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不仅是马克思晚年的思考焦点，同时也是恩格斯晚年探索的中心课题之一。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前提是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并且东西方革命互补。恩格斯晚年鉴于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和东方社会公有制因素的进一步破坏，断言如果离开了西方发达国家革命成功后的榜样，东方社会主义道路将十分艰难。他告诫东方人民在革命成功后不要“冒失地投入自上而上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试验”，这对反思社会主义的实际历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不仅是马克思晚年思考的焦点，同时也是恩格斯晚年探索的中心课题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比较重视马克思的晚年贡献，而忽视了恩格斯晚年的理论沉思。实际上，恩格斯同样为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尤其是在今天，当改革开放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进行深沉的理论和实践反思的时候，认真学习恩格斯晚年的探索，对于坚持改革开放，少走弯路，不无好处。
一、马克思的思想遗产
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共同研讨东方社会的，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他们已初步形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他们认为东方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与西方社会不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原生阶段，即土地公有、共同耕种的形式是人类一切定居民族早期共同的生产方式，而它的次生阶段，则是与奴隶制、农奴制相并列，与东方阶级社会历史阶段相对应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具有公私二重性质，即一方面依然保存着某种共同耕作、共同占有的原始共产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则随着历史的发展，私有制因素不断地滋生和发展起来。十九世纪以前，印度、中国、俄国虽然在历史发展中各自具有自身特点，但是就总体而言，都处于与西方不同的亚细亚历史阶段。
因此，对于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民族的历史命运，就自然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考焦点:是按照自然进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还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向社会主义发展。
纵观马克思的全部思想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探索东方社会历史命运的问题上，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五十年代，即当东方各国还处于东方专制主义统治之下，东方无产阶级还没有产生和形成，并且各国还没有任何革命迹象的时候，马克思曾认为，英国等殖民主义的侵略在客观上有利于东方社会的进步。他甚至认为英国的侵略，由于破坏了东方社会“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由于“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由于“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因而客观上“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这是两个文明之间的抗争。在这抗争中，农业社会的“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工业社会的“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这的确是一种悲剧”，但是只有通过这个悲剧，我们才能“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马克思清楚地看到，“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的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纯”，而且“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一切灾难比较起来……在程度上也不知道要深重多少倍”，“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间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显然，马克思这时是从历史进步必然性的角度，来看待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的，由于当时东方社会的无产阶级既没有产生，也没有形成，因此，马克思还没有提出东方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
第二阶段，六、七十年代，即当俄国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俄国无产阶级刚刚诞生，而俄国农村公社还没有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马克思则倾向于俄、国无产阶级拦腰截断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走社会主义道路。七十年代中叶，俄国思想界展开了如下的激烈争论:“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后一条道路，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则根据《资本沦》德文版第一版补遗里的一个附注，错误地断言马克思反对后一条道路，对此，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作了如下回答:“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反对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主张无产阶级抓住这一机会，走后一条道路。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思想，看作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的探索，即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外，明确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阶段，八十年代初，即当俄国资本主义经过了大约二十年的发展，而俄国农村公社已经遭到一定破坏时，对于俄国村社能否成为新社会支点这一问题上，马克思采取了更加慎审的态度，这可以从马克思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中看出。
在草稿初稿中，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公社已经不是古代的原始公社，而是充满着公私二重性的对立，它的前途只可能是“下面二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在当时，“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只有俄国'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现象和罕见的怪事那样零星地保存下来，……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有在，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对此，马克思是充满信心的。
在二稿中，马克思基本保持了初稿态度，但已对公社的前途表示了某种担忧:“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公社受国家勒索的压制、商人的劫掠、地主的剥削和高利贷者从内部的破坏，那它怎么能够抵抗得住呢?”
在三稿中，马克思不仅保持了一、二稿的主要内容，而且进一步对公社内在的革命性表示了某种担忧，认为“公社受到诅咒的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且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使它至今不可能有任何历史创举。”因此，在正式复信中，马克思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我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公社是俄国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须的正常条件。”复信的篇幅只有初稿的十一分之一，删去了关于公社历史命运的具体分析，显示了马克思对公社历史命运的某种担忧。
到1882年，也即马克思逝世前一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在为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文版《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序言中，以更明确的语言指出:“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历史命运是极其关注的。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在俄国进行革命是他们的一贯主张。然而随着俄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随着俄国公社越来越遭到破坏，他们也越来越感到俄国革命的艰难，越来越强调俄国与西方革命的互补性，马克思晚年的思考不能不成为恩格斯晚年思考的起点。
二、恩格斯晚年的沉思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恩格斯就撰写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论文，表达了如下的观点:
(1)俄国的农村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目前正趋于解体；
(2)“俄国人民虽然有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完全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3)俄国人民，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然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因此，在俄国很难爆发反对专制制度的真正人民革命。
(4)俄国公社新生的必要条件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有“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必须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俄国才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
马克思逝世以后，以赫尔岑、特卡乔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观点在俄国蔓延开来，赫尔岑主张“保存公社”，特卡乔夫则美化农民，认为“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可比拟地更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生活也要无可比拟地更好。”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主张保存公社，认为“西方目前正在经过如此困难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在我们这里却仍然是我们农村生活中强有力的人民风尚。”因此，俄国应该从农村公社直接走向社会主义。
面对这一思潮，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回答这一挑战，自然成为恩格斯晚年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恩格斯的晚年除了加紧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出版外，还以极大的精力关注着俄国的命运，这主要体现在他晚年长期与俄国革命者的通信，以及1894年为重版《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而写的跋中。
恩格斯认为，俄国革命者首先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待马克思。早在1877年，“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因为当时资本主义还刚刚诞生，资本主义基础还没有牢固，而俄国公社还没有被完全破坏。但是今天(指恩格斯晚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十七年间，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村公社的崩溃都迈出很远了。……俄国在短短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村公社根子的斧头。”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想独立地进行农民革命是极其危险的。
在恩格斯看来，俄国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是西方革命的胜利，正像他在1893年2月24日致俄国思想家丹尼尔逊的信中所说，无论是根据马克思的意见，“还是根据我的意见，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外部推动，即西欧经济体制的变革，资本主义体制在它最先产生的那些国家中的消灭。”因此到九十年代，对马克思恩格斯1882年为俄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中的话，也必须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我们的作者(指马克思—引者)在他1882年1月给某一杂志的《宣言》写的一篇序言中，对于俄国公社能否成为更高级的社会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假如俄国经济制度的变革与西方经济体制的变革同时发生，从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占有制便能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起点。”但是经过十几年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在大约十年或二十年以前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切断它自己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趋势”，“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
恩格斯断言:“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要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一先决条件，要依靠公社自身的力量取得革命的胜利，是非常困难的。
恩格斯认为俄国公社本质上是保守的:“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历史上，“所有这些公社，都在包围着它们的、同时又是在它们内部产生，并且逐渐控制它们的商品生产以及各户之间和各人之间的交换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丧失共产主义的性质。”因此“从民族制度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因此，在俄国，要“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象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态—凡在历史上它可能存在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及其所造成的社会二元对抗的必然结果，它不可能从农业公社直接发展出来，只能是仿效某处已存在的样板。”“因而，俄国只能二者择一:或者把公社发展成这样一种生产形式，这种生产形式和公社相隔许多中间历史阶段，而且实现这种生产形式的条件当时甚至在西方也还没有成熟—这显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向资本主义发展。试问，除了这后一条路，它还有什么办法呢。”显然，恩格斯是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公社的实际出发，指出这一可能的出路的。
恩格斯认为，虽然“与俄国农民公社并肩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正濒于崩溃”，但是“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未来的社会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是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离开了这一基础和前提，一个社会尽管在形式上实现了公有制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共管理，但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未来社会。“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民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
那么东方社会如何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呢?恩格斯从历史哲学角度，再次强调了西方革命胜利这一条件:“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民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的成功才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
恩格斯的上述看法是十分深刻而有预见性的，在这里恩格斯谈论的决非俄国一个国家，而是谈论“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当时的中国和其他所有的前资本主义国家，这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对历史哲学的坚持和应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间接证明了恩格斯论断的正确性，即如果没有西方国家革命的胜利并作出榜样，东方落后国家虽试图坚持社会主义，但道路是十分艰难的。
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都面临着自己要解决的矛盾，“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的社会形态一样，是完全适用的。”因此，要想在农业公社的基础上去解决资本主义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展开的结果。这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如下的忠告，即那些市场、商品经济没有充分发育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是难以成功的，因为它所要解决的不是由自身经济发展阶段所产生的矛盾，而是别的国家在发达阶段上遇到的矛盾，这正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必然走向改革的根本原因。
在恩格斯晚年的思想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他对东方落后民族的暗示和忠告，即东方落后国家不要轻易地搞“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如今想来，意味无穷，因为整个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西方革命失败和缺乏榜样的条件下，按照苏联模式，由各人民民主国家自上而下实施国家社会主义的过程，其空想和盲目性的后果，再一次地证明了恩格斯的先见之明“在既成的条件下，没有别的选择可言。当法国正在第二帝国的时候，当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正繁荣昌盛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能够要求俄国在农民公社的基础上冒失地投入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试验”，否则那里的“人们多半自觉地或者完全机械地行动，而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恩格斯充分估计到了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
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认为，要想使俄国公社获得新生，“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这一革命的后果是双重的，“俄国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宇宙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到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他们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办法，——俄国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对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内外条件的总体概括。恩格斯并不反对东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而是告诫东方无产阶级要解决自己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是跨历史阶段地搞国家社会主义，而是脚踏实地地把农民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找到摆脱目前贫困的办法。
从上一世纪末到现在，已经将近过去了整个一个世纪。恩格斯的预言早已变成了遗言，东方人民革命也早已跨越了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但是当我们总结社会主义正反二方面建设经验时，恩格斯的遗言却一再显示出它未尽的魅力，我们不能不说它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建设东方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偏离的思想指南。
作者简介：孙承叔（1948—），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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