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美国保守派杂志《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
英文标题：Conservatism & the politics of prudence
作者丹尼尔·马奥尼（Daniel J. Mahoney）
本文由 万吉庆 译，译文约6000字，本文为摘录版，约5600字
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
导言
“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都会从早期的信仰体系中汲取力量，例如：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受惠于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俄国的革命暴力受到法国雅各宾主义的影响；激进自由主义则从卢梭——柏克称其为‘（法国）国民大会尊奉的神志不清的苏格拉底’——那里汲取力量。”柯克的智慧源泉则是埃德蒙·柏克。——拉塞尔·柯克《想象之剑》
任何能读懂“自由之柏克”与“权威之柏克”的人，都能感受到他们是同一个人，为了追求相同的目标，寻求相同的社会和政府理想，并捍卫它们免受攻击，他不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译注：从自由到权威）。相同的危险从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形式威胁着同一个人（译注：柏克），而他为了相同的目标，则从同一个军火库、拿出无可匹敌的武器、在不同的战壕直面这种威胁。——温斯顿·丘吉尔《思想与经历》“政治中的一以贯之”（1932）
柏克不时地称赞两大美德，它们是个人安居乐业和公共安宁的关键所在：这两大美德便是审慎和谦卑，前者是古典哲学的成就，后者则是基督教戒律的胜利。离开了二者，凡人的生活必定悲惨不堪；而那些不虔诚的人很难理解这两种稀缺的、神佑的品质。——拉塞尔·柯克《保守主义的精神》（1953）
……………………
任何谙熟埃德蒙·柏克的思想或政治才干的学者，想必不会忽视拉塞尔·柯克的贡献，正是他促成了柏克式智慧在20世纪的复兴。柯克坦承自己的政治智慧基本来自柏克，从20世纪50年代起，柯克便不遗余力地发掘柏克思想和行动中的保守主义内涵。柯克第一次撰文讨论柏克是在1950年夏，当时，他在《女王季刊》（Queen’s Quarterly）中发表过一篇醒目的文章，题为“埃德蒙·柏克的思想所剩几何？”（How Dead is Edmund Burke?）柯克坚信，柏克在应对现代不满（ modern discontents ）方面并未过时，而且这位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家的智慧和“道德想象力”可以在复兴西方以及盎格鲁-美利坚文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柏克思想的复兴，以Ross J. S. Hoffmann、Thomas Copeland、Francis Canavan、Peter Stanlis、Robert Nisbet等人的学术研究和倡导为标志。在群英荟萃的柏克学者中间，柯克与其说是一位柏克学者，不如说是一位博学而雄辩的柏克信徒，他致力于阐释柏克在造就和复兴保守主义精神方面的贡献。
如同丘吉尔一样，柯克充分认识到柏克的思想和行动的背后，有着一以贯之的目标。正如柯克在《保守主义的精神》（The Conservative Mind）开篇处断言，柏克既是自由主义者又是保守主义者，他是“专断权力的敌人，不论这种专断权力体现在不列颠、美洲殖民地还是印度”（或许我们可以再加上爱尔兰，在18世纪末的爱尔兰，大部分天主教徒仍然受到日益过时的《刑罚法律》的残酷镇压）。柯克在文中多次提醒我们，潘恩、米拉波（Mirabeau，译注：法国革命期间的政治家）以及其他人盼望着柏克——这位批评专断权力的自由主义者——带领人们在英国建立一个纯粹的人民主权的政权，并期待他深刻同情并大力支持法国革命，这一革命企图消灭旧制度的一切残留。
他们不明白，柏克——一个有着保守精神的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将抽象理论付诸实践（诸如主导法国革命学说和宣传的“人权教义问答”带来了惨烈后果），同时，他也反对人们野蛮地攻击历史传承下来的智慧。柏克随时准备为健全的“偏见”辩护，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内在于传统和集体智慧的理性。他是政治理性或审慎的朋友——在《给布里斯托尔治安官的信》中，他将审慎称为“凡间的神明”——也是各种抽象的理性主义的死敌。他谴责国王和朝廷滥用权力，也谴责英属东印度公司之沃伦·黑斯廷斯的掠夺和野蛮行径，确切地说，谴责他们的“创新”以及对古老的、确立良久的自由和习俗的漠视。柏克有时也会诉诸“共同的人性”和“永恒的正义法则”（体现在对黑斯廷斯长达十年的弹劾之中）。
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诉诸柯克所暗示的那种“开化民族的普遍宪法”：即尊重传统和因袭而来的道德，支持上帝面前的平等（且仅仅是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坚决反对“教条地改变”文明社会的运行规则。柏克痛恨奴隶制和不公正，但他从不试图一蹴而就地重建历史悠久的社会。他支持把改革看成一种保守的手段，而且他也支持改变，只要这种改变大体上是渐进的，能够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进行，换言之，只要这种改变无损于社会连续性。因此，柏克小心翼翼地在他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保持平衡，二者相得益彰。潘恩和米拉波之人从一开始就把柏克误解为教条主义者，那种在启蒙运动中如鱼得水的人。这个误会将让他们叫苦不迭，因为柏克成为他们最激烈、最雄辩的理论对手。就像丘吉尔，柯克认识到这种保守主义观念甚至是柏克的自由主义及其与各种专断权力作斗争的基础。柯克在《保守主义精神》以及1967年的《埃德蒙·柏克传》（Edmund Burke: A Genius Reconsidered）中，强调正是这种“保守主义观念”。
柯克细心地指出，柏克从未把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作为政治生活和政治判断的基础。这种做法太富有革命性，也太教条主义，很可能把人的权利与同样重要的责任（作为人、作为社会秩序的一分子的责任）分离开来。相反，他选择捍卫传统的道德体系，这个体系受惠于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早期）教会神父、胡克和弥尔顿。正如柯克指出的那样，柏克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原创性。但是，凭借出色的口才和激昂的爱尔兰精神，他“为前人的言辞注入新的热情，使他们的观念能够压倒雅各宾派的嚣张气焰”。因此，他更新了古老而持久的智慧，即柯克——延续了艾略特的说法——所谓的“永恒之物”。正是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柏克的审慎政治（politics of prudence）与“自然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自然法被理解为很大程度上超越历史变迁和文化差异的道德真理。Greg Weiner在一本即将出版的、论述柏克和林肯审慎观的书中有力地断言，柏克认为，政治判断本质上受环境影响，但是道德真理更接近于反映关于人性和神圣以及自然“秩序”的永恒真理。如此理解的话，柏克既是审慎的信徒（这种审慎不同于胆怯或者他在Letters on a Regicide Peace中谴责的那种“虚假的、卑鄙的审慎”），也是道德律的信徒，这种道德律在基督教西方的道德传统中、在其他开化民族那里得到了明确阐发。这种道德共识与上述“各民族的普遍宪法”有关。对审慎政治的确认，并不意味着否定共同的“道德宪法”，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这种宪法。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柏克同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阿奎那一样，都是“普世主义者”。柏克还提醒我们注意，正如柯克所观察到的，那种在道德传承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基督徒式的谦卑，正是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伟大赠礼之一。
柯克还为柏克研究做出了两个额外贡献，每一个都有一定的意义。柯克强调指出，柏克率先注意到社会契约理论的局限性。选择和同意（Choice and consent）在政治中扮演了某种正当角色，但是，它们绝不应该推卸掉那些不可推卸的义务，这些义务并不是“选择问题”（matter of choice）。父母、公民、邻居以及孩童皆承担着某些“沉甸甸的义务”（见于柏克的An Appeal from the New to the Old Whigs），他们必须出于责任感、不失优雅地履行这些义务。类似的，柯克注意到，柏克相信政治共同体的全体成员“都有义务遵守法律、维持国家的运转”。选择（Choice）在政治和婚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不能成为生活各方面的基础。义务的重要性不亚于同意。柯克指出，柏克的保守自由主义（conservative liberalism）在许多方面迥异于洛克：尽管柏克也捍卫财产权，但是他从不相信公民社会起源于前政治的“自然状态”。男人、女人并不是生而“自由独立”，唯一真正的社会契约是“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和将要出生的人之间的契约”。这正是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一书中所援引的伟大的原始契约。在古今之争中，他站在古典（the classics）和基督徒一边，反对完全成熟的现代“个人主义”。
柯克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强调社会纽带的“保守主义”基础将会让17世纪的约翰·洛克以及19世纪的托马斯·麦考莱等古典辉格党人不安。与柏克不同，这些人对我在一本同名著作中提到的“自由秩序的保守主义基础”视而不见，至少是漫不经心，约翰·洛克尤其如此。在最“反动”的时刻（此处的反动并无批评之意），柯克希望恢复一个“受恭敬和惯例指导的社会。”在一个被个人主义前提（the individualist premises）——洛克式自由主义的核心——所深刻改造的社会，这样的希望无异于奢望。人们似乎无法返回那个偏见、惯例和假定（presumption）的世界，所有这些术语需按照柏克的原意理解。柏克和柯克是对的：西方文明的伟大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宗教精神”和“绅士精神”。然而，以宗教和绅士为代表的道德资本正在迅速流失，无法成为西方社会的明确基础，至少在一个被“现代性之酸”（acids of modernity）——借用沃尔特·李普曼的术语——所腐蚀的社会尤其如此。然而，洛克式的（个人主义）前提仍然不足以充分理解西方的精神源泉，以及道德和政治义务的真实基础。
柯克认为柏克“并没有超出美国人的经验”，这一观点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柏克身上有一种模糊的非美式的东西：他对传统和义务的强调程度，让钟情于权利的美国人难以消受。不过，柯克在《柏克传》中说得也对，“对美国人来说，从柏克那里寻求政治智慧，并不比从莎士比亚那里寻求人文见解或从圣保罗那里寻求精神见解更有异国情调。”柏克成为这一悖论的化身：一位强调教条主义或抽象推理之局限性的理论家，却阐明了“审慎政治”的持久特征。审慎技艺的捍卫者们都应从柏克那里汲取智慧。正如柯克反复论证的那样，柏克在一个意识形态时代变得尤其重要，在这个时代，各种新式的“武装教义”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威胁着人类的身体和灵魂。
在柯克看来，柏克首先是审慎、人道的“有序自由”（ordered freedom）的倡导者。自由蕴含着限制，秩序要求尊重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在《保守主义的精神》中，柯克明确指出柏克不支持哪种秩序。他长篇援引 Regicide Peace 一书：在该书中，柏克猛烈地抨击雅各宾派对个人的攻击、对社会生活的军事化，以及“通过改变宗教信仰控制思想，通过武力控制身体”。柯克认为，这种清晰有力的描述更适用于20世纪的极权主义“精英”。在他的《柏克传》中，柯克精彩地描写了柏克与“武装的教义”——法国雅各宾主义释放出来的——的战争。现在，我们把这种“武装的教义”称为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的狂热。正如柯克充分认识到的那样，这种狂热成为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苦难根源。柏克的审慎观蕴含着这样一层认识：“政治是可能的艺术”，这种认识与暴力革命和全面的政治革新计划不相兼容。现代乌托邦主义者和意识形态分子屈从于残酷的“未来的摩洛神（Moloch）”:一种进步必然论的信念，这将同真实的人性发生系统性战争。现代的意识形态分子把易犯错误的人与能够一举改造世界的神明混为一谈。正如罗杰·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在他的自传《温柔的遗憾》（Gentle Regrets）中所言，“就那种寡廉鲜耻的对未来的信仰（它主宰了现代政治并使其误入歧途）而言”，柏克是最睿智、最清醒的批评者。
由于现代性总是伴随着普罗米修斯式的急躁，因此，柏克将一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同代人。我们需要依靠他的智慧和道德资源，抵制新式极权主义的诱惑及其不可预测的爆发。柏克凭借其洞察力和决心，抵制了雅各宾派对体面、节制和自由的威胁。在20世纪，这种洞察力和决心启发了索尔仁尼琴。列奥·施特劳斯——以另一种方式推崇着柏克——在《自然权利与历史》的结尾处声称，柏克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孤注一掷抗争（last-ditch resistance）的高贵所在——“火力全开，斗志昂扬”地反抗真正的政治邪恶。柯克在他的《柏克传》中反驳道，在18世纪90年代的英格兰，柏克做出了“孤注一掷的抗争”，犹如当代的加图，他在黑暗中大声疾呼，务必铲除雅各宾主义的祸根。在这个问题上，施特劳斯就像谚语中提到的荷马，有时也会打瞌睡。柏克是179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原始极权主义的第一个也是头号敌人。尽管他尊重真正的节制，他却蔑视那种过分的胆怯和“虚伪的、卑鄙的审慎”。
伟大的法国政治思想家雷蒙·阿隆——他既是自由主义者也是保守主义者——在1957年一篇论述保守主义在现代工业社会的论文中，暗示了当今解读柏克的两种方式。柏克对法国革命的一系列反驳：
可以解读为对政治理性主义或意识形态狂热的明确谴责。也可以解读成对旧制度下的独特等级制度的捍卫和辩护，或者解读为一种证明：任何社会必然蕴含着等级制度，而一个社会只有在权利和义务的相互尊重中才能繁荣昌盛。柏克要么是在反驳民主观念，要么是在捍卫智慧。
法语中的智慧（sagesse）一词在高级意义上与审慎是同义词。就上述两种方式而言，柯克是如何解读柏克的？有观点认为，他对柏克的提倡使得他更像是“传统主义者”，而非是一个民主社会的睿智或审慎之人。在某些时刻，他对柏克的解读确实有些过时。不过，在柯克对柏克的解读中，这并不是主流。
最重要的是，柯克将柏克解读为自由的热爱者，他充分意识到自由依赖于传统的或古典的道德秩序。柯克明确地指出，柏克为反对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狂热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和洞见。无论如何，柯克完全承认，我们的世界比柏克所生活的自由化的、现代化的世界更加明确强调“民主”。《保守主义的精神》有一章讨论了托克维尔，在一处不太引人注意的段落，柯克指出，托克维尔在一个重要方面“超越了他的哲学导师”柏克：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这位伟大的法国政治家、思想家对民主“这一新秩序做出了不偏不倚的考察”，“这个工作是柏克没有时间或耐心去从事的。”柯克声称，现代民主制“在柏克死前已经有了不同的形式”，这种说法可能稍显夸张。因此，柯克审慎地承认柏克的智慧必须适应柏克从未完全与之妥协的民主世界。这是柯克做出的最引人注目的让步，柏克的崇拜者有必要将柏克古老而持久的智慧带到一个柏克从未真正生活过或探索过的民主世界。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向激进民主投降。
在离世近25年之后，柯克依然是保守主义思想的最佳向导，正是这种思想促使埃德蒙·柏克阐发出无与伦比的“审慎的政治”。赞美和尊敬柯克，便是赞美和尊敬柏克，因为后者正是柯克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想象力的最大源泉。两位思想家对于支持和复兴“有序自由”的传统——这种秩序与形形色色的道德虚无主义格格不入——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最后，愿柏克的智慧——在柯克的补充下——与世长存。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