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中期，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的农民起义，其中以正统至正德年间最为集中。此时的明朝刚刚解决了北边的战争威胁，稳定了国家的安全形势。而且明朝的手工业以及农业技术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按照一般的历史规律，在这样的时候应该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所以明朝中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最关键的原因是当时的农民生活遭遇了极大的困难。
明英宗朱祁镇
农民起义的发生一般都是由于农民的生存出现了困难，导致流民的增加，而那些守在故乡的农民为了生存在后面也被逼无奈走上了起义的路线，而在没有战争以及大规模的天灾的前提下，影响农民生活条件的因素无非土地、税收、徭役三条，而这些制度在明代中期都出现了较大的问题。
在明朝的正统到正德年间，有多起规模比较大的农民起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浙江叶宗留领导的矿工起义，福建的邓茂七起义，广东的黄萧养起义，以及大藤峡地区瑶族、壮族人民的起义。除了少数民族的起义是由于民族问题引起的之外，其余三处起义都起于中国的南方，而起义原因也都是因为当地人们的生活已经难以为继。在《日知录》中记载了当时农民的生活状态：
“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
明朝中期发生了大量农民起义
在明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大大干扰了北方的经济发展，而南方则一直处在平稳的发展态势之下，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反而出现了农民起义，这样的现象令人深思。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明朝中期，其经济制度已经不能与高度发展的经济相匹配，导致了国家的税收出现了大问题，作为税收主体的农民承担了这些后果。而这一切的最直接起因还是土地兼并导致农民手中的土地减少。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中都会出现土地兼并的现象，除了土地完全收归国有的井田制，凡是将土地分发给农民的朝代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土地兼并的问题。明朝的土地兼并现象之所以会在明朝中期出现高峰，主要是因为随着明朝中叶，大部分土地都已经被赏赐给了皇族以及勋贵，而因此出现的农民耕地减少进一步推动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明朝的皇族以及勋贵占据的土地，到了正统年间，明朝的统治时间已经接近一百年了，虽然削藩使得明朝没有出现雄踞一方的诸侯藩王，但是其子孙依然可以获得比常人更多的土地。而明朝政府统治的时间愈久，其受到祖制荫蔽的子孙也就越多，这些人无疑瓜分掉了大量的土地。而且在进行土地分发的时候，皇族的优先权一定是在普通的百姓之前的，这就导致能够分给农民的土地份额大大减少。
明代宦官也兼并了大量土地
除了皇室子弟之外，明朝的勋贵们也分得了不少的土地。与之前的王朝不同，以前对于大臣的土地封赏主要集中于京畿地区，因此对全国的影响不大。而明朝时的封赏有时还会赏赐给这些官员故乡的土地，这就让全国的土地都受到了影响。而京畿地区的土地受到的影响更大。在明世宗嘉靖初年，京畿地区的耕地共有约二十万顷，而勋贵皇族们瓜分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的土地份额便十分紧缺，人们的生活开始变得困难。对于这个现象，在《明史》的《食货志》中有记载如下：
“徽、兴、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馀顷。会昌、建昌、庆云三侯争田，帝辄赐之。武宗即位，逾月即建皇庄七，其后增至三百馀处。诸王、外戚求请及夺民田者无算。”
在耕地减少的前提下，农民要上缴的税额却和之前拿到足够土地的额度一致。这就导致农民们往往只能通过向当地的富户借贷度日。随着借款的累计，农民们终于只能将土地低价转卖给这些富户来抵债，然后自己去做地主的佃户，这样就造成了土地兼并现象的进一步加重，所以明朝政府直接统治的人数也快速减少，造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为了满足国家财政的需求，国家只能提高税收的比例，这就导致更多的自由民家庭崩溃，变为佃户，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下，明朝的土地兼并终于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样的问题在经历了战火洗礼的北方地区并不明显，但是在发展较快的江南地区，已经摧毁了农民的正常生活。
富庶的江南水田
除了靠商业手段进行的土地兼并之外，随着地主阶级地位的提升，其权势也逐渐提升，并且开始与地方政府相勾结。在明朝中期，甚至出现了富户或者官员家属直接杀死土地的本来主人，强行完成土地兼并的过程，普通百姓的生活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前面提到了自耕农家庭的小农经济在土地兼并背景下的崩溃，但是在明朝中期被击垮的阶级绝非农民一种。明朝的军事制度采取了军屯制。士兵们终身服役，在没有战争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在其驻军的土地上进行耕作，并且缴纳一定数目的军俸粮。
明朝府军
由于当时不同军区的土地分配情况不同，在北方的地区人烟稀少，而且刚刚结束战乱，因此士兵们可以分到五十亩至一百亩的耕地，而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士兵们分到的耕地最少只有十二亩。而明朝的制度中，每个士兵每年要向政府缴纳二十四石的粮食，这在土地宽裕的地区尚且困难，对于土地紧缺的地区来说就更是难于登天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量的士兵由于不能完成其税额，只得选择做逃兵，躲避税赋。
在明朝中期，这种压力由于土地兼并的兴盛继续加大，而且太监监军和总兵还会将军队的土地收归私有，导致分给普通士兵的土地进一步减少。这些士兵有的甚至没有分到土地，或者所分的土地在极难开垦的地方，根本没有办法耕种。但是他们依然要缴纳足额的税赋，如果没有开垦自己负责的土地，甚至还要多交一份名为“包赔屯田籽粒”的赔款。这成为了压垮士兵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当时士兵分得的耕地情况，在《明经世文编》：
“山川棼错，地多不毛。求其可施锄犁者，仅十之三四，而沙砾半之。……若道路险远，及地方硷薄，或水利艰阻，遂多弃置抛荒。”
我国有许多难以开垦的荒地
在明英宗正统年间，全国的逃兵居然超过了一百万人，明朝的军事实力以及经济生产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这些逃兵也成为了后面农民起义的主力，保卫王朝统治的士兵最终成为了推翻自己的力量，对明政府来说实在有些荒诞。
到了明朝中期，明朝政府最重要的两个税收来源，针对自耕农的税收以及军屯的军俸粮都比起明代初期减少了许多。明朝政府的税田大幅度减少，为了弥补这部分田地失去带来的损失，朝廷只得提高税收的份额，这些日益沉重的负担成为了压垮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在明文法令上，明朝政府对于税率的提高十分有限，似乎不足以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明朝政府却通过其他的手段来榨干农民的最后价值。其中最有名的手段便是征收折色银的手法来剥削农民，在正统元年，政府出台了用银子代替粮食来上税的税收方法，这样的税收方式既可以减少粮食在运输途中的损失，也有利于国家财政的建设。对于这个政策，在《明史》中有如下记载：
“濙对以太祖尝折纳税粮於陕西、浙江，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馀万石，折银百万馀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於天下。”
但是后来政府官员却在银子与粮食的汇率上做起了手脚。到了弘治年间，银价相比于正统年间的定制已经翻番，但是征收的税额却没有下降，这就相当于农民需要缴纳之前两倍的税金，这样的负担显然是他们所不能承受的。
明中叶农民生活难以维系
自由民的生活固然困苦，然而佃户的生活还要更加糟糕。这些佃户虽然寄身于地主家，但是地主们通过种种手段将其应该缴纳的税金又全部分摊到了这些佃户的头上。而这些佃户还需要向地主缴纳租用土地的租金，因此佃户的生活状态比自由民还要悲惨，他们很快就无法承担这些税金，被迫做了流民，为了生存，农民起义似乎成了他们必然的选择。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很多，但是大多出现在王朝的后期，或者国家形势混乱的时候。明朝中叶，国家的经济发展良好，形势稳定，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多次的农民起义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主要是明朝政府对于底层人民的生活缺乏应有的关怀。
明朝中叶的经济发展虽然繁荣，但是这是建立在地主，贵族阶级对于底层人民的剥削之上的。政府对于这样的问题视而不见，反而与这些人一起对农民进行了更加残忍的剥削，导致农民的生活难以维系，才发动了农民起义，而且针对于国家的国防力量，军屯制的崩溃也没有引起国家的重视，导致起义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这是明朝仅有的现象。这可能是因为明朝中叶的国家安全形势相对稳定，皇室与贵族被利益蒙蔽了双眼，忽视了军队的建设，无视士兵的疾苦，最终导致兵制的崩溃。
总而言之，明朝的问题还是在于对于土地兼并的形势没有做出制度上的调整，皇室和贵族们只求自己的富足而不顾人民的死活。统治者政治理想的缺失加上政策手段的落后共同导致了明朝中期的乱世局面。
参考文献：
1.《明史》
2.《明通鉴》
3.《明史纪事本末》
4.《明经世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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