球史在当今法国的发展现状,再结合口述史料,即访谈资料对《意大利世界史》成书前后以及其在意大利本国的接受进行论述,管窥意大利学者眼中的中世纪全球史。最后,以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为例,从比较的角度考察法国历史学家与意大利同行对这个事件的不同解释及其对中世纪全球史的理解。

法国的中世纪全球史

法国是欧洲乃至世界史学理论的重要输出国。全球史理论在法国有着深厚的土壤,这与法国较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米什莱1831年的小册子 《世界史导论》便提出用 “世界史”指代法国史。他使用的是“histoire universelle”一词。而早在启蒙时代,伏尔泰的著作如 《风俗论》便体现出了一种整体史观。二战后,以布罗代尔为首的法国年鉴学派也提出了 “总体史/整体史”, “histoire totale”。然而,随后的近几十年来,微观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兴起,带来了历史碎片化。进入21世纪以后,法国学界开始了反思,这导致了总体史观的回归。法国学者直接借用英语词“World history”,或者使用法语的 “histoire globale” (全球史)、“histoires connectées”(联结的历史)以及 “histoires croisées”(交错的历史)。

在讨论全球化或者全球史的时候,正如魏尔-帕罗 (Weill-Parot)所指出的,必须要区分三种 “全球化”:1.当今世界的全球化;2.历史上的全球化现象;3.历史叙述中的全球视野。魏尔-帕罗鲜明地指出,当今的历史学研究无不受到当下全球化的影响。苏联解体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史是冷战与两极格局平衡被打破之后的产物。洛朗·泰斯托 (Laurent Testot)也指出了全球史的三大特点:1.全球史在当下的全球化背景下是有必要性的;2.全球史是一项战斗性的计划;3.这套新的历史叙述将会是接下来的史学浪潮。正如泰斯托所言,近年来,全球史著作在法国层出不穷。他在 2008年编纂了 《全球史》一书。2009年,由菲利普·博雅尔 (Philippe Beaujard)、洛朗·贝尔热(Laurent Berger)、菲利普·诺尔勒 (Philippe Norel)三位法国历史学家主编的 《全球史、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也做了从全球视角来解释历史的尝试。在法语学界与欧洲学界更为知名的是同年出版的布琼主编的 《十五世纪世界史》。类似著作还包括布劳斯坦(Braustein)所写的《德意志人在威尼斯(1380-1520年)》。

然而法国学界 “重拾”全球史带有鲜明的法国特色,即米什莱所谓的把法兰西的历史看作世界的历史。法国学者一直在思考法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近代早期甚至是启蒙时代或许是中西方社会的 “大分流”,但法国学者开始把眼光放在前现代社会,即中世纪,去思考法国以及欧洲在世界的地位。这也符合勒高夫提出的长中世纪,即中世纪开始于3世纪,结束于17-18世纪。东西方的不同在这个长中世纪被奠定了下来。巴谢(Baschet)鲜明地提出了一个全球化的中世纪,指出教会与基督教化的社会结构使得欧洲走向了与中国不同的道路。因为学者一般将教会史归入宗教领域,所以忽略了基督教所带来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他还指出,全球史与比较史是有区别的,如果仅仅关注西方社会的发展,并认识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历史学建构,同时不带有价值判断,那么研究世界的西方化(occidentalisation)是可以避免 “民族/人种中心主义”(ethnocentrique)的。其实,将注意力放到前现代社会,就是一种去 “欧洲中心主义”的尝试。布琼在其《十五世纪世界史》中便指出了 “在我们所坚信之中迷失方向”(désorientation de nos certitude)与“去西方中心主义” (désoccidentalisation)。可以说,法国学者在寻找一种处于当今新的世界格局之下的去欧洲中心主义的全球史,在此中寻找或者说重新定义法兰西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这不是一种企图构建某种宏大理论模型的全球史,而是立足于民族史的全球史。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由中世纪学者布琼领衔,从2015年11月起,至2017年1月,在极短的时间内汇集了122名历史学家完成了140余篇学术短文,聚焦于历史上法国的各个重大时间点,构成了一部全球史视角的法兰西历史。正如布琼所言,这本书是对米什莱世界史观的回应或者说重新提出,并寻找一种世界历史中的法兰西身份。编纂团队于2017年法国大选前出版该书,这也是历史学家用学术对本国政治施加影响的一次尝试。

法国学者在编纂这部著作时,并没有运用一般的中世纪断代,而是从公元48年(高卢显贵加入罗马元老院)开始,将其后的古罗马历史与早期中世纪合并为一个部分,直到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为止,使得中世纪的开端隐藏在了传统意义的古代时段之中,并将这一部分题为 “从帝国到帝国”(D'empire en empire)。法国史学家直接将法兰克帝国 (在一定程度上即法兰西的前身)视为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这个中世纪法国全球史的视角非常清晰,是一种对米什莱法国史的回应。还比如中世纪盛期那一部分 (书中所挑选的第一个年份为1202年[“四位威尼斯人在香槟集市”(Quatre Vences sur le marché du champagne)],至1336年[“阿维尼翁教宗不在法兰西” (Le pape d'Avignon n’est pas en France)])的标题即为:“法兰西的成长”(Croissance de la France)。这似乎是一种以探寻法兰西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为主旨的全球史。

法国影响下的 《意大利世界史》

布琼本身是中世纪史家,主攻意大利中世纪。《法兰西世界史》完成后,布琼便向意大利同行发出邀请。2017年年底,《意大利世界史》便付梓出版。2019年10月23日,在法国南特大学访学的 《意大利世界史》编纂团队中的中世纪学者、地中海欧洲史研究院 (Istituto di Storia dell'Europa Mediterranea)教授阿莫迪欧·费尼罗受邀与布琼进行对谈,两位中世纪学者共同讨论本国全球史与两本平行著作的出版故事。其实,早在 《法兰西世界史》还在印刷中,意大利学者便在2016年11月去出版社 “偷出”了还未正式与公众见面的出版稿,费尼罗对此直言不讳地进行了自嘲。

意大利学者极为重视这次用全球史眼光撰写意大利史的尝试。2017年4月意大利知名古代晚期中世纪早期专家贾尔迪纳便开始召集全意大利的知名历史学家,筹备 《意大利世界史》。全书按照法国同行所定下的体例,选取意大利历史上的重要年份与历史事件,以此展开,用全球史的历史叙述方式娓娓道来,可以说该书是 《法兰西世界史》的姊妹篇。到了8月,便已经有了100多篇学术文章。2017年10月便付梓出版。全书共聚焦了意大利历史上的176个重要年份,将亚平宁半岛放置于整个世界历史之中。全书完成时间极短,如此浩大的工程仅用了半年时间。

费尼罗在对谈中指出,与法国历史学家所追随的米什莱的观点所不同,意大利不像法兰西,没有一种 “全球化”倾向,没有一种如此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意大利这一身份仅仅存在了一百多年。统一的意大利王国于1861年方才建立,其后又经历了 1871年普法战争后收复教皇国所统治的罗马,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构建一个极富民族自豪感的整体的意大利史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构建一部以意大利为主体的全球史更是一种奢望。所以按照《法兰西世界史》的方式与主旨来撰写 《意大利世界史》的难度很大。

从出版角度来讲,《法兰西世界史》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它总共印刷了16万册,远超排名第二只印了9万册的著作——布迪厄主编的 《世界之不幸》。布琼表示,法兰西带有深刻的民族身份(identité national)烙印,同时法兰西本身也具有世界命运(doestin mondial)。当人们谈论法国史的时候,想到的总是一部过于庞大的历史,或许超出了法国本身所能承受之范围。意大利虽然并非如此,但这个国家与荷兰以及葡萄牙一起,是三个最具全球性却并不那么展现全球性的国家。关于这一点,费尼罗赞同道,在当今的意大利政坛辩论中,就从来不会提及意大利的光辉历史。《法兰西世界史》出版后,虽然并没如预期那样对2017年大选以及法国政坛带来很大的影响,但对民众以及媒体带来了很大影响。而 《意大利世界史》并未带来同样的效果。除了高校、科研机构与少部分媒体所组织的一些讨论外,整部集合全意大利历史学家心血的八百多页巨著并未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费尼罗直言到,他向中小学教师提出将该书作为学生的参考教材,虽然老师们表示赞同,但当相关机构审批的时候,却由于缺少具体大纲与实施细则而被驳回。

意大利与法国的文化氛围不同,由于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所带来的贝卢斯科尼主义(Berlusconismo)的影响,意大利的文化活力被大大削弱,这也导致了公众对本国历史感兴趣的程度大幅降低。

《意大利世界史》中的 “中世纪”

在梳理了全球史书写从法国到意大利的历程后,笔者将简要讨论一下《意大利世界史》全书的结构,以此来了解意大利史学家在用全球史方法书写本国史的时候所体现出的历史分期。全书共分12个部分:1.意大利前的意大利 (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386年);2.(单数)意大利、(复数)意大利 (公元前218年至公元前27年);3.全天下的罗马 (公元前25年至374年);4.大陆与地中海(公元493年至1088年);5.拓展地平线(1204年至 1305年);6.古老的世界,全新的(复数)世界 (1310年至1494年);7.在(复数)帝国之间 (1495年至 1686年);8.革命之时(1713年至1831年);9.国家与世界(1834年至1921年);10.意大利人(1922年至1947年);11.从墙外经过此处(1948年至1988年);12.没有墙(的世界)(1989年至 2015年)。这样的划分体现了意大利学者当前对意大利史的历史分期。其中第 4、5、6部分为中世纪部分。下为这三部分所涉及的具体时间节点与标题:

493年为东哥特国王迪奥多里克入主意大利的年份,虽然依旧延续了罗马的政治架构,但这是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个蛮族王国。1494年为法王查理八世出兵那不勒斯王国 (亚平宁半岛中南部)的年份,开启了六十多年的意大利战争,直至 1559年结束。战争带来的影响便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传播到了整个欧洲,查理五世的欧洲霸权计划失败,欧洲大国也形成了一种政治均势。虽然说这些时间点并不严格地代表历史分期,因为该书的体例便是挑选出意大利历史上重要的时间点,从全球视角去分析。但这样的分期也体现了 《意大利世界史》的中世纪全球史观念,其三段式划分对应着中世纪早期、盛期与晚期。一般而言都会将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作为中世纪的结束,但在主编团队看来,1494年爆发的意大利战争更具有全球史意义,对欧洲各国带来了更深远的影响。

意大利中世纪全球史并不仅仅关乎政治事件,同时也包含文化、经济件。在整个中世纪部分所挑选出的36个重要年份中,就有很多是文化意义上的。比如中世纪早期部分的最后一个年份为1088年博洛尼亚大学创办,又或者是1420年百花圣母大教堂圆顶在翡冷翠 (佛罗伦萨)的开工,以及1286年眼镜的发明。

从每个部分的大标题可以看出,从1310年开始便进入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过渡,欧洲特殊性孕育于中世纪这样的观点与部分法国中世纪学者相吻合。

“查理曼加冕”的两种全球史叙事

为了避免泛泛而谈,笔者接下来选择一个《法兰西世界史》与《意大利世界史》都选取的年份,通过两本书各自的叙述方式来尝试分析法国与意大利史家对中世纪同一事件的不同全球史叙事。两本书都提到了一个重要年份,那就是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加冕。贾尔迪纳强调说,意大利的全球史,或者说世界史(storia mondiale),所体现出的两个鲜明的特征便是罗马帝国与天主教。查理曼加冕这一事件正好符合全球史视野下意大利的两大特征,这是新罗马帝国与天主教在欧洲中世纪的一次重要融合与重塑。限于篇幅,笔者无意重新分析这一复杂的历史问题,而是着重讨论法国与意大利学者是如何用各自的全球史方法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叙述的。

“查理奥古斯都,上帝所加冕的伟大而和平的罗马皇帝,吾皇万岁,战无不胜!”公元800年12月25日圣诞节,法兰克国王查理在罗马被教宗利奥三世(795—815年)加冕,获得罗马皇帝头衔,史称查理曼加冕。然而,由于有限的史料记载的细节略有不同,学者们对查理曼对加冕的态度与其背后的欧洲政治局势说法不一。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李隆国的 《查理曼称帝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塑》一文,作者指出了查理曼对头衔合法性的焦虑,关键 “在于君士坦丁堡方面的认可”,“对罗马教宗的控制与依赖,携手并进,使得加洛林帝国实际上演变为神圣罗马帝国”,而由于帝国越来越依赖罗马来获得合法性, “罗马教宗取得了法理上的决定帝号的权威性”。

不过,《法兰西世界史》与《意大利世界史》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框架。在《法兰西世界史》中,里昂三大中世纪史副教授玛丽-塞丽娜·伊萨以亚撰写了《公元800年:查理曼,帝国与世界》作者几乎引用并分析了所有相关史料的法语翻译(虽然并未给出拉丁文与古希腊文原文),将视野放在当时查理曼所面对的整个世界,即地中海地区,论述了加冕事件所处的整个国际局势与潜在的长远影响。查理曼称帝背后的重大历史趋势是伊斯兰对欧洲的扩张、法兰克王国日趋强盛以及拜占庭帝国在军事上的疲软。作为原来罗马帝国的延续,被后世称为拜占庭帝国的东罗马帝国由于无力保护位于意大利的领土,即包含罗马等地的拉文纳总督区(Exarchat de Ravenne),在拜占庭皇帝的默许下,罗马教宗寻找了新的庇护人,即法兰克王国,而拜占庭帝国本身也需要法兰克王国来加强对伊斯兰势力的防御,史料中甚至记载拜占庭女王想要与查理曼联姻,但是与罗马教宗合作的查理曼却拒绝了,法兰克王国靠着罗马教宗对其合法性的支持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保卫着自己的领土,同时与伊斯兰世界交好并在其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划出缓冲地带:查理曼与哈里发互派使节,交换礼物,并在比利牛斯山南麓的伊比利亚半岛划出了西班牙边疆区(marche  d’ Espagne),以抵御伊斯兰世界的攻势。查理曼没有与拜占庭帝国同仇敌忾,却用自己的方式与伊斯兰世界交往。而在宗教层面,由于拉丁基督教与希腊基督教世界之间对教义的分歧,东西方分裂加剧。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获得了罗马教宗的认可,原先作为蛮族王国的法兰克王国变为了所谓的罗马帝国,与原先的东罗马帝国一起,这标志着从君士坦丁堡到罗马唯一一个基督教帝国的回归。但是其背后却是权力的土地化 (territorialsiation)与东西方世界的分离。全球史叙述模式下的这种 “大胆”的历史分析给学界带来了全新视角,展现了法国学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看法。

《意大利世界史》的相关部分由乌尔比诺大学中世纪史教授托马西·迪·卡尔佩尼亚·法尔科涅里(Tommaso di Carpegna Falconieri)执笔,题为 “公元800年:查理曼、罗马与未来的欧洲”。从题目便可以发现,意大利学者相比法国学者,将地域范围局限在了欧洲,而不是世界,同时将注重点放在了未来欧洲,即强调查理曼对欧洲的塑造。这部意大利版本的全球史虽然是 《法兰西世界史》的姊妹篇,但肯定不能亦步亦趋,要体现出反映意大利史学解释的不同研究路径。作者并未像法国同行那样引用大量文献,而是更多地从地缘政治角度给出了分析。作者强调,查理曼帝国虽然拥有广大的领土,却在政治宗教方面是统一的。意大利是地中海东西部的十字路口,自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西方的影响一直在意大利地区并存。一方面,欧洲大陆拥有了南部地区与直插地中海的临海地区,查理曼帝国因此能够面向地中海与东方;另一方面,亚平宁半岛的中北部被囊括到了帝国,面向欧洲,意大利与欧洲大陆的关系更加紧密。作者进一步提出,从南到北来看,罗马在基督教世界的权威性得到了扩张,意大利中北部地区如同背脊一般插入欧洲,带来了一个经济交流区域;从北往南看,意大利作为帝国的后花园,加固了意大利与帝国两大组成部分,即今后的法兰西与德意志地区之间的关系,这种形势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无力再保护罗马教皇国为止。作者强调查理曼的 “欧洲之父”(pater Europae)地位,引用当今欧盟的格言 “多元一体” (unita nella diversità)来表示在加洛林时代,查理曼加冕对塑造欧洲的重大意义。同时作者强调,像现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之所以使用统一的拉丁字体,就是因为查理曼推行的加洛林小写草书字体的缘故。感谢加洛林王朝的书同文,让现在的西方得以有统一的字符。

可以说,虽然都是从全球史视角叙述了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但法国学者与意大利同行的出发点与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有所不同。查理曼被认为是法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法兰西一词便来源于法兰克。查理曼在一定意义上被看作 “欧洲之父”对法国而言是极具民族自豪感的。法国史学家,如勒高夫,时常会思考欧洲的诞生之类的庞大议题。因此法国学者才会在 《法兰西世界史》中用一种异常宏大的视野去分析当时已知的西方世界以及与西方有直接接触的伊斯兰世界之间复杂的国际关系,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看似标志着统一并建立欧洲的查理曼加冕事件其实恰恰反映了西方文明中的东西方社会,即西欧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分裂。

而对意大利学者而言,他们更想要展现的是意大利在整个欧洲历史上的地位。意大利的历史学家想要表明罗马教宗在欧洲融合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指出查理曼加冕,让意大利中北部融入了后来我们所称的法兰西与德意志。这背后反映了意大利学者特殊的心理与民族认同。意大利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时间太短了,历史学家想要从历史上找出意大利在欧洲历史发展过程中具体而明显的作用。

结 语

民族史视角的全球史,即把本民族的历史放置在全球历史进程中,以此来认识本民族在历史上的世界地位,是法国全球史的一条重要研究路径。而法国中世纪全球史也基于这一出发点,想要在中世纪去发现欧洲尤其是法兰西在当时已知世界的位置及其特别之处,并寻求一种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围绕法兰西本身来构建某种体系与格局,这是对米什莱等19世纪浪漫主义史学家思想的回归,也是法国学者在当今国际格局之下对一向高涨的法国民族主义与民族自豪感的反思与回应。

而意大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全球史在当今亚平宁半岛的史学界是一个较为全新的学术路径,受到法国史学界巨大的影响。虽然天然地缺少如同法兰西史学家那样喜爱放大本民族的历史,意大利学者依然模仿法国同行,尝试以民族史视角撰写意大利全球史。但正如贾尔迪纳所指出,意大利历史天生地具有全球性:罗马帝国与天主教。而帝国的遗产与基督教的广泛传播都是欧洲中世纪社会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中世纪全球史在意大利以及用全球史来研究意大利中世纪史都前景广阔。费尼罗在2019年的访谈中说道,虽然目前对意大利全球史的接受还不是很好,但西西里史研究则带有浓厚全球史色彩并受欢迎。西西里这个地中海的十字路口分别受到古希腊、古罗马、阿拉伯、诺曼人等不同文化的浸润。这样的区域史研究必定体现着全球史视角。正如歌德对西西里的评价:没有西西里的意大利之灵魂暗淡无光:这里才是一切的钥匙。或许恰如法国学者泰斯托所言,全球史会是接下来流行的史学浪潮。在2017年《法兰西世界史》与《意大利世界史》出版后,2018年,英国著名历史学杂志《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就结集出版了有关中世纪全球史的专刊论文。

无论是查理曼加冕抑或是西西里史,用全球史眼光重新审视这些历史学经典议题之时,都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每个国家的历史学家研究某一国别的历史的时候,都会带有本民族的特殊思维方式,法国学者也好,意大利学者也好,都是如此。当我国学者用全球史眼光考察他国历史的时候,定能得出与众不同的全新论述,思考他国在全球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反观我们自己。套用贾尔迪纳所言,那样的话将会是对象国、世界以及本国三种客体处在同一幅三重画卷之中,当我们仔细观察它,定能发现并创造出第四种全新的客体,领略一幅别样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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