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者最怕谁

 

   这个是上世纪末我与一位小小、小老板讨论的一个问题。此人与我500前是本家，单名，男性，未婚，山东某县某镇某村人。90年代初，他来我们县城打工，接着在路边设个专门代人加工、安装不锈钢花架、衣架、栏栅之类的小摊，尔后租了间门面，雇了两个人，当了两年自己还得干活的小小、小老板。我俩是在我院新门诊大楼的一间我的专科门诊里第一次接触的，他不认识我，只是偶然信步进来的。他说他经常头痛，跑遍了镇上的医院，两年的收入大半上缴给了所进过的医疗单位。今天找我看病，是想碰碰运气。我按例问了他的职业、工种，现病史、过去史，也看了他所有的检查报告单据，认为他的头痛是鼻子引起的；那些金属粉尘及电锯的噪音是元凶。告诉他干活时戴个口罩以防尘，戴只耳曼(或两耳内塞棉球)以阻隔噪音，及必要的忌口之类；开了5帖中药。隔了一段时间，他拿着一大袋西药又上门来找我了。他说吃中药效果还可以，但熬药实在不方便，刚才去了一家医院找专家看了一下，待拿了药才知道这2、3百元钱换来的，都是以前吃过的，没多大效验的东西；想想还是来吃点中药。我再一次地强掉了自我防护的必要性后又给他开了5帖中药，并告诉他以后一旦头痛发作，就到药店里去再配几帖服，不必跑医院了。
   大概两年后，他又来找我了，不是来看病，而是给了我一只他的手机号码，并说：他已办了个专营塑钢门窗、扶栏的门市部，最近又接到了几笔生意，收入不差，工人也增多了。由于他已不干活，头痛基本上也不发作了。“您家里如果需要，打个电话来。”一一这是他给我作的承诺。接下来我问他：“你这几年在城里生活，最怕什么人？”他说：“怕过各种大盖帽，最怕的是穿白大褂的医生。”
   进城者中有办企业、公司的老总，有开工厂、商店的老板，有白领、蓝领，有摊主，也有侍候人、干脏活、累活、轻的打工者；从腰缠万贯，到收入颇丰，到小康温饱，到阮囊羞涩的人，过去他们怕大盖帽，怕开各种名目的罚单。但是你只要遵纪守法了，一般来说可以百泰平安。而生病找医生是自己送上门去的。今天你额角头高，碰到个好医生，化钱少而病去得快。若运气不佳，进医院碰到了“操刀手”，那正如老绵羊闯进了剪毛场，要长要短，剪多剪少，全凭那个人手上的刀说了算，“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毛”已不存，病乃在，只好再去治病而又被除“毛”。这种现象我上班时几乎隔三差五地能碰到，上周六回去又见到了一位，看了让我也替他们肉痛，所以今天再来旧话重提。
   之所以出现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郎中认为得归咎于“以医养医”、“以药养医”的政策；归咎于随“政策”而配套出台的各种承包措施、医务人员的奖惩与业务收入挂钩的计算方法等等；归咎于药厂为了GDP而不断地翻新包装，一药多名而使药价翻番；归咎于药品推销员的现金回扣……。当然，最该归咎的是某些医务人员的昧良心。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某县一位骨科大夫上某大城市大医进修，去时只有裤袋里几个钢嘣叮当响，一年期满，开着自备汽车风风光光回家乡。我从电视上也看到广州某医院一个28岁的针灸医生，为病人的一套房子而见诸报端，官司缠身。这虽然个别，但类似的大大小小情况前段时间确实存在过，而且危害不小。穿上了白大褂后，无论如何不可以再戴上“天圆地方”的眼镜；此镜一套，只认铜细不认人。穿白大褂可以，一旦染上了铜锈，良心就不会居中，红色便成玄色。白大褂也就成了“白大狼”。
   医疗技术的提高并非一蹴而就，而换位思考易如反掌。你面对病人时，特别是面对那些进城务工的弱势群体时，作为医生的你更得多替他们想想。首先把你们俩的位置互换一下，站在他的立场上考虑一下，他的收入如何？家里有几只书包？有没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有没有需要赡养的高堂？开这样吃不吃都无所谓的药，做这种原本不需要做的检查，无形中让病人雪上加霜，这样做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医院收入高了，那些钱仅是沧海一粟，而这一粟，在你对面的病人却是数日、乃至数月的血汗钱呀！这样想了，你就能手下留情，笔下超生。人人都这样了，看病还会贵吗！全国的医生都不用有回扣的药物，这种不健康的市场还会有市场吗？医保范围正在逐步扩大，报销的额度也在提高，这是全国人民都高兴的事。如果监管措施跟不上，不了唯利是图的“操刀手”有增无减，那末这让亿万人受益的千里防护大堤，或有毁于“蚁穴”的可能。这决非是郎中的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