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这一群体，自其诞生之始便因为依附于皇权，有宦官专权、擅权枉法之举，而被人所诟病，更因为生理上的残缺，也自然与正人君子这样一个称谓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我们能够举出赵高、童贯、魏忠贤、王振、刘瑾这些为祸朝堂的太监之时，有一个太监却成为其中的“个例”，被欧阳修等一众后人尊为正人君子。
他便是太监张居翰。生在唐朝末年的他，在唐懿宗初年被掖廷令张从玫收养，而也藉由此走上了仕途。当时天下大乱，唐王室衰微，在外藩镇割据局面严重，在内宦官专权更是频发。但是虽然身为太监，他却办事认真，更是不曾有僭越之举。而且还在监军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之时与他结下了友好的关系，这也为朱温、崔胤诛杀宦官时保全自己的性命打下了基础。
唐朝末年，朝政逐渐为朱温所控制。而此时的朱温也不断的南征北战，906年时便将目标直指刘仁恭，面对势大的朱温，刘仁恭屡战屡败，这时正是张居翰前往朱温死敌李克用处求救，刘仁恭才得以保全。
双方合攻之下，李克用取得了潞州之战的胜利。而当时正值乱世，颇具才华的张居翰也被李克用留为己用。他遂成为李克用的心腹爱将，此后他又得以辅佐李克用之子李存勖。
923年，李存勖灭梁称帝，虽然在军事上李存勖可以称得上是五代十国中最为骁勇的一档，但在治国上，他却缺少必要的政治智慧，不仅仅宠信伶人，还纵容刘皇后干权，而在骄奢淫逸，只知享乐之下，此时的张居翰虽然也被委任为枢密使，但军事大权遂为郭崇韬所揽。
而此后唐庄宗下令太子李继岌、枢密使郭崇韬征讨占据四川等地的后蜀。面对后唐的大军，蜀王王衍之兄王宗弼暗中投诚，这也让后唐灭蜀变得轻而易举。
面对郭崇韬的大军，在连战连败之下，蜀王王衍不得不上表乞降。而等李继岌进入成都之时，王衍更是卑微至极，衔壁牵羊，以草绳系颈，迎降道左，尽显投诚之心。 唐庄宗自然也是大喜至极，并下诏将王衍召往洛阳，可就在王衍行之半途之时，因为为政上的不得人心，在魏博地区则发生了兵士哗变。
唐庄宗李存勖大怒至极，遂派兵前往平叛。但是因为太子李继岌尚未返回洛阳，只得起用李嗣源前往，可就在李嗣源到达魏博之后，不仅仅未能将其平定，反而还在石敬瑭的建议之下果断反戈一击。
局势危殆之下，唐庄宗必须对刚刚归降的王衍做出抉择。于是一道圣旨便自洛阳而来，其上书曰："王衍一行，并宜杀戮。"意思十分明确，庄宗要将王衍一行，一千多人尽皆杀害。
而此时的张居翰，面对这样一封赶尽杀绝的诏书，他觉得唐庄宗此举，不合天理，蜀王既然都已经投降，再做如此处置，显然是有悖人情的。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少有人敢做的决定——篡改诏书。他将诏书贴在柱子之上，将诏书之中的“行”改为“家”，诏书也便成了"王衍一家，并宜杀戮"。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举措，救下了后蜀的百官、以及王衍的奴仆一千多人的生命。
而“篡改诏书”这样一个罪同谋反的大罪，却也随着李存勖在兴教门之乱的被杀，明君李嗣源的上位而没有被追究责任，张居翰也得以安享晚年。
而对于张居翰这样一位敢于仗义执言的太监， 《旧五代史》作者薛居正称赞他“居翰改一字于诏书，救千人之滥死，可不谓之仁人矣乎!”就连在评定五代人物之中，最为严苛的欧阳修也称赞他为“君子之于人也，苟有替焉，无所不取”，俨然乃是正人君子也。
参考资料：《新五代史》，宋，欧阳修
《旧五代史》，宋，薛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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