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3日夜，黄维召集十二兵团高级将领开会。当时，兵团副司令胡琏由于未能如愿当上司令，所以一气之下称病告假；另一个副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是何应钦体系的人，与“土木系”的黄维也不是一条心，他对任何事情都不大表态；兵团参谋长肖锐已经发现部队在蒋介石的胡乱干涉指挥下进入了危局，也请了病假，跑到上海去了。
黄维召集这次会议，是因为解放军陈赓部在当晚放弃了南坪集阵地。黄维对陈赓这个老同学的能力是极为认可的，他也自认行军打仗是不如陈赓的。所以，在陈赓主动放弃阵地后，黄维心中有很不好的感觉，因此召集兵团的主要将领开会。
在会上，兵团副司令官吴绍周并不表态，副司令胡琏和参谋长肖锐又不在。在场的人中，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成了最有发言权的人。
杨伯涛虽然一直对黄维当兵团司令耿耿于怀，为老军长胡琏抱不平，黄维上任后，他也装病躲了十几天，但是在这决定兵团的生死关头，他还是认真分析并陈述了比较合理的看法，他说：“从最近的战局发展看，共军的两支野战军已经会合在一起，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很明显共军是要在此组织大规模的决战。共军前一阶段在涡河、浍河的作战应当是有意识地诱我兵团深入，现在两翼都发现了共军的部队，我兵团事实上已经落入了口袋阵之中，冒险东进本来就很危险，到了蒙城之后继续前进更是自投罗网。”
黄维听了后，沉思了一下，说：“共军刘、邓所部，撑死十几万人，和我十二兵团兵力相当，恐怕没有这么大的胃口吧？”
杨伯涛说：“共军擅长运动战，包围战，我建议必须立即停止向宿县的进攻，否则将愈陷愈深，因为共军的口袋很可能就在这个方向。现在要向后退往蒙城也已经不可能，因为共军已经在后面占领了蒙城，而且构筑大量工事，截断了退路。我认为，目前只有一个路线，那就是向东南方向位于津浦路上的固镇转移，争取能与李延年兵团会合，争取得到蚌埠方面的后勤支持，再说如何打通津浦线。如果能和李延年合兵一处，那么就安全了。”
杨伯涛的这番话，让黄维感到心惊，他难得的不再犹豫不决，当即下令凡是已经渡过浍河的部队全部迅速撤回南岸，十二兵团全部向双堆集地区集结。
为求稳妥，黄维命令覃道善的第十军掩护十八军，吴绍周的八十五军掩护第十军，熊绶春的十四军掩护兵团司令部，依次撤退。
由于十八军和第十军已经和解放军交上火了，黄维便命令还未曾与解放军接战的第十四军和八十五军来掩护十八军和第十军，这样四个军都得打，都与解放军胶着在一起。
但是，黄维的撤退命令还是下的太晚了，中原野战军在浍河北岸的四纵和九纵回过头来对黄维兵团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攻，并渡过浍河，以排山倒海之势压了回来。从浍河两岸又突然出现了大量的解放军主力部队，将黄维兵团打得七零八落，在一片混乱中，十八军的四十九师被全歼，十四军也伤亡惨重。
黄维花了一天一夜才让各部队恢复了联系，逐渐撤退到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忠义集、王朱庄、马家楼地区，稳住了阵脚。11月23日深夜，黄维兵团开始向固镇方向转进，撤到双堆集地区集结。
11月25日清晨，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宿县西南以双堆集为中心、纵横不到8公里的狭小地区内。
在解放军对黄维兵团进行包围的关键时刻，黄维兵团八十五军的110师在师长、地下党员廖运周的领导下也发动了起义。
26日下午，黄维召集将领开会，说：“我想乘共军立足未稳，打个措手不及。决定挑选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
廖运周当即站起来说：“我110师请求打头阵，愿当开路先锋，我请求立即回去准备行动。”黄维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当即敲定了突围事宜。
11月27日早晨，廖运周率领110师师部及二个团（缺328团）5000余人排着四路纵队行军，按照中野六纵指定的路线，从中野六纵的十六师和十七师的阵地之间（六纵事先在起义部队要经过的道路旁摆上了指示方向的高粱秆）向前开进。
廖运周率领的队伍从双堆集附近的周庄出发，在其他国民党军队的眼中，他们是在执行突围任务，廖运周掌握的报话机也在不断地向黄维报告突围的进展情况。可是，当两个小时过后，起义部队全部通过了解放军的阵地后，阵地上的口子重新封了起来，并对跟在后面的十八军予以迎头痛击。
廖运周率部在最关键的时刻起义，打乱了黄维兵团突围的企图，为中野全歼黄维兵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黄维兵团被包围之后，对下一步行动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虽然廖运周的起义让突围的计划失败，但是，有鉴于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在几天前（11月22日）已经在碾庄的包围圈中全军覆没，杨伯涛主张无论如何也要拼死突围，否则黄维兵团即将成为第二个黄百韬兵团。
杨伯涛建议再次集中兵力突围，他表示愿率领十八军剩下的两个师打前锋，冲向蚌埠。黄维也同意杨伯涛的方案，但是就在这时，蒋介石的命令来了，命令十二兵团不准转移，就地固守。向来听话的黄维只得无条件执行，十二兵团的覆灭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