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这么一位资本家，他一生省吃俭用，建成了118所学校，著名的厦门大学便是由他一手创办。
1961年去世时，周总理和朱老总亲自为他执绋，大量党、政、军领导人出席葬礼为他吊唁，数千名百姓自发聚集为他送别。
没错，这位受到党和人民尊敬与爱戴的资本家，便是被毛主席称为“华侨旗帜，爱国光辉”的著名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及社会活动家陈嘉庚。
那么，陈嘉庚到底为国家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他为何如此受人尊敬？临终前，他曾向周总理提出三个愿望，分别又是什么呢？
自从被英国用大炮打开国门后，地大物博的中国便成了列强眼中的“肥肉”，土地、资源被不断瓜分。
作为沿海地区，福建首当其冲，在清廷和西方列强的层层盘剥下，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874年，一个男孩在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出生。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他将会对福建乃至中国产生极大影响，他便是陈嘉庚。
幼年在私塾读书期间，陈嘉庚便展现出不俗的天赋，他年纪轻轻，但熟读四书五经、纲鉴易知录等传统典籍，对中国传统文化欣然向往。
然而，平静的读书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由于时局混乱、求生艰难，16岁那年，陈嘉庚被迫下南洋，前往新加坡帮助父亲打点生意。
陈父所经营的生意，其实就是一家名为“顺安”的小米铺。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这家米铺虽然没有亏损，但也是勉强生存，没有太多盈利。
陈嘉庚初来乍到，便雷厉风行地改变了米铺的经营策略。
他先是积极贷款，筹措资金，收购了旁边的几所米铺，扩大了经营范围，然后又招来一批勤劳能干的伙计，提高了米铺的经营效率。
很快便让父亲的心血“起死回生”，米铺也越来越壮大。
1893年，见生意已经稳定，陈嘉庚回到家乡，娶妻生子。
值得一提的是，娶妻时父亲给了他2000银元，但陈嘉庚却全部省了下来，不久后便用来筹建了一所私塾，名为“惕斋学塾”。
至此，陈嘉庚热心办学、重视教育的性格，已经初现端倪。
不过，在陈嘉庚回乡期间，新加坡的生意却出现了严重问题，由于父亲经营不善，企业倒闭，还负有巨额贷款。
在多重打击之下，陈父郁郁而终，陈嘉庚闻讯立即赶往新加坡，一边处理父亲的后事，一边收拾米铺的烂摊子。
很快，陈嘉庚在新加坡商界名声大噪，尤其是华人圈。
趁此机会，陈嘉庚创办了一家凤梨罐头厂，海量的订单不停飞来，陈嘉庚很快还清了父亲的债务，还攒下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此后十年间，陈嘉庚一直在福建与新加坡两地奔波，他的生意从罐头厂，发展到橡胶种植业。
由于经营得当，陈嘉庚被称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橡胶王的四大开拓者之一。
进入上世纪20年代后，他的身家已经超过百万，橡胶厂占地面积达到60万亩，员工人数也高达3万余人。
此时的陈嘉庚，还兼任新加坡华人总商会理事一职，时常接济同胞、纾困解难。
与此同时，他对国内的形势也愈发关注，拳拳报国之心溢于言表。
早在1910年，陈嘉庚便与孙中山先生结识，他深受“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思想的影响，毅然加入了同盟会。
并且在革命一筹莫展之际，慷慨捐献5万银元，帮助孙中山先生解决了燃眉之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民国建立，然而，胜利的果实很快遭到袁世凯窃取，革命理想受到重创。
事后，陈嘉庚痛心疾首，同时开始反思，他认为，革命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在于人民思想落后。
要想改变现状，发展教育、提升人民素质，是当务之急，在他看来，“贤而多财损志，愚而多财益过”。
为了改变福建颓靡的学风，他于1912年携妻子回国，在集美地区培养师资、创办学校，一年内便建立了两所中小学。
不仅如此，1914年开始，陈嘉庚慷慨解囊，资助了福建地区的70余所学校。
为其扩充修建图书馆、体育场、科学馆等重要场所，大幅提升了福建地区的教育水平。
1919年，陈嘉庚更是将新加坡的生意全权交给弟弟打理，自己则回到国内兴办教育。
出发前，他曾对弟弟诚恳地说道，不管日后企业有多少盈利，必须全部用于祖国的教育事业，绝不可留为己用。
回国后，他先后创办了118所学校，涵盖了商业、水产、师范等诸多用途。
1921年，陈嘉庚更是带头认捐100万元，并且分12年付款300万，创办了厦门大学，而这，几乎是他的全部身家。
不得不说，筹建学校耗费了陈嘉庚大量时间精力，对他的生意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1934年，橡胶厂遭遇生产危机，命悬一线，汇丰银行曾向陈嘉庚施压，要求他停办学校，否则贷款不予审批。
没想到，陈嘉庚拍桌而起：“企业可以停盘，学校绝不能停办”。
最终，陈嘉庚果然将企业关停，为了筹措学校的经费，他甚至将赠予长子的三座大厦收回，以低价卖出，这才让厦门大学得以继续运行。
恐怕有人会说，陈嘉庚如此痴迷办学，连家族企业都不管不顾，有沽名钓誉之嫌，但事实并非如此。
1924年，陈嘉庚年满不惑，时任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发动师生捐款，打算集资在校内修建“介眉亭”，用来给陈嘉庚贺寿。
然而，陈嘉庚得知此事后却怒不可遏，当即将叶渊叫来，狠狠批评了一顿。
在他看来，教育发展事大，个人声誉事小，绝不能本末倒置，陈嘉庚先生淡泊名利、大公无私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修建学校，陈嘉庚对国家兴亡也自感责任深重。
尤其是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陈嘉庚便四处奔波，为抗日事业筹款。
在他的带头认捐下，南侨总会一举筹集了30亿抗日资金，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国民政府的抗日经费，不过18亿元。
而为了推动抗日事业，1940年，陈嘉庚更是冒着生命危险，从新加坡奔赴重庆，打算好好与蒋介石好好磋商。
然而，此行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3月中旬，陈嘉庚抵达重庆，当晚便受到了国民政府的隆重接待，据他估计，晚宴的花费至少在10万元以上。
见状，陈嘉庚痛心疾首，他早就听闻国民政府贪图享乐、腐败横行，没想到竟然如此明目张胆。
前线战士时常连饭都吃不上，连子弹都供应不及，后方竟然大吃大喝，比起和平年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令陈嘉庚有些垂头丧气。
他开始怀疑，自己筹集的抗日资金，到底是用来抵抗日军的，还是供应国民党高层奢靡生活的。
当晚，他拒绝下榻政府安排的宾馆，而是要来一张行军床，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用实际行动无声抗议国民党的腐败行为。
一周后，陈嘉庚见到了蒋介石，在蒋介石面前，陈嘉庚不留情面地指出了国民党的严重问题，并且呼吁开源节流，将资源向抗日前线倾斜。
然而，蒋介石对抗日同样消极，他不爱谈论与日军的作战状况，反倒将“攘外必先安内”等陈词滥调挂在嘴边。
直到这一刻，陈嘉庚终于心灰意冷，他明白，指望国民党救国已是妄想，必须得转变思路。
于是，他想起了另一个革命圣地——延安。
国民党报刊对共产党的抹黑从未停止，但陈嘉庚却不再信任蒋介石的宣传，与蒋介石会面的第二天，他便收拾行李，向延安进发。
途中，蒋介石还多次致电，试图阻止陈嘉庚的延安之行，可蒋介石越劝，陈嘉庚的想法便越坚定。
经过长途跋涉，他终于在4月底来到了心驰神往的延安。
延安平常的生活图景便给陈嘉庚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重庆，他见到的百姓都低眉顺目的。
毕竟，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日军的不停“扫荡”，都让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但延安的百姓却各个面露笑容，虽然他们穿着简朴，体型也比较瘦弱，但脸上的神情却无时无刻不在透露，他们过得十分幸福。
见到毛主席后，陈嘉庚的想法更是得到了彻底的改观。
没有铺张的场面，毛主席身着布衣、脚踏草鞋便走了出来，当天的晚餐，是简朴的三菜一汤。
其中两个素菜，是毛主席亲自种的，而唯一的鸡肉，由当地大娘送来，平日里根本就吃不上。
经过这番见识，陈嘉庚对共产党推崇备至，回到新加坡后，更是经常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就这样，陈嘉庚变卖了大量资产，用来援助八路军抗日，他在公开讲话中指出“敌未出国前言和即为汉奸”。
戳穿了很多国民党将领的真面目，并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日后援会”，进一步资助共产党抗日。
为了感谢陈嘉庚的卓越贡献，毛主席于1940年送上亲笔题词“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还特意邀请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便回到了国内定居，作为一个大企业家，他的住所却十分简陋。
房屋窄小、家具破旧，甚至连蚊帐上都布满了补丁，陈嘉庚艰苦朴素的性格，由此流传开来。
事实上，自从筹办学校以来，陈嘉庚对自己的要求一直十分苛刻。
1921年，厦门大学建立，为了筹措经费，他将自己每月的花费控制在2元，吃的是大米粥，穿的是粗布衣服，毫无富商的架子。
回国后，陈嘉庚放弃了新加坡的很多产业，而他的个人生活也愈发简朴。
当时，国家为陈嘉庚定下了3级行政工资，但他却舍不得花，叮嘱炊事员每天的伙食费不得超过五角。
炊事员认为这样的标准不符合他的身份，但陈嘉庚却反驳道，“每月的饮食花费，农民6元，工人8元，我能有15元，已经很不错了”。
外出时，陈嘉庚更加节约，为了不让接待处铺张浪费，他不管去哪里，都提前熬好米粥，装进一个大保温桶里。
抵达后第一时间找到石桌进食，避免给对方造成负担。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面对大领导的来访，陈嘉庚仍旧不改简朴本色。
1951年3月18日，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抵达福建集美，到陈嘉庚府上拜访，为了迎接陈毅，炊事员买了一斤糖果招待。
没想到，陈毅离开后，陈嘉庚却找到了炊事员，对他一顿批评，“首长不像小孩子好糖，一个接一个吃个不停，最多尝两颗，买二角钱就足够了”。
陈嘉庚为办学耗尽身家，却连一斤糖果都舍不得买，这件事很快传遍海内外，成为一段佳话。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因病在北京去世。
葬礼上，周总理和朱老总亲自为他牵引灵车，而毛主席闻讯，也不禁泪如雨下。
临终前，陈嘉庚曾留下三个遗愿：一，将自己的遗体运回故乡；二，让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一直办下去；三，收复台湾，实现祖国统一。
在周总理的帮助下，陈嘉庚的前两个心愿已经顺利实现，如今，随着祖国越来越强大，他的第三个愿望，也一定能够完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国为民奉献一生的陈嘉庚先生，值得我们永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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