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4至15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尽管加深了英法民众的敌对意识，但也促成国族的自我认同萌芽。战争结束后，英王亨利七世不仅投资建立造船厂，还建造比过去更大的战船，并连续颁布促进贸易发展的航海法案，促进了英格兰地区语言的统一。到了亨利八世时，扩展海军，设置专属事务处、船坞、战备船与常备皇家海军。累积的海军实力，终于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开花结果，当时海军将领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探索新航线，并于1588年以私人战船击败有着“无敌舰队”之称的西班牙海军。
16世纪，欧陆展开宗教改革运动，新教鼓励教会人士从事商业政治活动，认为赚取越多金钱，不仅能荣耀上帝，也代表受到上帝眷顾。由于新教将信仰、道德观与职业、金钱结合，萌发了早期资本主义观念—重商主义，加上基督宗教的传教热情，以及航海技术进步后引发的海外探险风潮—地理大发现，让基督徒带着优越感并为了商业经济利益向外扩张、寻找商机，进而建立殖民地。而英国圣公会除了带有新教的商业、扩张特质外，由于与特定国家政府保持紧密联系，教徒都有着“对政治力量明智而敏锐的使用是应担负的一种责任”的普遍认知。
18世纪初的英国已具备“帝国”雏形，即使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让英国失去了美洲地盘，但她并没有停下扩张的脚步，持续在亚、非洲建立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而在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其所带来的生产力、经济社会的巨变，让她为了原料、劳工与广大的商业市场等利益，持续向外殖民；工业革命也带给英国更现代化的军事力量，作为获取商业利益的后盾，其受害者也包括被坚船利炮轰开的大清国门。无论是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或八国联军，其中都有英国的身影。
从“地理大发现”到新帝国主义时代，看似一步步走向现代化与工业化，但对非欧洲白人的民族而言，却是噩梦的开始。首当其冲的，是非洲与美洲的原住民，前者被当奴隶贩卖离开故土、失去原乡文化连结，据统计，从18世纪末期至1820年代，英国靠在西非贩卖奴隶赚取大量金钱，其规模约占当时欧州贩奴贸易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后者的土地则遭掠夺、人口毁灭性地锐减，语言文化濒临消失，虽有设立所谓的“印地安保留地”供居住生活，不过得以进入该地的原住民只占不到当地总人口的5％，于18世纪末遭英国殖民的澳大利亚，其原住民也同样遇到了几乎灭种的命运。
为维持广大殖民地的统治稳定，并因应不同地区的文化、民族等问题，英国有时会采“以夷制夷”的间接统治或“分而治之”策略。比如在东南亚，为避免当地族群掌权、联合起来推翻殖民政府，英国选择从他国输入劳动人口，像印度人、华人，并依种族来判定其专业能力与地位阶级，除了造成社会阶级流动固化，还成为日后引发民族冲突的导火索。
一次大战后，“民族自决”风潮使全球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让大英帝国难以维持。二战后的去殖民化运动，终于让英国不得不面对事实，于1949年成立英联邦，其成员多为过去的殖民地或是保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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