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晚晴名臣，顶头上司是当时的三个最高权威——咸丰、道光、慈禧。在为官的过程中，曾国藩身居要职，应对的事情十分繁杂，如何分心应对上司，让工作顺利开展，这需要十分高超的技巧。 在为官的历程中，曾国藩最大的顾虑就是上级的猜疑，面对上级提出的种种要求，曾国藩都未反驳。有的时候，明知道上司判断出现错误，曾国藩也一一应诺。 在攻打太平军的过程中，咸丰皇帝派曾国藩和胡林翼分兵攻打天京。咸丰八年，曾胡联军将太平军打的溃不成军，直逼天国首府天京。正当湘军准备攻打天京的时候，清政府下令要求曾国藩出兵支援江南大营。 这个命令让曾国藩十分不悦，当时曾国藩已经占据了战争的主动权，占据了天京的上游城市安庆。根据接下来的形式，湘军只要顺江而下，一鼓作气，就能成功。 而清政府让曾国藩舍弃优势，支援本就奄奄一息的江南大营，这违背了战争的规律。同时，在当时的整个形势下，这正是曾国藩军队建立功勋的机会。如果听从清政府的命令，机会就没有了，而且原有的战争结果也会丢失，这是曾国藩不愿看到的。 面对这个局势，直接拒绝显然不行，但官大一级压死人，更何况下命令的是咸丰皇帝。 面对此情此景，曾国藩当时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听从命令，按实际情况落实部署”。明着表示愿意遵守上级命令，未给上级留下不好的印象，但又给自己留下了优化部署的空间，可谓一举两得。 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最终立下头功，可谓功高震主。在封建王朝中，曾国藩汉族大臣的身份非常尴尬。湘军的战斗力越是勇猛，朝廷就越是忌惮。 据记载，在曾国藩攻下天京，威望冲天的时候，清政府已经将江南大营和名将僧格林沁军队调拨在天京外围，名为支援，实为监视。 面对上级的提防与猜疑，曾国藩一方面积极向清政府上书表忠心请求退隐还乡，另一方面，积极听从清政府的调令，裁减湘军。在威望冲天的时候请求解甲归田，这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一是下边的下属都等着列土封侯，稍微弄不好就会寒了大家的心，酿成不可逆转的后果；二是解散军队后，只会沦为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但最后，曾国藩仍然选择卸甲，独自承担风险。一方面，这跟曾国藩一心想做千古忠臣有关，另一方面，他爱民，不愿历经风雨的国家再陷入动荡。他晚年说“忠心为国，不妄虚名。清政府面对如此忠臣，终于网开一面。 在攻打太平军的时候，曾国藩在面对上级不切实际的指令时，一是积极响应，二是行动敷衍，能缓就缓，能拖就拖。在“缓”与“拖”的时候，曾国藩积极向上级汇报实际军情，认真耐心打消上级顾虑。三是用实际情况向上级展示自己方案的正确性。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一一证明了曾国藩提出方案的可行性，清政府最后也欣然同意了曾国藩的方案，也未追究其敷衍的行为。 听美言、管美景、品美食乃人之本性，曾国藩就将这个技术运用到了极致。在军事上，曾国藩想调用他人军队时，首先上书咸丰皇帝，大力吹捧该军队的战斗力；其次夸赞领军之人的军事才能，取得了如何如何的战绩；最后才透露自己想调用对方军队的想法。这种长篇大论的铺垫，一方面保住了军队领军人物的体面，另一方又达到了自我目的。总的来说，曾国藩在对朝廷提要求时，一般都是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要求，而是从旁侧击，迂回转折。 上面四个技巧，也可概括为“旁敲迂回，隐忍对上”。面对自己的顶头上司，曾国藩这样的大能都需要费尽心思，更何况我们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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