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一个春寒料峭的凌晨，在男男女女来去匆匆的东京涩谷，发生了一桩堪称骇人听闻的离奇案件。
案件中死去的女性，白天是大公司东京电力的成功人士，黑夜却“变身”成了涩谷街头的风月从业者。
死亡现场更发现了多人留下的身体痕迹，多年后这一真实案件早已被改编成大热小说、电影，然而案件真相却始终众说纷纭。
最初发现不寻常局面的，是涩谷圆山町一座不起眼公寓的管理员。这座木结构公寓拥有一个颇为吉利的名字“喜寿庄”，但是房子的状况却相当破败，完全不像它的名字一样自带喜气。
3月19日清晨，这座公寓的管理员像往常一样开始例行清扫。
在偶然的一瞥中，他却发现了一个房间的窗户居然开着，在公寓这种环境下显得很不寻常。他因为好奇而特意去看、甚至走进了没上锁的门，意料之外地发现了陈尸床上的死者。
这名女性死者早已气绝多时，脖子上有明显的勒死痕迹。尸体周围一片凌乱，可以看到米色的Burberrys外套和蓝色裤装，一个女用包散落在头部附近，包里的东西则乱七八糟、遗落在房间各处。
这间房屋非常窄小，面积不过十平方米，几乎只能容纳下一张床和一个小洗手间。屋内不少地方发现了人体毛发，尸体附近还发现了用过的蓝色避孕套，内部仍有精液残留。
在按流程清点现场时，警察注意到了一张工作卡——卡片上的信息显示“东京电力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渡边泰子”。这下子从公司到人名，全都得来全不费工夫，然而经手办案的警察却多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来自两方面信息的悬殊感也太大了。
卡片上的“经济研究处”隶属于东京电力总公司规划部，而东京电力株式会社（简称“东电”）是一家创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老牌巨型电力企业，一手掌控发电、输电、配电的重要业务，名列日本九大电力集团之一，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也称得上有名的大公司。
它的业务规模占到了全日本电力行业的三分之一，资产总额超过十万亿日元，员工人数多达4万人。而且，虽然以电力行业为主业，其业务触角却早已延伸到运维、燃料、设备供应、环保等多个相关领域，旗下拥有一大批子公司。
当然，如果放到现在，很多人对东电的第一印象恐怕是身为福岛核电站的运营方，在核泄漏事故和事后处理过程中展现出的种种不光彩形象。
2000年之后，东电被迫接受调查，曾经不止一次承认与数十起编造虚假检查报告事件相关，篡改数据、隐瞒安全隐患之类的黑历史样样不缺。
但是在案件发生的1997年，东京电力仍然是大部分人眼中的“大公司”，想要跻身其中可不简单，要一步步往上升迁直至做到高管，更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达到的成绩。
这就是为什么经手警方会觉得“有问题”的原因所在。事发现场位于曾是著名红灯区、当时仍存在大量色情服务的圆山町，那片区域充斥着密度极大的爱情旅馆、站街小姐，死者身亡的现场细节也指向与性相关的因素。
但她如果真是任职于东电旗下的副处长渡边泰子，无论经济能力还是社会地位应该都属于中上阶层，出现在这样一所“不上档次”的破旧公寓并且死于非命，本身就是件非常奇怪的事。
俗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一边是当时的日本民众既惊讶又关注，另一边经手警方开始深入调查。这一查，首先确定了死者确实就是渡边泰子本人，随后还查出了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
被害人渡边泰子出生于1957年，成长在一个家教严格的高学历家庭，父母都很重视子女教育，泰子是他们的长女，还有一个妹妹。
1980年，渡边泰子从日本最好的私立大学应庆大学经济部高分毕业，随后进入了东电规划部经济研究处工作，在当时大背景下，可以说是以女性进入东电的先头军之一。
为什么要强调当时的背景？
在后世对此事的分析评论中，有不少日本专家曾专门指出一个事实，即日本的《男女雇佣机会平等法》是从1985年才开始正式实施的。
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职场对于女性来说并非友好公平的环境，渡边泰子以名校高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这才得以敲开了东电的大门。
渡边一家四口居住在杉并区的一栋小洋楼内，周围邻居对两个女儿的印象都很好，认为她们家庭优越、教养良好、工作也令人称羡。但不管是家人邻居还是公司的同事，几乎没有人察觉渡边泰子承受的压力。
有报导声称，渡边泰子的母亲虽然也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重视教育和知识，但性格却非常冷淡、对孩子要求很高，因此渡边泰子在成长历程中，几乎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过什么肯定和温情。
她成长中的温暖大部分来自父亲渡边达雄，很多人认为，她之所以努力拼搏、进入了工作压力很大的东电，多少也有“跟随父亲脚步”的潜意识——其父渡边达雄是东大毕业的高材生，曾经在东京电力电力工务部担任副部长。
可是大约在泰子大学期间，她的父亲就去世了。
据东电的同事和上司回忆，渡边泰子进入公司后既认真又执着，工作起来甚至有一种拼命的劲头，加班到凌晨一两点钟是常有的事。这也是她年仅35岁就被擢升为副处长的最大原因。
不过也因为全心投入工作，她的人际关系很难说得上好。她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的工作要求也挺苛刻，甚至连上司犯了错也同样直言不讳。
这样的性格使得她在公司“只有同事，没有朋友”，很可能她在职场所表现出来的公事公办形象，让她自己都找不到能够交到朋友的办法。
职场只有工作，那么回家之后呢？
虽然渡边泰子成年后获得了别人眼中值得羡慕的好工作，她的母亲似乎依然没有改变对她的态度。她被害身亡后，曾经有记者顺藤摸瓜、前去采访她的家人，然而她母亲的回答竟是——“我早就知道她每晚都在涩谷站街卖春！”
至于女儿的死因，她的母亲似乎一直都定位为“家庭耻辱”拒绝谈论，案件开庭时她作为家人，也从未出现在现场。
调查显示，从1991年开始，渡边泰子白天是干练专业的“OL”（“OfficeLady”的简称，专指那些打扮入时且有一定能力的职场女性），夜晚便投身于涩谷圆山町的灯红酒绿之中，摇身一变为风俗从业者。
在历史上，涩谷圆山町曾以“花街”知名，当时虽然已经不复艺妓如云的盛况，但各种情人旅馆、站街服务却仍然时时可见。
没有人知道从名校进入名企业、生活路线十分单调的渡边泰子是如何进入这样一个世界，也没有人能想通“她图啥”。
警察调查搜寻时，曾于泰子房内的抽屉中发现了她的“业务记录”。这是一个日记本，上面记录了自己多次接待“客人”的详细记录，年月日、费用等要素一应俱全。
一部分信息公开后，不少人表示质疑，因为这个笔记本中记录的价位比起当时涩谷的“普遍行情”要低很多。也许是因为那个行业主流倾向选择年纪更轻的女性，但如果考虑渡边泰子在公司的薪水，这点钱对她来说真的就是“洒洒水”。
她并不像是为了钱才去站街卖春，毕竟她不缺钱，而且这个渠道的收入也没有多少。那么，促使她这样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当时，这一事件被称为“东电OL杀人事件”（如果要按照更符合汉语表达的说法来讲，就是“东电白领被杀事件 ”），受到来自社会的极大关注，舆论可说是一片哗然。
人们无法理解：出身好、高智商高学历、事业有成的东电高管渡边泰子，为什么会选择夜晚化身为涩谷街头的站街女？而且直到她死于非命，这样的生活方式竟然足足持续了六年。
有看法认为，她的悲剧与职场歧视、家庭冷暴力都有关系。在公司的多年时间里，渡边泰子一直都打扮朴素、很少与人交际，周围的同事也有意无意地孤立她。
再加上对女性并不友好的职场环境，她必须拿出比男性同事更加无懈可击的工作表现，才可能获得升职的机会。
职场累积的大量压力无处可去，家庭也并不能成为她的避风港和休息区，于是她渐渐形成了一套新的生活日程表。
每天早晨七点乘坐电车从杉并的高级住宅区出发，到公司所在的新桥上班，待下班之后便独自前往涩谷圆山町，画上浓妆、戴上假发，游荡在街头寻找搭讪的目标。
有信息显示，她被害的那个破旧公寓，就是她用来接客的房间，附近许多人都曾目击泰子偕同不同的男性出入那间公寓。等到在涩谷的“工作”完成，她再搭乘末班地铁回家。
警方还曾经找到了一些细节证据，显示渡边泰子在被害前的一段时间中举止奇异，似乎已经出现了精神状态不稳、甚至失常的情况。
有分析者据此认为，渡边泰子死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她的种种异常举动，实际上是自毁倾向的外在表现。
自毁倾向，也被称为“自我伤害行为”，其根源往往来自无法获得必要情绪反馈导致的自卑、自暴自弃心理。有这样倾向的人往往会出现逃避人际交往、拖延症、冲动行为、暴饮暴食或者厌食拒食等不利于身心健康的表现，最终走向疾病甚至毁灭。
一篇与此事件相关的论文披露，渡边泰子身亡之前，其摄食障碍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状况。她死时只有39岁，但外观看上去比生理年龄更为衰老，皮肤状态几乎已经像是一名老年女性。
经过了大量的侦察、梳理、化验等工作，日本警方从毛发、避孕套、“卖春笔记”等各种细节中推论出了一个人，此人就是在不远处一家尼泊尔餐厅当经理的巴尔马。
巴尔马是尼泊尔人，留在日本属于非法居留，他也是渡边泰子“卖春笔记”中留下记录的最后一人。更重要的证据在于，避孕套内留下的精液与现场发现的一份体毛DNA相符，这两者都被证明属于巴尔马。
然而巴尔马被捕之后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他不承认自己杀害了渡边泰子。由于他本身自带着“非法居留”的黑点、又是个外国人，关于他的审判和裁决经历了多次反复，先判无罪、又改判为有罪，最后判其无期徒刑，巴尔马开始蹲监狱。
但是此案并未就此结束，因为警方在随后的尸检中发现，被害人体内也残留有精液。
这份证据指向的DNA与巴尔马并不匹配，但却与现场发现的另一份体毛相符——来自避孕套的精液与一份体毛指向血型为B型的巴尔马，死者体内的精液与另一份体毛却属于某个血型为O型的人。
巴尔马的律师当然不可能放过这个明显的疑点，于是再度上诉要求重判。直到2012年，巴尔马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拿到了日本政府给的赔偿金回自己国家去了。而“东电OL杀人事件”并没有得出一个足以逻辑自洽的结论，就此彻底成为悬案。
由于这个案子的案情扑朔迷离，又综合了白领卖春、外国人嫌犯坚不认罪、复数嫌疑人等等各种谜一样的因素，长久以来都受到社会的极大瞩目。
以此事件为蓝本的文艺作品也层出不穷，桐野夏生以此为蓝本的小说《异常》拿过泉镜花文学奖，剧版《咒怨》选择了它作为参照的七个真实案件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纪录片和电影《恋之罪》。
有的评论以此论证日本女性身受的职业压力和性别歧视，有人将之视为“外国人冤狱”的代表事件，还有人认为此事与东电业务造假甚至核电站安全隐患都有极大关联。
至于真相如何，随着时间流逝、证据和信息的湮灭，早已经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的答案了。
《日语硕士论文选集 日本近现代文史课题研究》；刘家鑫，刘彩霞编著；天津大学出版社
《东京电力公司曾多次隐瞒事故和篡改数据》；环球网；2022-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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