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秦汉社会史论考》
回顾古代中国的文明历程，人们多从政治史的视点，看到安定与动乱、统一与分裂的演换和反复。其实，如果重视经济史的演变，也不能不注意到繁荣与衰落、富足与贫困的演换和反复。而考察社会生活史，特别是社会风习的历史变迁，又可以发现世风之淳质与浮华、俭朴与奢侈的演换和反复。
汉代文明的演进历程，可以看作中国古代历史中具有典型意义的阶段。当时许多有关的历史文化现象，至今仍然能够给予我们重要的启迪。
一
在汉代具有敏锐社会观察和深刻社会思考的人们的文字遗存中，可以看到对当时浮侈之风发生与发展的警觉。
秦末社会大动乱及楚汉战争之后，天下残破，经济凋敝，直至文景时代方才得以恢复。在汉武帝专政时期，国力强盛，民间殷富，一时奢风盛起。虽然又经历了对外战争及国内行政紊乱导致的经济破坏，昭宣时代浮侈风气又进一步弥荡全社会。西汉晚期和平安定的局面保障了经济的进步，但是正如《汉书.食货志上》所说：
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畜积为业。
按照班固的说法，当时“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但是堪称“天下户口最盛”，而社会富足的另一面，则是“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
王莽改制失败之后，社会大动乱造成了经济的破坏，一时“官民俱竭”。①而东汉初年天下粗安，就有桓谭在“陈时政所宜”时就“多通侈靡，以淫耳目”提出了警告。②汉明帝以后，所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车服制度，恣极耳目”③等浮侈现象，又影响了一时风气。直到汉末，“时俗奢侈”，以致民间往往因此“倾家竭产”④的情形，依然十分普遍。
两汉一些开明之士，比较清醒地注意到浮侈世风的社会危害，他们提醒社会上下警惕这种危害，呼吁执政集团抑制这种风气所做的种种努力，表现出值得称许的政治识见和历史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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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食货志下》。
②《后汉书.桓谭传》。
③《后汉书.明帝纪》。
④《三国志.蜀书.董和传》。
二
两汉批判浮侈世风的开明之士指出，这种风习可以从几个方面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包括：
1．浮侈之风可以破业伤生。
消费生活的极度奢侈，往往导致刘向《新序.刺奢》所谓“罢民力，殚民财”，即社会财富的无端流失，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浪费。汉文帝遗诏所谓“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就接近于这样的认识。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宣传这一见解，应当说是别有深意的。对于倡引浮侈风气的人，他称之为“浮食奇民”，“浮淫并兼之徒”①，又指斥为“浮淫之蠹”②，实际上也指出了浮侈世风对社会经济活力的严重的蛀蚀。《论衡.对作》所谓“宜禁奢侈，以备困乏”，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出的药方。
2．浮侈之风可以腐化人心。
社会风气的浮侈倾向，有败坏人心、摧伤道德的严重的腐蚀作用。主父偃所谓“骄奢易为淫乱”③，就指出了这一事实。《汉书.礼乐志》所谓“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也提出了类似的认识。东汉时期挑战奢风的代表作是王符的《潜夫论.浮侈》，其中也说道，“今民奢衣服，侈饮食”，于是“事口舌而习调欺，以相诈绐”，甚至“或以谋奸合任为业”。不过，他还指出，浮侈世风的种种恶象，其实“皆非民性”，而是“乱政薄化使之然也”，只要导向合理，“乃能变风易俗”。
3．浮侈之风可以导致败亡。
以执政阶层为主导的奢侈世风，往往会导致政治危局乃至王朝覆亡的悲剧发生。司马迁所谓“骄奢以虐民”④，“奢侈，厚赋重刑”⑤，“争于奢侈”而“无限度”，以致“物盛而衰，固其变也”⑥等，都指出了这种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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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平准书》。
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③《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④《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⑤《史记.齐太公世家》。
⑥《史记.平准书》。
司马迁曾经举出了许多历史上“淫乐奢侈”以致败亡的例子。①汉明帝马皇后颁布诏书，申明以“好俭”之风“率下”的心愿，就披露了不愿“重袭西京败亡之祸”的深衷。②可见奢侈以致“败亡”的历史教训，经许多开明政论家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桓宽《盐铁论》就提请人们警惕和抵制奢风这一意义而言，表现出积极的价值。其中《国疾》篇说到“富贵奢侈，贫贱篡杀”，也指出了“奢侈”和政治危局之间的关系。着名的《散不足》篇在尖锐批判浮侈之风后指出：
国病聚不足则政怠，人病聚不足则身危。
当政者崇尚奢侈，则“百姓离心，怨思者十有半”。王符在《潜夫论.浮侈》中也明确警告：浮侈之风起，本末不足相供，则民饥寒，“饥寒并至，则安得不为非?为非则奸宄，奸宄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
三
汉代有识见的思想者已经注意到执政集团对引领社会风习的重要作用。他们强调，对浮侈世风的纠治，应先自“上行”而后求“下效”。
班固《白虎通.三敦》说：
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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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郑康叔世家》。
②《后汉书.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
汉代开明之士首先注重对社会上层浮侈风习的批判，以为以上率下，才有可能扭转世风。
司马相如为赋，极言帝王贵族生活之浮华奢丽，又发表批评之辞说，“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司马相如这种委婉的批评，是受到司马迁的重视的。他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最后，以“太史公曰”的口气说道：
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余采其语可论者着于篇。
司马迁和司马相如在这里，就对于最高统治集团浮侈之风的批判，发出了思想的共鸣。
在同一历史背景下，“时天下侈靡趋末”，东方朔对汉武帝“吾欲化民，岂有道乎?”的回答，也以汉文帝为标范，说这位着名的崇尚节俭的帝王富有四海，而衣食器用都十分朴素，“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与此对比，东方朔还尖锐地批评了汉武帝本人宫室服用的富丽豪华，说道：
上为浮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①
奢侈之风往往自上而下蔓延，逐渐成为社会公认的事实。汉成帝诏书中曾经说，“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原因在于“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奢侈逸豫”，于是“吏民仿效，寝以成俗”，又说，如果不能扭转这样的现象，“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②贵族豪门的腐化固然是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原因，但是究其本源，皇帝本人的责任是不可逃脱的。两汉开明之士在批判浮侈之风时，指出最高权力集团特别是皇帝本人“泰奢侈”的恶劣作用，其识见和勇气，都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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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东方朔传》。
②《汉书.成帝纪》。
不过，主要来自文士群中的这种批判，受到“尊古而卑今”①、“尊古而贱今”②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往往崇举先古圣王，或如《新序.刺奢》那样，全以古时故事讽喻当今，或如《盐铁论.散不足》以及《潜夫论.浮侈》那样，以“古者”如何而“今”如何进行简单的对比，以致减弱了这种批判的历史合理性，模糊了这种批判的历史针对性，这也是我们应当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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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庄子.外物》。
②《淮南子.修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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