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网络
文|杜衡记
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以领导全国隐蔽战线的工作。
特委有三名主要领导人，一是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二是周恩来，三是顾顺章。周恩来是特委的实际负责人，顾顺章担任他的助手，同时兼任行动科科长。这场叛变的后果之严重，可以用“中共历史之最”来形容。这些严重后果包括有电视剧《光荣与梦想》
回顾这段历史，不得不让人感到心惊。当时顾顺章已经意识到南京政府内部有中共地下党，所以叮嘱武汉方面不要给南京发电报。但因为邀功心切，武汉方面还是发出了电报，而接到电报的，又恰恰是钱壮飞。如果没有这些“运气”，中国革命很有可能损失掉一位未来的总理、一位元帅、一位大将、一位上将，后果不堪设想。除了这些直接的严重后果，顾顺章叛变还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其影响之深远，甚至“波及”到了3年后的红军长征。
顾顺章的叛变，就像蝴蝶扇动的翅膀，在那段势力纷乱的历史时空里，振荡成诡谲莫测的波纹，托升起一个个历史人物，书写出让小说家都叹服的精彩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从顾顺章叛变到红军长征的故事。牛兰夫妇，也和恽代英一样，在狱中遭到了顾顺章的指认。
牛兰，是乌克兰人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的中文名，他的夫人也不是中国人，出生于圣彼得堡。两人都是苏共成员，1927年被共产国际委派到上海，负责中国联络站的工作。1931年6月，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因为他违规保留了中国联络站在上海的邮政信箱，所以上海租界警务处在接到新加坡英警的通知后，很快就顺藤摸瓜，逮捕了牛兰夫妇。但好在牛兰夫妇之前的行为十分谨慎，一直尽量避免和中共地下党直接接触，所以租界警方始终无法确认他们的真正身份。
这时的顾顺章，已经叛变两个月，成为了中统特务。虽然他也没有直接接触过牛兰夫妇，但作为曾经的中共特委高层领导，还是能提供出一些间接证据，对牛兰夫妇进行了指认。于是，牛兰夫妇被从上海租界“引渡”到了南京政府。佐尔格是著名的苏联间谍，曾在日本获取了德国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并发报通知了莫斯科，因此而被称为苏联的“间谍之王”。1944年牺牲于东京。
当时苏联设立在上海的中国机构，除了共产国际，还有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而佐尔格就是后者的负责人。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南京后，苏联方面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决定全力进行营救。这个任务交给了佐尔格，而中共也派出了特委情报科长潘汉年进行协助。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佐尔格决定采取“文救”的方式，也就是花钱打通关节，然后高价聘请律师进行辩护。苏军总参谋部很快通过了佐尔格的申请，并马上派人向上海送款。
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东北地区已经被日本人所控制，而从莫斯科前往上海，又必须穿过中国东北。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总参谋部同时派出了两名送款员，各自携带了两万美金。最后，两人都顺利到达了上海。其中有一位叫奥托.布劳恩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共产国际派给中国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从“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上海”的“送款员”，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红军”的“军事顾问”，这种魔幻般的情节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李德的身份长期以来都是个谜，直到上世纪末苏联解体，大量秘密档案被公开后，一切才渐渐明朗。如前所述，顾顺章叛变导致了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抓，而成为代理总书记的，是王明。
但那时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工作已很难开展，所以王明在10月份离开了上海，前往莫斯科。离开前，在王明的提议下，担任临时总书记的，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博古。顾顺章的叛变，就这样一环环传递，把博古“送”上了临时总书记的位子。而顾顺章对牛兰夫妇的指认，又把李德带来了上海，“送”到了博古的面前。巧的是，两人在莫斯科就认识了。博古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时候，李德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生。更巧的是，博古这位年仅24岁的总书记，正在为自己缺乏军事斗争的经验而发愁，“老天”就把一位“军事专家”（军校毕业生）送到了他的面前。完成送款任务的李德，因此也并没有像另一位送款员那样马上返回苏联，而是留在了上海，和博古整整相处了一年。1933年，上海的生存环境愈发恶劣，中共临时中央也最终待不下去了。博古在这一年春天前往了瑞金中央苏区。
在动身前，博古希望能带李德一同前往。但博古面临一个障碍：中共归共产国际领导，而李德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去中共苏区工作属于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博古希望共产国际能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也就是，通过共产国际给李德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意思就是，李德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而只是中共自己选定的顾问，并且，这个顾问受支配于中共，还没有指示权，也就是只有建议权。博古没有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他想要的，但李德的存在，以及李德去中央苏区这件事，至少变得“名正言顺”了。“从别人那里得不到，那就自己创造吧！”这大概是博古当时的内心独白。在中央苏区的欢迎会上，博古宣布说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这位临时总书记是个矛盾体，位高却年轻，政治上不成熟但行动上又很大胆，总之，一切源于他的不自信，急需一个“军事专家”来为自己“撑腰”。相比于前四次的成功，这一次失败的原因，可以从敌、我两方面来总结。敌人方面，首先就是蒋介石几乎是倾全国之兵，人数达到了百万。而之前四次“围剿”的投入兵力先后是：10万、20万、30万、50万。其次就是准备充分。上一篇文章《从《大决战》理清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介绍过，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在庐山开办了军官训练团，由陈诚任团长，专门训练第五次“围剿”排以上的军官。事实证明，训练是有效的，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的战斗力、执行力，特别是配合度，都有明显的提升。最后就是战术得当。这次，蒋介石终于变得有耐心了，或者说，真正开始重视红军了。所以采取了稳扎稳打的碉堡策略。用绵密的碉堡群，对中央苏区构筑封锁线，并逐步推进。而最早提出这个策略的人，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班同学：滇军将领金汉鼎。红军方面，却出现了战略失误，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了红军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和敌人阵地对阵地，碉堡对碉堡的展开决战，并实施“短促突击”战术。这种打法，就是李德认为的，“正规”战争和“现代”战争的打法。结果就是拿红军的生力军和敌人硬碰硬，伤亡惨重。电视剧《光荣与梦想》中，彭德怀骂出了那句经典的“崽卖爷田”，实在是再贴切不过。毛泽东和刘伯承，是最先被李德和博古排挤的两位。因为，毛泽东坚持的是运动战和游击战，而刘伯承，同样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李德讲的“现代”战争唬不住他。李德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长征，但他的“太上皇”生涯也断送于长征。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正式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顾顺章的叛变，间接引发了李德的“出现”和博古的“上位”，以及二人在中央苏区的一言堂，进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1934年6月，就在长征开始前的四个月，中共上海局被破坏，负责人先后叛变，电台被查抄，导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从此中断。诺大一个，拥有30万党员和30万红军的中国共产党，仅因为一处电台被破坏，就彻底与上级组织失联，不得不说，顾顺章对中共地下党的破坏，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影响深远。但当时谁又能想得到，影响更深远的，是红军的整个长征，都因此而变得格外的“耳根清静”。包括遵义会议在内的，每一次中共和红军的重大决策，都纯粹地来自于了中国革命者们自己的集体共识。而这两万五千里的艰难跋涉，迈向的正是中国革命的一次“华丽转身”。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也会遇到孤立无援的时刻，没有援助，没有依靠，无人给你指导和建议。你可以选择垂头丧气，心怀恐惧。也可以想想长征，虽然没有援助，但你也因此而不受制于谁；虽然没有依靠，但你可能从此成长为别人的依靠；虽然无人给你指导，但你正可以自由地走自己想走的路，说不定，那才是最适合你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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