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宋代的一桩奇案。登州（今山东蓬莱）一个宁静的乡村里，发生了一起入室谋杀案件。被害人韦某晚上在家睡觉时，被人潜入家中，连砍了十多刀。好在韦某命大，并没有生命危险，只有一根手指头被砍断了。
官府经过调查，传讯了韦某的未婚妻阿云。阿云到官府后，立刻主动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阿云嫌韦某丑，对这桩婚事十分不满，可是又没有办法改变。眼看婚期临近，阿云被逼无奈，于是趁着韦某睡觉的时候，带着刀潜入韦某家，试图杀死韦某。
案子一审“法官”是登州知州许遵。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确认阿云和韦某是不是夫妻关系。 在中国古代有“十恶不赦”的说法，其中的“恶逆”就是指殴打、谋杀尊长，这里的尊长也包括丈夫。如果阿云和韦某的婚姻关系成立，那么阿云就应当以“恶逆”论处，判处斩刑，而且不能赦免。 那么阿云和韦某是不是夫妻关系呢？
阿云和韦某已经订婚但并未结婚，按现在观念自然不是夫妻关系。但是宋代法律并不以婚礼来判定婚姻关系是否成立，而是以女方是否已经接受了男方聘礼来判定。从这点来看，阿云和韦某婚姻关系成立。 然而，“法官”许遵了解到阿云和韦某订婚时，阿云正在为母亲守丧。按照《宋刑统》的规定，在为父母守丧期间，私自嫁娶，属于“十恶不赦”中的不孝。不过，阿云显然不是自愿的，因此并不构成“不孝”罪。 但“法官”许遵认为阿云和韦某在阿云为母守丧时订婚，是违法的，因此婚姻无效。按宋代的制度，这种有特殊情况的刑事案件应该上报朝廷裁决，称作“奏谳（yàn）”。许遵因此上奏朝廷，他提出：阿云和韦某的婚姻关系无效，阿云不应定罪为恶逆，而应该是谋杀未遂，不应该判死刑。
案子报到审刑院（宋代的案件复审机构）和大理寺（约等于现在的最高法）后，剧情发生了翻转，审刑院和大理寺不同意许遵的意见，认定阿云的罪名是谋杀已伤，判处绞刑。（宋代谋杀根据情节有三种：一是谋杀并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判斩首；二是谋杀并造成了被害人受伤的，判绞刑；三是谋杀没造成被害人伤害的，判流放三年）
案子到这本该结束了。但是许遵不同意，他决定上诉。许遵到底能不能救得阿云性命，咱们明天接着说。
许遵是中央外放到登州挂职的，干几年就可以升职回到中央，可以说前途无量。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少女，赌上自己的仕途，去和上级对抗。可他竟然真就这样做了。
许遵提出：阿云在被传讯时能够主动供认犯罪事实，按律属于“按问欲举”，也应该按自首论处，减二等处罚。因此，许遵请求减免阿云的死刑。 同时，神宗皇帝也下敕令，免除阿云的死刑。 于是，案子被转交到刑部，刑部完全不给皇上面子，驳回了许遵的上诉，坚持判处阿云绞刑。恰好此时许遵被调到中央，主持大理寺工作（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许遵不同意刑部的判决，他提出：刑部的判决并不公正，阿云应当免除死刑。如果放弃皇上的敕令不用，只援引先前的案例，不论是否自首都判处死刑，这样既堵塞了嫌犯自首的路，也不符合“罪疑惟轻”的断案原则。
御史钱顗（yǐ）因此弹劾许遵，说：不能因许遵一人的偏见，来扰乱国家的法制，许遵这个人迂腐而执拗，不能够主持大理寺工作。面对重重压力，许遵并没有退缩，他请求由“两制”进行讨论。（所谓两制就是指皇上的秘书班子，在宋代时期地位极高，是宰相的后备力量。） 首先参与讨论的是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俩人各执一词，辩论了半天，谁都说服不了谁。司马光支持刑部的意见，王安石支持许遵。最后，宋神宗支持王安石的意见，免除阿云死刑，同时还下诏：今后，谋杀并造成被害人受伤的，如果在刑讯前能够主动供认，从谋杀罪减二等处罚。
但是，神宗时期“倔脾气”的大臣，可不仅许遵一个人。 御史中丞滕甫和御史钱顗（yǐ）就是其中的两个。他们一个坚持请求重新选官员再议，一个坚持弹劾许遵。神宗于是选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新讨论。三个人讨论结果是支持王安石的意见，神宗也批复：“同意。”
然而，倔脾气的大臣们再次驳了皇上的面子，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都提出了反对意见。神宗无奈，只得让王安石去和法官们辩论。
钱穆先生曾经说：现代的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于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一条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紧要公事都停顿了。 这案子就是这样，双方辩论的内容集中在法律条文之上，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又专业又繁杂，简而言之，其核心就是“自首减刑是否适用于谋杀已伤”。 按照《宋刑统》的规定“于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即单纯的杀伤行为，不适用于自首，因此阿云不应该减刑。这是司马光一派的核心论据。
王安石一派则援引《宋刑统》中“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的条文进行辩论。这一条文适用于那些因别的罪而导致人身伤害的情况，比如斗殴伤人、抢劫伤人，如果自首就减免其本来的罪行，只按照其伤害行为定罪。王安石等人认为“谋杀”也适用于此条文，即“谋”和“杀”是两个罪，也应当允许自首，并只论处其伤害行为。
按这个逻辑，如果一个人在脑子里谋划杀人，就算他没有行动，也是犯罪。这种解释自然不能令司马光一派信服。 但是如果不论什么情形，都不允许谋杀者自首，就有点太不近人情了。这也是王安石一派坚持的原因之一。 古代司法讲究“上不违法意，下不拂人情”。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派人，一派坚持法理，一派坚持人情，辩来辩去只能是个僵局。
最后，这事被提交到二府进行讨论（二府指中书、枢密院，即政府最高决策机构、军队最高决策机构）。文彦博、吕公弼支持司马光，陈升之、韩绛支持王安石。神宗因此下定决心，支持王安石，阿云按自首论处，仅被判有期徒刑。 在权力主导的时代，如果在法意中也注重人情，自然会产生“上不违法意，下不拂人情”的理想状况，但也会产生徇私舞弊与贪赃枉法的现象。而在历史上，更多的恐怕还是后者。 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论争，已经上升到了两府（近似于政治局常委会）的高度，自然也不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 北宋到了神宗时代，表面风光的背后是一系列的弊病，国家不变法只能是“等死”，这是当时许多仁人志士的共识。而如果法制比皇权还大，那么由谁来改变法制呢？这样恐怕变法就无从谈起了。因此，王安石始终坚持神宗的诏令，为的是增强皇权来推动变法。 凌驾于法治之上的皇权，可以无所制约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诞生大有为之君的基础，同时也是亡国之君的温床，支持新法的宋徽宗就是例证。这恐怕就是司马光执拗地按照律法，判决阿云死刑的原因。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临川指王安石，涑水迂叟指司马光。这句话意思是说：我年轻时喜欢王安石的新法，老了却赞同司马光的迂腐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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