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浙江倭寇

元明兩代，浙江的海上貿易甚盛，元世祖時，浙江的澉浦、温州、抗州、慶元（卽寧波）皆設有市舶司，（浙江之外尙有上海、泉州、廣州三處）以驗查輸出輸入，而取關稅十分之一，粗者十五分之一。其後更選人赴海外貿易，當時阿拉伯人之由印度南洋而來泉州、杭州等處通商者頗衆。慶元其時且有回教的禮拜堂，阿人居留者，必有相當數字。而元之經營海外，皆自慶元出發。國內漕米，初恃運河，自北平至杭州，有一條貫通四省的大運河，後改海運。當時北平爲全國交通的中心，有大路通浙江的杭州、澉浦等地。明代對海外通商，亦頗注意，其地點在浙者，仍以寧波爲繁盛。明之初年，歐洲以蒙古帖木兒和土耳其人的先後西侵，致與中國通商，一時中斷，直至發見非洲南端的新航線，歐人至東方的貿易，方再恢復。葡人先來，在廣東率先與中國通商，以其在上川島有不法行爲，中國當局所以封港，不准貿易。葡人轉向浙閩沿岸通商，在寧波曾設立商會，且成一小殖民地。嘉靖十二年，葡人因人多勢盛，故態復萌，又常發生掠奪行爲，十三年，特下令誅伐，商人犯者約七八百人，並焚燬葡船三十五艘。二十四年，兩國人又發生衝突，以是葡勢日衰。而倭人通華，依文獻通考四裔考所稱：「按倭人自後漢始通中國。……至六朝及宋，則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及通互市之類，而不自北方。」明代寧波市舶所，掌與日本通商事宜。惟日本叛服不常，每借互市寇掠，所以對日互市，例有種種限制。當日本足利氏一代以至德川氏的初期（元順帝十六年至明神宗末年），日人之來寧波通商的很多，（但同時以倭寇關係寧波以及浙海的通商受很大摧殘）嗣後稍衰。寧波外在浙江者，温州、台州、紹興，亦常有日船來泊，惟多屬以刼掠爲目的的海盜船。 在廣義上講，倭寇可以包括日本的所有今昔軍閥、劇盜，無賴、游民在內。考明代最大的外患，爲北虜與南倭，而受南倭之禍最深的，則爲浙江，前後逾二百年，縱橫沿海都邑，幾半浙江，殺傷兵民無算，以致江南財富，盡被蹂躪，今舊蹟未除，新痕且殷。明代倭寇的來源，有亡命，有武人，有海賈，有流氓，亦有中國失業人民附從在內。其衆狡而無信，悍而狠毒，加以通番奸民，爲其導引，作禍遂烈。而日本政府自元以來，輕視中國，對此種海盜的犯亂，往往加以袒護，甚或其政府自身行動，亦無異於海盜。加之，其國內政出多門，內亂無已，藉隣爲壑，以怨報德，眞是人類歷史上一大汚點。維時中國亦有可乘之隙，陳懋恆列爲武備廢弛，政治黑暗，將士卑劣三點。（詳氏所著明代倭寇考略）而在浙江，又特具有幾種因素：（一）海岸曲折，港灣迴環，便於倭寇的伺隙以動，而不利於我之防範。（二）明太祖卽位，據浙自雄的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誅服，其諸豪亡命，於是糾結島人入寇。其後倭寇的首領許棟、汪直、徐海、毛烈等，皆屬浙邊土著，及其他浙海著名巨盜和治內大姓，皆與潛通，以是發縱指使，若乃駕輕就熟。（三）寧波、紹興，爲日本入貢故道。如嘉靖二年，日本大內義興使者與細川高國使者，因爭貢而致寇變。此皆屬浙江一隅特殊的原由。考明代倭寇浙江，可以分爲前後二期。前期可以溯自元代，至明嘉靖初年，後期則自嘉靖初年，至於明末。茲分別略述如下：（一）前期——元征日本後十餘年，倭寇初掠山東沿海。元史載大德元年，（西元一二九七年）置定海千戶所，以防歲至倭船。又寧波府志載至大二年，（一三〇八）倭人與官軍在慶元路大衝突，焚燬郡儀門及天宰寺。當時由倭使倭商，一變而爲倭寇倭盜的情况，可由浦江吳萊論倭一文中見之：「嚮自慶元航海來，艨艟數千，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其重量，公然貿易，卽不滿所欲，燔燒城郭，抄掠居民。」其致變之故，有由市舶官吏需索所致，海鹽圖經有云：「元末，寓公姚桐壽著書，謂近年市舶長吏，巡徼上下，求索百出。每番舶至，衆皆歡呼曰：「丞治廂廩家來矣！」昨年蕃人憤之，至露刀相殺，市舶勾當死者三人，主者隱匿不敢聞。射利無厭，開釁海外，最爲本州大後患。」然終元之世，史無載及倭寇侵浙的事故。（僅元順帝本紀載至正十八年以來倭人連寇瀕海郡縣二十三年寇蓬州守將劉暹擊敗之至是海隅遂安）元亡明興，倭寇侵掠中國沿海，乃自山東而南。侵掠浙江最先的紀載，爲洪武二年（」三六九）三月，掠温、台、明州。（温州中基台州、寧波、永嘉、玉環）三年三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責讓日本，以書抵良懷，良懷遣僧奉表稱臣，送還明台被掠人口七十餘。明廷時見倭寇日烈，三年，應李文忠奏，置浙江七衞。六年，依廖永忠奏，於沿海置重軍。十七年，遣湯和巡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五十九城，遙丁壯五萬餘戍之。總計明代先後於浙江沿海置衞十一，（金鄕、温州、磐石、松門、海門、昌門、定海、觀海、臨山、紹興、海寧）千戶所三十一，〔蒲門（？）壯士、沙團、海安、瑞安、平陽、寧村、蒲岐、磐石後、楚門、隘頑、新河、海門前、健跳、桃渚、爵谿、錢倉、石蒲前、石蒲後、大嵩、霩□、穿山後、舟山中中、舟山中左、龍山、三山、瀝海、三江、澉浦、乍浦。〕沿海巡檢司四十八、塞三十三，關四，產四十四，烽堠二百三十四。溯自洪武二年至七年，倭寇連年掠浙。十四年，胡惟庸謀叛被誅，坐與日本勾結。十九年，絕日本貢，嚴海禁，復着祖訓，列日本於十五不征之國。至永樂三年，始復令其十年一貢，用明勘合爲貿易交通的憑證，並代捕海盜以獻。然終屬表面的暫時的恭順，寇掠不時，邦交常絕。依陳懋恆所錄倭寇之條，自洪武二年至成化二年（一四六六），約百年中，掠浙凡三十四起，約每三年一起。惟猖獗日甚，規模日大，因於永樂十七年，在遼東望海堝爲劉江所痛擊，乃肆毒於東南。以正統四年（一四三四），陷大嵩所、昌國衞，入桃渚之役，爲最慘絕。（二）後期——此期中倭寇變本加厲，肆虐最稱慘重。而嘉靖三十年後的十年中，年年大舉內犯；攻城陷所，燒殺刼掠，極爲殘酷。計自嘉靖二年（一五三三），至萬歷十六年（一五八八），六十餘年中，掠浙六十六起，大抵年月相繼。且前期但在沿海地方，此期則深入內地，攻掠大城如紹興、杭州、永康等地。考其猖獗之故：（一）嘉靖二年，日使爭貢騷擾浙東，明廷於是罷市舶司。以是華商倭人，私行貿易，時而因緣爲利，狼狽爲奸，時而分贓不均，有所短絀，在在足以激盪倭寇的恣肆和擾亂。（二）閩浙大姓，利倭走私，反嫉視嚴海防，絕貿易的官吏，於是排斥循良，益啓倭人釁邊的野心，而無所顧忌。（朱紈於嘉靖二十七年上書有言曰：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羣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今日讀之益深沉痛。）（三）海上巨盜，此時並起，教猱升木，引狼入室。自嘉靖二年至三十年，雖時寇邊，但不十分嚴重，惟自三十年始，猖獗最甚，三十一年，焚燬黃岩，殺掠甚慘，后七日，始出。三十二年，燒掠慈谿，海鹽甚慘，又陷乍浦、澉浦等地。三十三年，三陷嘉善，入崇德，掠嘉興、海鹽、慈谿、平湖、海寧、蕭山、上虞、温州、樂淸、台州、黃岩、仙居、永康、奉化、餘姚、秀水、歸安諸地。三十四年，陷崇德、轉掠塘西、新市、橫塘、雙林、烏鎭、菱湖、諸鎭。杭城十里外，流血成川。是年五月朔，倭突犯嘉興，張經遣參將盧鏜，督保淸兵，援以俞大猷督永順兵，由泖湖出平望，以湯克寬引舟由中路擊之，合戰於王江涇，斬賊首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甚衆，自軍興以來，稱戰功第一。同年，胡宗憲總督浙直，銳意主撫，以計擒陳東、葉麻，殺倭寇黨魁徐海。繼於三十六年，誘殺汪直，其餘黨雖仍剽掠各處，但領導無人，勢已渙散。三十七年，掠錢江南岸沿海各地，先後爲胡宗憲、譚綸、戚繼光、俞大猷所討平。三十八年及四十年，倭寇仍犯上列諸地，又爲胡宗憲、俞大猷、戚繼光所擊敗。倭遂離浙江屯踞之所的定海、金塘等地南行，改以福建的鼓嶼爲根據，刼掠閩粤沿海。自後浙江雖仍偶有寇刼，但以海防嚴厲，不致大亂。明史萬歷十六年有云：「倭犯浙江，然時疆吏懲嘉靖之禍，海防頗飭，賊來輒失利。」誠爲紀實之語。有時城防關係重大，嘉靖末年，浙江府縣有城者四十，嘉靖時築者三十有二，至於砦塞堡隘的增設，爲數更多。又當時造船之地，多在浙江，如杭州磐石等衞皆是。 倭禍浙江殆二百年，掠刼百餘起，縣治被陷者五：黃岩、嘉善、崇德、慈谿、仙居，衞所陷者六：昌國衞，大嵩所、桃渚所、霩□所、臨山所、乍浦所。村鎭被焚刼者，以百計。當時影響國計民生，至爲鉅大。說者謂明室之亡，異族之興，不得不認倭寇之亂爲其重要原因之一。（按今日倭禍亦不得不溯源於此）而江浙更爲國家財賦中心，人文淵藪，遭此荼毒，靡有孑遺，廬舍財帛，人民生命的損失，殆難以數字計，國家地方原氣，到此都盡。綜其對於浙江一省的影響：其（一）民命財富的犧牲慘重——關於這一方面，曾無統計或估計，頗難得其確數。明史汪直傳中有言：「謂汪徐（海）二人，侵擾中國南部者十餘年，流刼濱海郡，延袤數千里，咸遭荼毒，如福淸、黃岩、昌國、臨山、崇德、桐鄕諸城，皆爲攻墜，焚燔廬舍，擄掠女子財帛，以鉅萬計，吏民死鋒鏑塡溝壑者，亦且數十萬計。」於此可見一斑。而小民旣受倭寇之侵凌，復遭不法官吏與無紀客軍的擾害，黃臺之瓜，一摘再摘。以戶口爲言，依雍正浙江通志中所載，爲製下表。（使洪武時浙江戶口與嘉靖時浙江戶口作一對比，如無洪武時記載，則上溯於元代的記載。又元時之路相當於明代之府）。 由上表可見元或明初至於嘉靖間，浙江戶口，有普遍的降落。這當然以元明間的兵燹，和水災旱災時見，爲其重要原因。但百餘年中的倭禍，當亦爲其原因之一。其中衢州、嚴州兩府少被倭禍，故其戶口的降落，似屬比較有限。若杭州、台州則爲被倭禍最厲害的區域，其戶口的降落特甚。則依比例，財富的損失，當尤爲可驚。其（二），衞鄕禦侮精神的喚起——浙江自吳越國與南宋兩世建都以來，文化雖稱昌明，但佞佛輭柔的風習，大見滋長。倭寇初起時，民衆的相驚伯有，以及當時人的議論中，可以見其時居民怯懦的一斑。以是長期的橫遭蹂躪，遂不得不徵調全國各處的著名軍隊，如廣西的狼兵，湖南的土兵，山東、安徽、河南、河北、山西等處的北兵，四川、廣東、福建等處的南方軍或水軍，以爲應變抗倭的主力。然此利之所在，害亦隨之，尤其此屬一時權宜之計，不可以語於長期守土。幸而在此期中，浙人以環境的激刺和磨厲，已能漸變其怯懦之風，而日趨於強梁。浙人抗倭，以處州的坑兵（按卽礦工）最勇，而參加最早，犧牲亦最烈。（郞瑛七修類稿中有云「浙惟處州召募者衆死者幾萬矣」之語）而義烏兵最爲著稱，由於戚繼光的訓練，而成勁旅。明史記載「繼光至浙時，見衞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俗稱慓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又以南方多藪澤，不便馳逐，乃因地形，制鴛鴦陣，長短兵迭用，一切器械，皆精求而更置之。節制詳密，號令嚴明，由是戚家軍名震天下。」於是「遂罷客兵之援浙者。又以之援閩，大小八十餘戰，無不全勝。」（戚繼光祭譚綸文）當時平倭將帥，雖多他省人，然其後則多浙人，如胡守仁、陳大成、翁大立、萬表等，皆抗倭有功。而死烈之士，且不勝枚舉。此中嬗遞轉移之迹，可見於隆慶六年巡撫浙江御史謝廷傑奏議中語：「昔浙嘗苦倭患矣。談戰則股慄，拘之卽戎，妻子相涕泣而別。無何遂以應兵爲奇貨，而天下往往以多稱浙兵。夫浙固無兵，其以有兵名，自勝倭夷始。」我們更可爲之補充的，便是我們若是去考察此時以後所當稱述的浙江民衆反抗異族入主中國的壯烈行逕，更可以了然其抗拒精神的由來，不能不一半歸之於宋明大儒與忠勇之士的倡導，但另一半，卻是在勝倭夷經過中錘鍊而來的結果。

篇名信息:

• 题名1: 明代的浙江倭寇

• 作者: 李絜非

• 文献来源: 东方杂志

• 出版时间: 1945

• 卷期: 41卷 15期

• 页码: 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