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元四大家之一。张氏之学，宗奉《难经》、《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并受刘河间火热理论及其用药寒凉的影响，形成了以攻邪祛病为核心的独特学术思想，临证多尊崇汗、吐、下三法，提出“病由邪生，攻邪已病”的观点，然对于补法的看法也独树一帜，在《儒门事亲·补论》中其弟子麻九畴指出：“予请为言补之法，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是则补之之义。”其已将“有余者损之”这种通常意义的祛邪之法明确列入张氏补法的范畴。张从正在阐述补法时亦说：“余用补法则不然，去其气之偏胜者，其不胜者自平矣。医之道，损有余乃所以补其不足也”，故“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这些论述均反映了张氏攻邪即是补虚，祛邪足以扶正的学术思想。
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中明确指出“下中自有补”，“下药乃补药也”。他认为“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并不仅仅局限传统意义的通便、逐水方法。只要有邪实的存在，就可应用下法。下之病邪可去，壅滞可除，达到促使气血流通，恢复人体正气的目的。“陈菀去而肠胃洁，症瘕尽而营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便是明证。同时，张氏在使用攻下剂时，并非单纯的使用攻下药，而是攻中寓补，攻补结合。张氏常用的诸多方剂是属于攻补兼施的：柴胡饮子由柴胡、人参、当归、白芍、黄芩、大黄、甘草组成;人参散由人参、石膏、滑石、寒水石、甘草组成；神功丸由人参、大黄、诃子皮、麻子仁组成等等。
张从正十分注重药后食补，病蠲后补之。他主张“及其有病，当先诛伐有过。病之去也，粱肉补之”，“病蠲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相五脏所宜，毋使偏颇可也”。祛除致病邪气之后，让病人进食五谷，利用五味之性，针对机体所需补益，使五脏六腑安适，精气调和。用食补的方法恢复人体的正气，促进机体的康复。他尤其注重病人的胃气，曰：“善用药者，使病去而进五谷者，真得补之道也。”其明确指出胃为水谷之海，人之四季以胃气为本，饮食五味是人身正气的主要来源，是滋养身体的最基本物质。在人体发生疾病之后，可以根据病情需要，采用饮食疗法来扶养正气。因此，他强调以食物补虚调养，能够正常摄入所需营养物质，这就是掌握了补法的真正内涵。但张从正也并不反对药后药，在应用汗、吐、下三法攻除邪气之后，他认为可使用补药滋补养正，助正气驱散余邪。主要运用养阴清热，健运脾胃，调气和血等补益之法，以此来“和平脏腑，调养阴阳，食进病愈”。
对于纯虚无邪的虚损性疾病，张从正也会直接采用“虚则补之”的治疗原则。其曾明确提出，“余尝用补法，必观病人之可补者，然后补之”。如他创制无比山药丸治疗病人虚劳，多日无力，别无热证者；用加减八物丸、当归饮子治疗男子肾虚；用当归散治疗妇人血崩；用养脾丸治疗小儿久泻不止转为秋深冷痢等。张从正运用补法强调的是辨证用补，反对无原则的滥用、妄用补法，注重在严密、准确辨证的基础上当补则补，提出“可调则调，可补则补，各量病势，勿拘俗法”的思想。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可用补法；脉细、皮寒、气少、泻利前后、饮食不入，为五脏皆虚，治疗当用补法；多日虚损无力、下元极虚之虚损病症，治疗亦用补法。其补虚方药多选用补性平润，偏温不燥，偏凉不寒，补不滞腻之品，体现了张氏注重“贵流不贵滞，贵平不贵强”的思想。
总之，张从正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位伟大医学家，诸法皆通。张氏补法的内涵广泛，思想独特，通过多种途径而达到促进气血宣通，恢复人体正气的一种客观效果即为补法。由此可见，张从正不仅是攻邪派的鼻祖，也是运用补法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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