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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变节损失有多大?并非只是出卖同志,造成我方秘密联系点破坏及人员伤亡,而且还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造成重大损失。
红军为何长征?
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堵截和包围太严重,红军本来粉碎老蒋的5次“围剿”,但在反“围剿”中,有些人瞎指挥,特别是博古对那个苏联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偏听偏信,当成军事专家,致使很多红军将士无辜牺牲。
有人会说了,如果没有李德这个“苏联军事顾问”,红军是不是损失减少?
的确有这个可能?那么李德是怎么成为红军的军事顾问的?此事说来话长,用金一南的话讲:弄清此人身份,我们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
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也就相当于情报联络人)在新加坡被英国警察逮捕。当时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警察管理新加坡。在审讯中,英国警察发现,约瑟夫向马来西亚共产党人转交的经费,竟然来自上海,而且约瑟夫带的文件里,还写有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
得到这一信息后,英国迅速发电报给上海的公共租界警察部门,让他们调查。上海公共租界警察部门查实约瑟夫所说的两处地点。
其中一处是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房主叫诺伦斯·鲁格,中文名叫牛兰,女主人叫格特鲁德·鲁格,夫妻二人都有比利时和瑞士护照。
第二个地点是上海南京路49号30室,该地点是泛太平洋产业驻上海办事处地址,主人依然是牛兰。
两处地点查实后,牛兰夫妇就被上海租界的警察部门逮捕。
事发突然,牛兰夫妇所有秘密资料都未能转移,全部被租界扣押。
这件事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牛兰夫妇案”。
为什么要说牛兰夫妇呢?
因为没有牛兰夫妇被捕,李德就不可能来中国。我们再接着聊牛兰夫妇二人的事。
牛兰夫妇二人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高级间谍,两人情报特工能力很强,而且在上海有很多邮箱,随时会因工作情况而用不同的邮箱,也随时转换地点。
由于牛兰夫妇受到苏联共产国际的高级训练,两人无论是信仰还是纪律及工作能力都很强。
上海租界调查来调查去,没有查到牛兰的真实身份。后来他们从牛兰一家的语言中想找到苏联痕迹,反正只要证实牛兰夫妇是苏联人,就坐实了罪名。但没想到牛兰夫妇一家,包括他们4岁的儿子,都说一口地道的德语。
无论租界以后来的国民党办案部门,只知道牛兰夫妇是为共产国际服务的,但他们真实姓名等情况,几十年也没弄明白。
一直到苏联解体,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大量秘密档案被公布,牛兰夫妇的儿子,当时已经70岁的吉米,才首次公布了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
牛兰夫妇的真名叫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894年生于乌克兰的工人家庭,10岁时,父母双亡,牛兰在基辅一个商业学校毕业后,就参加了一战,因为作战勇敢,后来进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
1917年,牛兰参加革命,并成为布尔什维克,担任过“芬兰团”政委,十月革命时,曾率军攻进冬宫。
1918年,牛兰进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也就是克格勃前身,当时叫“肃反委员会”。经常到欧洲各国执行任务,后来牛兰在法国被捕,被判两年,1924年,牛兰被释放后回到苏联,进入共产国际联络部工作,主要充当苏联与奥、德、意等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选人到中国,认为牛兰很合适,就是1927年,共产国际派牛兰到上海,负责中国联络站工作。
牛兰夫人名叫达右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1891年出生于圣彼得堡贵族家庭,家境好,上的是贵族学校,毕业后当老师,而且爱好广泛。牛兰夫人有一个能力无人能比,她对语言很有悟性,她对英、法、德、意四国语言很精通,而且还研究过土耳其、格鲁吉亚语言。
1917年十月革命时,牛兰夫人加入布尔什维克,他受共产国际之命,曾到土耳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工作,1925年,她在维也纳认识了牛兰,两人相恋结婚。为了支持丈夫工作,1930年,牛兰夫人带着儿了到上海。
不得不说,牛兰夫妇两人在共产国际受过严格训练,工作经验很丰富。两人在上海能处理各种不同问题。
牛兰夫妇在上海的任务主要有三个:
一是以租界里的身份,传递共产国际及其他部门与中国共产党及亚洲各国的信件、电报及邮件。
二是帮助到苏联学习开会等亚洲各国共产党人办理相关的手续。
三是接受共产国际转来的钱,并发给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资助他们开展革命运动。
牛兰夫妇实际上就是苏联与亚洲各国的一个中转站,事务多,没有一定经验,很难成功。正是因为牛兰夫妇在很多国家工作过,有多个国家护照、邮箱及电报号,光住所就10多处,他们还频繁地更换联络点。
牛兰夫妇在上海,从不与我党地下工作者直接见面。也不与苏联总参谋部派到上海的特工人员联系。所以牛兰夫妇在上海时给人印象就是来自欧洲的大商人。
牛兰在上海弄了3家贸易公司,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公司叫“大都会贸易公司”,有充足的资金,经常往来中国与欧洲的贸易。
牛兰夫妇在上海滩的信用好,而且有钱,没人知道他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特工。
如果不是远在新加坡的约瑟夫被捕,还有约瑟夫记下上海的电报号和邮箱号,牛兰夫妇不会暴露。做特工很忌讳用笔记一些特殊联络方式,而约瑟夫就犯这个毛病,也说明他不是个成熟的特工。
牛兰夫妇被捕后,共产国际的信件传递、资金转运、人员通道就被切断了。
共产国际还有一套严重保密措施,本来可以让牛兰夫妇被救。当时即使他们的通信密码、资金账本被租界警察拿走后,也查不到牛兰夫妇的身份。只要查不到真实身份,租界也拿牛兰夫妇没办法。
因为上海那时,形形色色的人都有,特别是租界的人。租界也查不到牛兰夫妇到底为谁工作,也不知道他们真实底细。当时租界警察部门就认为,查不到证据,就只能放人。
但此时有一个人物出现了,他就是顾顺章。由于顾顺章当时叛变,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
顾顺章曾用名张华、黎明,江苏宝山人。此人原来在上海南洋的兄弟烟草公司当工人。曾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当过纠察队的副总指挥。
也有人说顾顺章就是上海滩的一个小混混,会魔术表演,而且很机灵,在上海玩得转。1926年,他与陈赓等人被派到苏联学习特科,据说掌握了化妆术。
1927年,八七会议时,被选为临时中央委员,六大后成为中委成员。1928年,组织上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当时我党隐蔽战线的最高组织。特委有3名成员,时任ZSJ的向忠发、周公、顾顺章。
顾顺章是如何叛变的?
顾顺章自从地位提高后,而且经常游走在社会中,所以他早就被上海滩的灯红酒绿所迷惑,而且在外面养女人,经常干些嫖赌的事。组织上准备把他调离特科,所以顾顺章已经得到消息,因此他对组织心生不满。
有人会问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小混混也进入我党高层呢?
在革命年代,考察得并不是很细,也没时间去考察。有些人是为了投机参加革命的,本身隐藏很深。
1931年,组织上决定让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工作。护送完后,顾顺章并没有回到上海,而是在汉口逗留,他竟然跑到游艺场,化名“化广奇”,表演魔术挣钱。
1931年4月24日,在一次表演中,顾顺章曾经的下属,后来叛变投敌的尤崇新到游乐场玩,突然发现了顾顺章在表演,于是顾顺章被捕,他身上携带的重要文件也被发现,顾顺章随即叛变。而且顾顺章身上还装了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见顾顺章早就有叛变投敌之心。
顾顺章叛变后,我党中枢面临严重危险。第二天,时任中统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我党地下工作者),立即从南京到上海向周公报告了此事。
周公随即部署中央机关转移,聂荣臻元帅当时也在上海,他后来回忆:“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当国民党特务人员到秘密接头点搜查时,没有抓到一个人。
顾顺章叛变后,钱壮飞身份也暴露,不得已到苏区工作,后来参加长征,1935年,他在执行任务时失踪,后被确认牺牲。钱壮飞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龙潭三杰”,如果不牺牲,必将在我国隐蔽战线做出更大贡献。可惜了!
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央战略大转移,周恩来也于1931年12月上旬到中央苏区。
顾顺章叛变还导致我党一名重要领导成员恽代英牺牲。1930年4月,恽代英在租界被捕,当时他化名,而且抓破脸,没有暴露身份。周公指挥特科进行营救,并疏通了各种关系。但此时顾顺章指认了恽代英。
那么顾顺章与牛兰夫妇什么关系?
顾顺章还指认了牛兰夫妇。顾顺章只知道牛兰夫妇,并没有直接接触过。1931年,共产国际派两名军事人员到上海,准备到苏区做军事顾问,牛兰夫妇就让两人化装成传教士,让顾顺章护送到瑞金。
但护送没有成功,两名苏联人回到上海后,牛兰夫妇就迅速买好船票让两人离开中国回国。
顾顺章参与过此事,于是就向中统透露了这件事。但由于他不认识牛兰夫妇,只记得一个叫“牛轧糖”的德国人开了一个“洋人俱乐部”。顾顺章所说“牛轧糖”与德语牛兰发音相似。南京这边人突然兴奋了,迅速对租界说德语人进行排查,于是就查到牛兰夫妇。
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南京。中统的人以为抓到牛兰夫妇就如抓到“大鱼”,认为从他们身上能挖到很多秘密。但他们怎么没想到,依然一无所获。
从牛兰夫妇被抓捕来看,能看出他们特工经验太丰富了,而且十分谨慎,如果他们直接与顾顺章见面,可能这次要彻底暴露,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做特工的人很难做到牛兰夫妇的谨慎。
共产国际对牛兰夫妇的被捕很重视,随即展开了营救工作。当时营救任务给了苏军参谋部在上海的工作站,该站负责人就是有名的特工佐尔格。
佐尔格出生于高加索的巴库,他也擅长说德语。因为其父是在巴库油田工作的德国技师,母校是俄国人,3岁时随父母到德国柏林生活。
佐尔格也参加过一战,也曾进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此前我在文章中介绍过佐尔格。
虽然佐尔格与牛兰夫妇都在上海工作,但三人从不联系。因为两人来自不同的组织,按照情报工作规定也不会联系。所以牛兰夫妇被捕后,佐尔格依然能在租界活动,没人怀疑他。因为佐尔格的身份是德国法兰克福报驻上海的记者,主要研究农业问题。
佐尔格在上海任务是收集日本情报。那为什么佐尔格不去日本搜集情报,在上海干什么?
这就是高级间谍人员所具有的能力,佐尔格选定上海作为进入日本的跳板,不会引起日本的怀疑。且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有很多外国人在这里,包括日本人。他在上海建立的工作站,写一些农业知识的文字没人注意。而且佐尔格在上海也发展了两名日本人,为他后来到日本奠定了基础。
接到营救牛兰夫妇的营救任务后,佐尔格就全身心投入此项工作。作为特工人员,他知道危险性很大。中央也派潘汉年协助佐尔格营救牛兰夫妇。而上海的英、法、日的巡捕也盯上了佐尔格,对其进行跟踪,但佐尔格很镇定,一边写着农业类文字,一边与潘汉年制定营救计划。
当时营救计划有两条,一条是公开的,就是让宋庆龄、斯诺、史沫特莱等有名的人物出面,呼吁南京方面放人。一条是秘密营救,就是通过贿赂有关办案人员。
但贿赂需要钱,于是佐尔格请求苏联派人送两万美金到上海,用于疏通各种关节。
苏军参谋部立即进行选人送钱,当时苏联方面选两个人,分两条路线送钱。其中一条发生意外,另外一条也能成功。
苏联选的两名送款员,都是德共成员。其中一人叫赫尔曼·西伯勒尔,另一人叫奥托·布劳恩。这就是后来的李德。
那么李德又如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呢?
苏联派来的两名送款员,分别从西北和远东两条路线到上海,他们都顺利完成送款任务,其中西伯勒尔送款后返回苏联,而李德却没有返回。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机关受到破坏,当时的中央负责人是王明,他于1931年10月去了苏联,上海的改为“临时中央”,谁来当负责人呢?
中央负责人开会,王明提议让博古负责。当时博古只有24岁,他二话没说就接过负责人担子。
由于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以及共产国际发的指示,都要通过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所以博古经常到远东局。博古与佐尔格等人来往很密切。
李德送完款后,他与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是老相识。所以老友相见必然要叙旧,因此李德没有立即回国。
而博古与李德当时在莫斯科也认识,这次在上海相见,博古很高兴。此时我党的任务是开展武装斗争,而博古不懂军事,他急需要一名懂军事、会指挥人员当助手。此时李德出现,博古就让他留下来。于是李德历史便展开了。
捋了一下这段历史,有很多假如出现:如果新加坡的联络员不记载邮箱号,牛兰夫妇不会被发现。而即使被发现,以牛兰夫妇的能力也会被放出。但恰恰此时出了叛徒顾顺章,让牛兰夫妇被转到南京关押。正是此时,苏联展开了营救工作,李德又登场了成为送款员,随后又成为红军的军事顾问,给红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地点:上海,叛徒:顾顺章,营救:牛兰夫妇,李德出现,这一系列变化影响中国革命进程。历史虽然没有如果,但有巧合。有时很多如果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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