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中途岛战役已经逾80年了，然而，关于美国能打赢这场战争的原因仍然是二战史界关心和争论的话题。关于这场战役的若干细节已然被专家和爱好者们反复发掘、并就此争论不休，然而本文想主张的是，是更好、更先进的军事理论最终导向了美国的胜利。 所谓军事理论，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定义，是军队据以指导其行动的基本原则。对于海军来说，它是战术、技术和流程建立的基础，是一种必须被统一认知和理解的有用而高效的共同思维方式。由于理论阐述了支配武装部队行动的作战理念，因此它对任何军事行动的成功都至关重要。而对中途岛海战的双方将领的理论思想分析后，本文发现，正是他们在航母战方法上的重大差异，导致了彼此不同的结局。中途岛海战也标志着海军军事革命的最后阶段，在这场革命中，航空母舰取代了战列舰，成为海军霸权的绝对决定因素。这是一场技术革命的高潮——在这场革命中，航母空中力量取代了火炮，成为海军军械投送的主要手段。此外，在军事革命的历史上，这是少数几个主要参与者(在这个例子中是美国海军)成功地实现了战争基本特征的革命性变化的例子之一。技术驱动的军事革命，如向航母战的范式转变，其特点是在一系列阶段中引入大量技术创新。Richard Hundley将这一过程称为军事革命的“多重创新模式”。在此模型的基础上评估航母战的发展(表1)，有助于分析日本和美国海军的航母战理论是如何相向而行的。本文将探讨这些差异如何影响中途岛战争的结果及其对军事革命理论的影响。如表1所示，航母战发展的典型要素发生在模型的第三阶段，当时航母作为一种全新的陆基飞机出海系统出现。航空母舰是英国皇家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引进的，直到1922年《限制海军武器的华盛顿条约》颁布后才成为重要的主力舰。该条约严格限制了世界主要海军现役战列舰的规模和总吨位，对每个海军允许的航母总吨位进行了限制，并将任何新航母(即从龙骨开始建造)的标准排水量限制在27000吨以内。然而，条约的一项特殊条款允许日本和美国海军超越这一限制，允许各自改装两艘不完整的巡洋舰，否则这些巡洋舰将在条约下报废。由于这一规定，日本和美国海军开始计划各自建造两艘三万三千吨的航空母舰。”一旦建成，这两艘航母将使当时存在的任何航空母舰相形见绌，它们能够操作的飞机比以往任何一艘船都要多。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指挥如此庞大的空中战斗群，还有待两国海军的决定。 在1922年2月条约签署时，日本和美国海军都没有任何航母的作战经验。虽然两国都在试运行他们的第一艘航母，但第一次飞行(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会发生。在此期间，两国海军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英国人那里收集到的知识，英国人已经让百眼巨人号和鹰号全甲板航空母舰执行飞行任务。百眼巨人号于1918年开始服役，是第一艘整艘船表面只有一个飞行甲板的航空母舰（全通式甲板航空母舰）。虽然“鹰”号直到1924年2月2日才开始服役，但1920年在其甲板上进行了一系列广泛的飞行试验。美国人很幸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从英国盟友那里获得了大量关于飞行操作和航母设计的信息。”这些数据为美国海军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进行的航母设计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最终导致了由华盛顿条约分配给美国海军的两艘巡洋舰改装而成的萨拉托加号和列克星敦号都采用了单飞行甲板。到《华盛顿条约》签订时，两国海军已经停止了情报共享。此时，两国缺乏直接接触对美国海军来说又是一种天赐的运气，因为它可能防止了航母设计中的一个严重错误——双机库双飞行甲板。这种失败的创新出现在了英国下一代航母——暴怒号、光荣号和勇敢号上，这些航母的基本设计特征是在1920年确立的。与日本和美国的改装不同，英国的新航母是在战争后期建造的速度快但装备差且防护不足的巡洋舰基础上生产的。为了在更小的可用空间内容纳最大数量的飞机，加上锅炉方面的限制，他们的设计师增加了第二个机库，同时在上层机库的前方增加一个小型的第二飞行甲板，(设计师认为)将允许双飞行甲板操作。从理论上讲，这将提高发射速度，因此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起飞更多的飞机，因而是一种必要的改进。作为对比，由于在两次发射之间部署飞机需要时间，因此鹰号一次只能在保持6架飞机在空中飞行。日本人也从战时与英国皇家海军的关系中受益。他们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凤翔”号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英国的帮助下设计的，1920年，一名日本代表在“暴怒号”上观察了空中作战。由于缺乏文献证据，人们只能对赤城和加贺的设计过程做出有根据的猜测。”从时间和设计上与“暴怒”号、“光荣”号和“勇敢”号的相似之处来看，日本舰艇的多飞行甲板布置似乎很可能受到了从1921年抵达日本的神殿海军航空任务（Semple Naval Air Mission）获得的信息的影响。这个由英国航空专家组成的非官方代表团应邀向日本帝国海军提供航空各方面的技术援助和培训。虽然其成员多为飞行员和飞机设计师，但合乎逻辑的假设是，其中至少有一两个人熟悉当时英国正在研制的双层航母。 这一假设的“确凿证据”可以从日本第一艘大型航母——分别于1927年和1928年服役的赤城和加贺——的特征中看到。和同时代的英国航母一样，这两艘日本航母在完工时都有多个飞行甲板。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安排非常不令人满意，以至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两艘航母都不得不重新设计和重建为单一的飞行甲板；随后，单层设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日本海军舰队航母的标准。这次弯路让日本人损失了大量的本可以用来探索更好的单程设计下的技术操作方法的时间。
而美国方面一开始也犯了日本一样的错误。和“凤翔”号上的日本飞行员一样，“兰利”号上的海军航空兵最初也照搬了英国的操作程序。这些操作程序需要一个空无一物的甲板才能着陆，否则飞机一着陆就会击中前一架飞机。虽然这种做法让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具有灵活性，但要让飞机停下来，把它移到电梯上，然后把它带到甲板下，总共花费的时间延长了飞机着陆周期，这反过来又限制了可以操作的飞机数量，使其受到一群返航的飞机在航母顶部形成编队并降落所需要的时间的限制。 在约瑟夫·m·里弗斯上尉（Joseph M. Reeves）于1925年10月中旬指挥战斗舰队飞机中队之前，清除甲板降落程序（clear-deck landing procedure）仍在进行。里弗斯是当时美国海军在战舰射击方面的最高权威，他刚刚从罗德岛州纽波特的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 in Newport, Rhode Island)毕业，在那里他曾两次服役——第一次是作为学生，然后是作为战术部门的负责人。正是在那里，里弗斯了解到飞机的重要性，以及在未来战斗舰队的任何交战中确保空中指挥权的迫切需要。当里弗斯接管飞机中队时，他惊讶地发现兰利号一次在空中飞行的飞机不超过六架。在里弗斯看来，这是一个小得离谱的数据；他会极大地改变这一局面。在舰队里多年来，里弗斯一直在完善射击技术，这让他明白了细致练习和彻底训练的重要性。他还学到了在存在任何潜在危险的船上活动中执行确保速度和安全的完美程序的价值。他用这些同样的原则哄骗兰利号的空军找到加快起飞和降落的方法——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回收周期——这样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尽可能多的飞机投入空中并回收。在里弗斯的指导下，兰利号的机组人员发明了甲板停机坪、防撞栏、通过各种颜色的衣服识别的飞行甲板人员组成的专业小组，以及一系列其他创新，它们共同从根本上改变了在狭窄的飞行甲板上进行操作的方式。起初，目标是让尽可能多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以保护舰队免受轰炸机的攻击。从兰利起飞的飞机数量缓慢但肯定地增加了，发射和回收飞机所需的时间也减少了。到了1926年2月，可以同时保持在空中16架飞机。一年后，这一数字增加到22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1927年被提升为将官军衔的里弗斯现在希望兰利号能运营更多的飞机。1928年初，当这艘船完成年度大修返回时，他下令在飞行甲板上放置36架飞机，甲板下又存放了6架飞机，因此当兰利号于1928年4月9日从圣地亚哥出发，加入前往夏威夷的舰队时，船上有42架飞机。那时，萨拉托加和列克星敦已经到达了西海岸。兰利号飞行甲板的进展为1929年1月26日萨拉托加号飞行甲板上一场壮观的83架飞机袭击巴拿马运河的船闸和设施的演习铺平了道路。这一破纪录的行动的成功——一艘航母一次搭载的飞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为航母战模型第四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建立了决定航母在舰队作战计划中作用的作战概念。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在被称为“舰队问题”的年度演习中进行了一系列模拟交战。在这些演习中频繁发生的航母对航母的决斗，揭示了快速定位对方航母的重要性，以便能够尽快对敌人的飞行甲板发动空袭，以防止反击。一次又一次，最先出击的航母都取得了胜利。因此，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认识到美国航母的任务是寻找并摧毁敌人的飞行甲板。这一不成文的原则——直到1941年才被编纂成册——为美国海军开发了一种独特的新型飞机：侦察轰炸机。它还在确定美国航空母舰上的航空部队组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美国海军忙于试验将对其未来作战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航母对决时，日本仍在努力完善其航母理论。由于中国战争的影响，日本海军飞行员在制定有效的对付敌方飞行甲板战略方面进展甚微。和美国人一样，日本人也希望战列舰冲突之前进行空中作战，双方也都认为战列舰冲突将决定战争的结果。然而，与美国人不同，他们没有预料到航母侦察的重要性，完全专注于攻击任务。日本航母没有分配侦察部队，也没有强调航母战争的这一重要方面。侦察被降级为几架从陪同巡洋舰弹射出来的水上飞机。日本人还忽视或未能发展甲板机坪，而是依靠机库来储存和准备飞机飞行。故而，在日本航母上，飞机容量是由机库的大小决定的，而不是美国人那样由飞行甲板决定。飞机操纵程序和侦查策略的差异导致双方部署的典型空中编队的组成存在重大差异。由于其对甲板机坪的创新使用，美国海军能够在每艘航母上部署更多的飞机。每艘航母平均有72架飞机，分为四个中队：战斗机中队（VF）、侦察机中队（VS）、轰炸机中队（VB）和鱼雷机中队（VT）。日本海军平均只有63架飞机，分为三个中队：一个战斗机中队，一个航母攻击中队，一个轰炸机中队。美国航空母舰上的侦察机中队和侦察轰炸机在空中编队中的优势证明了美国人对侦察的重视。20世纪30年代初的演习表明，需要一种快速、武装精良的侦察机，不仅能找到敌方航母，还能攻击其飞行甲板。根据飞行员的建议，美国海军航空局开始开发一系列侦察轰炸机，并发展成为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这架飞机被证明是一架出色的俯冲轰炸机，也是一架有效的侦察机。日本航母上缺乏侦察机，鱼雷机和俯冲轰炸机占优势，这与日本海军对攻击的重视是一致的。日本海军对鱼雷机（在日本海军用语中称呼为“航母攻击机”）的偏好符合日本海军对鱼雷是一种几乎可以对任何军舰造成严重水下破坏的武器的信念。这与美国海军飞行员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鱼雷是一种低效的空战武器，因为它的弹头相对于舰船总重量来说很小。对美国人来说，鱼雷这种在水线下进攻的途径似乎并不有效；1924年对未完工的华盛顿号战列舰进行的测试表明，一枚落在旁边的重型炸弹也会造成同样的破坏。美国飞行员也对鱼雷机进行成功攻击所需的低速和低空生存的能力表示怀疑。由于在尚未研发出能够穿透四英寸硬化钢的高效穿甲炸弹的情况下，鱼雷是唯一一种能够严重损坏重型装甲战列舰的空中武器，有限数量的鱼雷机中队才被美国航母所保留。 当双方的飞行员都在完善战术程序和飞机，最终确定各自的飞行中队时，各方的将官正在努力解决由于空战的战斗力不断增强和舰队中航空母舰数量不断增加而引起的部队结构和理论问题（航母模型的最后阶段）。所有这些领导人面临的难题是如何保护天生脆弱的航母，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战术效能。在美国海军中，主要问题是航母相对于舰队主体的位置。虽然航母特遣部队已成为演习的常规特征，但海军种的战列舰派系仍然坚持航母与战列舰呆在一起，保持相互支持。争论的焦点是航母的生存问题，现在认为航母对舰队防空至关重要。根据海军的飞行员的说法，将航母与缓慢的战列舰联系在一起无异于自寻死路，他们认为“高速躲避运动是航母对抗攻击的最佳保护”。美国人继续进行实验，直到1940年舰队移师夏威夷；到那时，航母已成为舰队作战时的巡航编队中心，但航母在舰队结构中的位置问题——无论是物理位置还是战术位置——在美国海军中都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后，航母才成为默认的卓越打击力量。然而，当敌对行动开始时，所有细节都已完成，美国可以部署多个航母特遣部队，并配有重型护卫舰和驱逐舰，每次都有油轮陪同后勤支援。与此同时，日本海军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正如马克·皮蒂（Mark Peattie）和戴夫·埃文斯（Dave Evans）在他们开创性的历史书写中所解释的那样，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吸取的教训不可避免地导致日本海军领导人得出结论，必须集中航母来提供实现空中优势所需的大量飞机。然而，与美国同行一样，他们了解航母的脆弱性，将它们集中在一起不仅在战术上、而且在操作上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其中任何一艘被发现，所有部队的航母都将面临攻击。皮蒂和埃文斯将这一困境的解决方案描述为“战术效力和战略风险”之一，这一解决方案出现在1940年底，当时日本海军首次引入了“箱式”航母编队。这种安排使快速集结空中编队进行进攻作战成为可能，同时也增强了进行保护性空中巡逻的战斗机。1941年初，这种新编队进行了作战实验。当时，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向海军大臣大川周明提交了一份文件，坚持认为日本海军“在战争开始时对美国舰队发动猛烈攻击，以挫败美国海军的士气”。山本五十六选定的突袭行动的工具是第一航空舰队：这是日本海军于1941年4月成立的一个单位，包括三个航母师、两个水上飞机师和十艘驱逐舰，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空力量”。然而，虽然第一航空舰队在海军组织方面进行了彻底的创新，但它不是一个可以独自承担海军行动的战术编队，因为它需要护航和后勤支持。虽然多航母攻击是一种出色的战术创新，但它并没有改变日本海军通过摧毁其海上战线来压倒美国海军的总体战略。当联合舰队于1942年5月底驶向中途岛时，战列舰仍然是山本战略部署的核心。作为行动的一部分，山本希望引出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残余力量，以便它可以参与“决定性战役”，这仍然是日本海军战略的重点。山本没有像海军少将山口多闻建议的那样，用他的战列舰直接支援他的航母，而是将联合舰队的三个强大的无畏舰部署在很远的地方，以突袭和摧毁任何胆敢试图干扰入侵中途岛的美国水面部队。当第一航空舰队（在此次行动中被称为“机动部队”）以极为脆弱的箱形编队驶向中途岛时，太平洋地区总司令切斯特·W·尼米兹上将指挥的3艘航母（约克城号、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于1942年5月底从珍珠港出击。它们以两个特遣部队的形式航行，这些战术单位自1941年12月7日以来一直主导着美国海军的行动。与太平洋彼岸的对手不同，美国海军对战列舰的喜爱如今已化为泡影。虽然尼米兹仍拥有强大的战列舰力量（第一特遣部队，由宾夕法尼亚号、马里兰号、科罗拉多号、爱达荷号、田纳西号、新墨西哥号和密西西比号组成），但他选择不部署它们；它们只会减缓航母的速度，还会占据其他地方更需要的护卫舰资源。尼米兹还部署了一些潜艇来保卫中途岛；然而，它们也不会在战斗中发挥作用。战斗的结果将由空中力量决定。1942年6月4日上午10点22分，美国约克城号和“企业”号两艘航母上三个中队的美国俯冲轰炸机首次袭击了第一航空舰队，而此时第一航空舰队刚准备向美国航母发射自己的飞机。中途岛战役的结果俨然已经确定，日本海军的命运也已注定。美国飞机迅速袭击了“加贺”号、“赤城”号和“苍龙”号，三艘航母在三分钟内全部起火。幸存的日本航母“飞龙”号迅速进行了报复。当天下午，双方进行了空袭，随后“飞龙”号从头到尾燃烧起来，而它的对手“约克城”号则失去了动力。“飞龙”号第二天沉没了。“约克城”号幸存了足够长的时间，被拖走，但随后被一艘日本潜艇击中。日本和美国海军采取的不同的航母发展道路导致了航母学说的差异，而一旦两支部队交战，这些差异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美国飞行员对首先定位敌方航母的偏好，这样他们就可以首先发动攻击。这一原则在美国航母学说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指挥官们意识到，取得制空权的最佳方式是在敌方航母有机会起飞自己的飞机之前对其进行攻击。一旦发动，这种打击几乎不可能抵挡，因为在引入海上雷达之前，海军几乎无法探测到接近的敌方飞机或指挥战斗机拦截它们。虽然日本人理解这一原则，但他们没有试图找到一种足够的方法来定位敌方航母。正如马克·皮蒂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成功“不仅取决于航母发动攻击中队所需的时间，而且取决于在此之前首先发现敌人。”赤城的前空军军官藤田光夫(Mitsuo Fuchida)证实，缺乏舰载侦察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日本航母的消亡。藤田光夫在1955年写道，日本航母部队完全投入了攻击任务，而没有进行侦察任务。日本海军中没有任何规模可观的有机侦察部队，而且很少强调航母战的这一重要方面:“在训练和组织方面，我们的海军飞行员在攻击上……(投入)了太多的重视和努力。”由于不愿削弱航母的打击能力，导致了在藤田看来不足以确保航母安全的单阶段搜索计划。“如果南云上将能更早、更仔细地进行两阶段搜索……随后发生的灾难本可以避免。“第二个军事理论上的差异是美国方面侦察/俯冲轰炸机的优势。这种既能定位又能攻击敌方航母的飞机类型是美国海军所独有的。侦察/俯冲轰炸机的有效性(尤其是出色的SBD无畏式，在飞行、俯冲和轰炸方面都超过了日本Val99式俯冲轰炸机)在中途岛得到了毋庸置疑的证明。最后，但也相当重要的，是采用甲板机坪和相关的处理程序。它由美国飞行员设计，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飞机的数量，可以由一艘航空母舰一次操作。这一系统使得美国海军在每艘航母上的舰载机数量比日本同行要多，因此在中途岛战役中，美国海军的舰载机数量几乎和日军一样多，而航母却少了一艘。甲板停放允许在每艘航母的航空群中增加第二个俯冲轰炸中队(尽管是用VS侦察机的名称)。正是企业号上的VS-6中队弥补了大黄蜂号上损失的飞机，因为大黄蜂号没能找到敌人的航母。这个额外的中队让美国可以同时打击三艘航母。如果中途岛没有VS-6中队的存在，结果将会非常不同。不利的一面是，美国海军对甲板机坪的依赖意味着整个空袭小组必须一次性发射。这在三十年代进行的短程模拟交战中效果很好，当时各种中队类型可以在编队形成的同时绕着航母盘旋。中途岛战役中，每种类型飞机的航程、巡航速度和起飞距离的差异，再加上接近极限的目标距离，严重影响了空袭小组进行任何协调攻击的能力。这种方法造成的零星兵力部署和缺乏令人满意的空中掩护对鱼雷机中队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让它们几乎被歼灭。在发射飞机方面，日本人设计了一套可行的理论，在某些方面优于美国的技术。相比之下，他们提出了“甲板装载点”的概念，即每艘航母都派出一个攻击单位，然后再派出一定数量的护航战斗机。这种技术不仅更适合于“平龙”号和“苍龙”号较小的飞行甲板，而且在协调多艘航母的空袭时也具有很高的优势——后者使日本人能够进行大规模空袭，而这是第一航空舰队的标志。相比之下，美军航空母舰之间缺乏协调是一个重大缺陷，可能会让他们输掉这场战斗。不同航母的单独中队——包括鱼雷机中队和俯冲轰炸机中队——彼此独立地到达目标上空，并分别进行攻击、而不是集合起来进行协调打击。这就导致了鱼雷机在两个俯冲轰炸机中队到达之前做出了无效攻击，而后者在战斗关键时刻出现是极其偶然的(很多人会说“纯粹的运气”)。“大黄蜂”的第三次俯冲轰炸机飞行并没有发现日本航母。尽管如此，本文仍然认为，美国在中途岛战役中的胜利是由日本航母理论中的重大弱点所促成的，而不仅仅是个偶然。其中最显著的是日本海军因为缺乏侦察力量而无法确认敌方航母是否处于其自己的打击范围内。这一理论的致命缺陷导致日本人在其机库甲板上为飞机更换炸弹时被袭击。美国海军指挥官休·道格拉斯（Commander Hugh Douglas）在1933年的海军战争学院演讲中曾预测了这种情况下攻击的结果：“如果遇到敌方航母，它的甲板上还有飞机，即使只有少量的飞机成功进行了俯冲轰炸攻击，也可能对未来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关于双方海军理论发展差异的研究表明，双方海军在适应全新出现、并必将成为日后海权和海战的组成核心的航母战上表现出了相当的不同。这种差异对他们各种军事革命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告诉我们，仅仅意识到新兴技术将带来军事革命是不够的。日本海军在珍珠港事件中使用航母空袭所获得的成功并没有让他们认识到航母作战所带来的颠覆性的影响，而这正是他们在中途岛失败的根本原因。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部队结构和学说起着关键作用，对于武装部队作战能力的成功转型至关重要。其次，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仅靠技术实力不足以实现军事革命。最后，也是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不同的道路导致不同的技术解决方案。本文分析的例子表明，在军事机构试图适应新技术及其给战争特征带来的变化时，机遇和环境往往在其采取的进化路径中发挥重要作用。至于该如何判断并选择正确的军事道路，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维达尔战史硏究是芝兰学社推出的专注于现当代军事硏究的爱好者社团, 欢迎大家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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