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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道光时期常熟地区的漕弊与社会秩序

清代承袭了明代的征漕制度,每年从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八省征收约400万石漕粮,运至北京、通州的粮仓,供京城皇室、官僚、军队食用。漕粮是国家财政收入第二来源,且涉及京师官兵奉饷。为此,清政府设置了大小官员负责漕务,制定了严格漕运制度。受限于时代及体制,漕政弊端丛生。漕务与漕弊相联系,作为一种常态而存在。

漕弊是官员向百姓征收漕粮与办理漕粮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积弊。清代,漕弊与漕务关联,江南最为严重。常熟地处苏州北境,历来漕务繁重。道光时期,常熟地区的漕弊日益加剧,民众负担加重且日渐不公,社会矛盾尖锐,致使农村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本文笔者将就此进行简要分析。

一、道光时期漕弊概况

道光时期存在着许多漕弊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浮收勒折问题,清朝中期以前,民众交漕以米、麦、豆等为主。官员的漕务支出、运丁的运输费用、周转中的漕粮损耗等均需要由百姓来承担。百姓除了交纳漕粮正额外,还需要缴纳耗米、附加税,用于漕运的开支。在实际运作中,浮收被各级官员及地方大户贪污分肥。道光时期,运河漕运衰落,米价波动,自然灾害多,影响了漕粮政派。为了保证京城如期收到漕粮,各地改变征漕方式,将完漕改为折征,即粮户按照要求上交货币以代替实物。

一般而言,官方折价接近粮价。而道光时期,常熟的漕粮征派已经采用折征,地区官府通过勒折致使折价比市价高出几倍。1845年也就是道光中后期,常熟地区的漕米折价为每石7.5-7.6元,而当时的市价仅为每石1.3-1.4元,可见其勒折愈演愈烈,其折价与米价之比高达5.59。后来常熟官府进行漕务改革,使折扣大幅回落。道光初年,江南漕粮本色浮收仅为一石加四五斗,而常熟地区的勒折负担早已超过本色浮收,百姓的交槽负担不断加重。

其次就是大小户问题,“大小户”问题指的是漕粮征收过程中负担极端不均的现象,大户、小户是时人对承担不同赋税水准的两个群体的通称。富豪之家与稍微有势力的人,都称之为大户。与之相对而言的小户就是没有社会背景的一般土地所有者,常熟作为苏州府的属县,文风昌盛,取得科举功名者甚多,大户多为官宦大族或地方生监。但大户通常以买荒或者短价的形式少交漕粮,来欺压小户。

清代时期,受灾地区的官员可以上报朝廷求得缓征以或者减免漕粮的权力。获批之后,州县根据受灾情况,厘定每户荒额。常熟地区荒额的分配不是根据土地受灾情况,而是全凭大小户的身份。但在当时收成较好时,漕书把持勘察、确定灾荒情况的权利,致使税收的缓征、减免权利成为一种商品,大户凭借财力大肆购买荒额,获得短交漕粮的特权。在1838年,常熟地区拥有三成荒额,大户可依此减免漕粮,而小户却依然按照原额交漕。1946年,常熟地区再次获准定灾减赋,大户可少交七至八成的漕粮,而小户只能减漕一成。道光后期,荒额分配倾向于大户,社会不公现象严重。常熟漕政大坏,引发小户奋起抗争。

二、民众的抗漕罢租行动

清代漕赋各地不同,江南最为沉重。常熟地处苏州境内,额定漕粮数目巨大。重赋导致重租,地主苦于赋重而转嫁给佃民,佃民便成为漕弊的最终受害者。

1846年,常熟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抗漕罢租活动。由于常熟地区漕米折价5倍于市价,政府收漕压力巨大。常熟县令辞官请罪之后,新任的县令无分大小户,每石荒注两分,漕价减半。但是昭文县县令却对新漕章置若罔闻,继续按照以前折价征收漕粮,引起了佃民们的不满。二月下旬,小户们进城与常熟县漕书进行理论,同时佃民们沿途号召一起前往官府,弄坏了衙门大堂上的摆设,破坏了漕书的书房。县令害怕影响官运,仅派派少量兵卒前往案发地捉拿人犯,却被乡里佃民击毙两人。官府深知众怒难犯草草了事,于是不再追究。

三个月之后,昭文县再次发生抗租暴动。张市西面一带的农民愤恨地主收租,意欲反抗,散布谣言致使佃民们愤愤不平。他们共同推举了一位领导人,让他带领大家一起发起了抗争行动。众人鸣锣聚众,沿途胁迫佃民服从。据记载,当时游行的人数超过了七八千人。此后,他们分头行动,破坏地主的房屋、财产,劫掠、破坏了多个村庄40余家的住宅、谷仓和商业设施。后来,官兵很快驱散了佃民队伍。

这之后的一个月,镇洋县也发生了抗租事件。县令带兵下乡捉拿人犯,却无功而返。最后官府张榜执行新漕章,不再区分大小户,一律按统一折价征收漕粮。对于这次的事件,只捉拿首犯等人,对随从的佃民们既往不咎。1846年在发生抗漕霸租事件之后,巡抚李星沅命令昭文县地主按照当时漕米市价公平收租,并指示新任县令办漕执行新章。常熟地区的漕弊难以根除,零星的抗租事件时有发生。在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之后,常熟地区的抗租行动重又兴起。乡间收租索债严厉苛刻的业户受到乡民的冲击。1860年,太平军东征苏南,佃民期待太平军的到来。

三、总结

道光时期,常熟地区的漕弊加剧,农民赋税负担日益沉重。管理江南漕运的苏松太道吴煦说:“官民交怨,业佃相仇,抗粮抗租、拒捕殴差之案,层见叠出。”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兴起之后,常熟地区的农民抗租暴动此起彼伏。蠲免、折槽等措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漕弊和抗漕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沈云龙 文海出版社

2.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江苏博物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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