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某市旅游局长说，我市东部山区有几个景区想做规划。做“总规”吧觉得不够细；做“修规”吧觉得花钱太多；那就做个“控规”吧，比总规详细点但比修规粗略点——我听后愕然。
不得不说：某种技术误解不仅存在于客户方，也存在于我们的一些规划同行中。其实绝大多数时候，旅游规划不存在所谓“控制性详细规划”。
这个术语是从城市规划界引进的。其实中国城市规划界在计划经济时代只存在一种“详细规划”（就是“修建性详细规划”）。直到1991年版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才首次将详细规划区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 （简称“控规）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简称“修规”）。
显然“控规”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产物，借鉴的是美国区划（zoning）理论。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建设主力军由政府变成企业，政府当然就不宜强制到具体“修建”层面了；而改为通过“控制”土地性质、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指标，从直接干涉变为为间接约束。
那么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彻底放开市场，还要通过“控规”来间接约束呢？这就涉及到城市经济的“外部效应”理论了。
其实早期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还真是没有类似控规的东西来约束城市规划建设。历史转折点发生在1916年的纽约市，当时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下城建造了一栋“公平大厦”。谁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平大厦不公平”，这栋大厦不仅高度超过了相邻的建筑，还占据了自己土地所有权边界内的所有陆地面积。结果严重影响了相邻建筑的采光，由此在纽约市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次讨论的结果是在纽约制定了《分区土地管理标准法案》。这部法律后来在1924年为美国联邦政府商务部所采纳，成为美国其他地方政府制定土地管理法的范本——这也是后来为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所借鉴的美国区划（zoning）理论的起源。
现在我们明白了，控规的实质是：因为城市经济的“外部效应”（一人的建设行为会影响另一人的利益），所以必须通过对空间的直接调控，来间接调控人与人的经济利益。
（参见：下图是一典型控规图件）
那么很显然，狭义的、纯粹的旅游景区不存在这种做控规的前提条件：因为旅游景区景点中，并无大量常住人口和成片建设用地。不存在：去调控建设用地上常住人口间的“外部效应”导致的利益关系。当然就不存在所谓旅游控规了。
如果一定要说旅游区需要“控规”的话，那也不是调控“人与人”的关系，而是调控“人、地”关系。即内涵应该变成调控游客的临时活动和固有的动植物、地质地貌关系的手段与指标。（这种控制手段可以部分可以借鉴《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
那么如果是有大量建设用地的“泛旅游产业”园区呢?例如大型旅游地产、主题公园。其实质性存在成片的城乡建设用地，当然需要做控规！
不过这时候做旅游控规意义不大，因为从法律法规角度，在城乡建设用地上做项目，应该做城市规划层面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那么一个附加问题来了：旅游地产、主题公园、文创园区等的控规，真的就不需要旅游规划技术参与了吗？
答：
法制层面：确实是不需要旅规单位参与的。（因为做控规最大的实际意义上通过“法规”来调控“外部效应”，而法制层面对应的只能是城乡规划的控制性规划，或者是未来的“三规合一”，但总之无关旅游规划。）
技术层面：实际上还是需要旅游规划技术参与的。因为在规划实践中，传统城乡规划单位擅长的主要还是空间规划，对旅游项目策划、旅游经济布局的研究较少。而控规虽然表面上调控的是空间，但背后必须对空间上特定产业、特定项目的经济规律有深刻了解，才能回到空间层面有的放矢的设置控制条件与控制手段。
小结:“控制性详细规划”（简称控规）绝对不是想当然的：比总规详细点、比修规粗略点的----那种东西！
源于城市规划中的控规，其实质是：通过对空间规划的控制来调节空间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避免负外部效应；其前提是：成片建设用地和大量常住人口。
而在旅游规划中，多数时候“旅游控制性详细规划”是伪命题！因为多数景区景点中，并无大量常住人口和成片建设用地。不存在：调控建设用地上常住人口间的“外部效应”导致的利益关系。
如果一定要说旅游区需要控规的话，那也不是调控“人与人”的关系，而是调控“人、地”关系。
如果是有大量建设用地的“泛旅游产业”呢?例如大型旅游地产、主题公园等。其实质是城乡建设用地范畴了，当然需要做控规！不过不是旅游控规。因为从法律法规角度，城乡建设用地上的项目应该做城乡规划层面的控规。（至道规划原创，转载请注明，共同维护中国知识产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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