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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顾顺章被捕后,联络站闯入一名女乞丐,李克农见后泪流满面

1931年5月下旬一个朦朦胧胧的黄昏,黄浦江畔,身着一袭大衣的李克农站在堤岸上,焦急地等待着什么。

不一会儿,一个牵着孩子的女子出现在李克农的眼前,李克农见状,连忙快步上前。深情地望着眼前的女人,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愣了半晌之后,艰难地从嘴里挤出了几个字:你受苦了。

那女子不是别人,正是李克农的结发妻子赵瑛,此时距离顾顺章叛变已经过去了一个月,赵瑛带着她与李克农的两个孩子东奔西走,终于在李克农赶赴中央苏区之前见到了丈夫一面。

见到熟悉的面孔后,赵瑛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泪水夺眶而出,过去一个月所经历的苦难与颠沛流离,在见到李克农后立刻烟消云散。而李克农也眼含热泪,一时间百感交集!

那么,在顾顺章叛变前后,李克农和赵瑛经历了怎样的惊心动魄,这背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传奇往事呢?

一 顾顺章叛变始末

顾顺章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顾村镇白杨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由于父亲早逝,家中缺少劳动力,母亲又是目不识丁的传统妇女,因此一家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穷苦日子。

为了养活自己,顾顺章十多岁的的时候就孤身一人前往上海滩讨生活。

彼时,上海滩是由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部分所组成,是个机会与危险并存,信奉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的社会码头,是冒险家眼中的乐园。

初来乍到的顾顺章,和百万饱受压迫的穷苦百姓一样无依无靠,经常受到瘪三和流氓的欺侮,小小年纪就尝遍了本不该经历的人情冷暖。

在和流氓打交道的过程中,顾顺章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若想在这个大染缸里出头,加入帮派才是唯一的出路。

于是1919年下半年,顾顺章在中间人的介绍下,成功加入了青帮,拜了码头有了师父的他,生活处境很快就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别人的介绍下进入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谋了一件钳工的差事。

对于这桩来之不易的差事,顾顺章极其珍惜,他努力工作,时不时向老工人请教钳工技巧,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掌握了所有钳工要领,第三年就爬到了小工头的位置。

成为小工头后,顾顺章并没有为虎作伥,成为资本家的帮凶,反而时时刻刻维护自己的工友和一同拜把子的哥们兄弟。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顾顺章所进行的相关运动引起了共产党人的注意。当时,李立三和向警予负责南洋兄弟卷烟厂的工会工作。

他们见顾顺章是工人出身,讲义气,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若加以教育培养,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于是,向警予等人主动接触顾顺章,向他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顾顺章虽然对革命二字云里雾里,但热衷于展现自己的他欣然同意,成为了一名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1924年9月,由于南洋烟草公司制定陋规损害工人权益,顾顺章作为工人代表亲赴百老汇路的公司总部抗议,结果遭到了资本家爪牙毒打,并被巡捕房抓到牢狱之中。

后来在中共上海地委的帮助下,顾顺章顺利出狱,在医院里,他向向警予提出自己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经过慎重的考虑,中央决定正式吸收他进入党组织,就此,顾顺章掀开了其人生中新的一页。

在大革命期间,顾顺章和其他同志们一道,先后组织数起工人罢工运动,并亲自参与领导建设了工人纠察队,为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凭借出色的功绩,顾顺章在党内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顾顺章来到武汉,当选中共中央委员,而此时距离他入党才不过三年时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意识到了隐秘斗争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建立情报搜集机构和组织,以对抗愈演愈烈的白色恐怖。

而顾顺章则凭借自己早年间的“江湖生涯”,以及在中共高层中的特殊地位,自然成了参与领导隐秘工作的不二人选。

而等到中央特科成立后,顾顺章受周恩来的委托,在风起云涌的上海开始了新的工作。

当时的中央特科肩负着搜集情报,联络各级党组织,铲除叛徒和营救被捕同志等重任,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而特科建立后,顾顺章担任行动科科长,亲自参与了刺杀叛徒白鑫的行动,并向这位叛徒射出了正义的子弹。

此后,顾顺章还参与策划了多起锄奸行动,沉重打击了革命叛徒和反动派特务的校长气焰。

可以说,从1927年冬天到1931年春天,中共中央能够在上海领导中国革命,特科发挥着重大作用,顾顺章也有一定的功劳。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顾顺章身上的毛病也渐渐浮现出来,早年间的江湖生涯让他染上了很多坏习惯,助长了他的不良作风。

青帮出身的他使其在工作中过于看重江湖义气,经常将以前一起混的帮派分子拉到革命队伍里面,甚至动用特科力量来报自己兄弟的私仇。

除此之外,他贪图个人生活的享受,出行必定坐黄包车,打扮地如同西洋绅士一般,铺张浪费,奢侈无比,一点都没有共产党人吃苦耐劳的形象。

更严重的是,顾顺章一直没有形成真正的革命思想,他对政治理论并不感冒,他奉行的是以牙还牙的江湖策略,对于马列主义一直没有真正正确的认知。

在日常会议上,顾顺章总是坐在一个角落里,用大檐帽盖住自己的脸,无论其他同志们怎么劝说,他总是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搞得同志们也无可奈何。

长期的思想堕落使顾顺章游走在危险的边缘,只要外界稍加诱惑,这种人必定会变节投敌。

而事实证明,顾顺章这样的人不是彻底的革命者,他身上有着根深蒂固的旧社会残留,而这也成了他日后的“催命符”!

1931年4月初,顾顺章接到命令,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在顺利完成任务后,按照约定顾顺章应该立马返回上海。

然而完成任务后的顾顺章觉得如今回上海为时尚早,不如在繁华的华中枢纽潇洒一番。于是他无视随行同志,红色牧师董健吾的劝说,执意待在武汉,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汉口新市场搞起了魔术表演。

由于出众的魔术技巧,顾顺章很块就在当地掀起了“化氏风暴”,不少人被他高超的技巧所吸引。

一些剧院争相邀请这位“横空出世”的魔术师前去表演,一时间武汉各路达官显贵出动,都跑来汉口,一睹这位魔术大师的的风采。

但情报工作最忌讳的就是抛头露面,而顾顺章的所作所为明显犯了大忌!但他却浑然未决,在出尽风头后竟和几个舞女在下榻的宾馆里玩乐,沉浸在温柔乡里不能自拔。

俗话说: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顾顺章的自以为是最终令他付出了代价。

1931年4月24日下午,顾顺章完成日常的魔术演出后,正要动身离开剧院,突然发现身边站着一群高大男子,为首者是顾顺章的老熟人,中共叛徒,前武汉市委书记尤崇新。

当天夜里,中统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提审了顾顺章。起初他认为顾顺章会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铁骨铮铮宁死不屈。

然而在审讯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顾顺章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死硬”,面对审讯那叫一个云淡风轻,讲起自己的故事就好比他人的事迹一样。

蔡孟坚觉得有戏,刚要继续询问更重要的情报,却见顾顺章摇了摇头,然后说道:“你的级别不够,有的事情我不能告诉你,但我总要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

说罢,顾顺章就供出了中共驻扎在汉口的交通机关。次日,顾顺章被带到了武汉行营,见到了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

面对这位国民党的封疆大吏,顾顺章继续待价而沽,并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要赶快将他送到南京去,他要亲自与蒋中正会面,以便一网打尽共产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第二,不要打电报给南京;第三,一定要保证他自己的人身安全。

然而这样一条大鱼,何成浚和蔡孟坚怎么会放弃这个邀功的机会,他们立刻向此时国民党中统负责人之一的徐恩曾发了六封电报,通知他顾顺章被捕和叛变的消息。

幸运的是,当电报传到徐恩曾的官邸时,徐恩曾本人正在外面花天酒地,而接手电报的不是别人,正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同时也是我党地下潜伏人员,有着龙潭三杰之称的钱壮飞。

钱壮飞获悉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他连忙通过各种手段将消息传送到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

就这样,一场正与邪的时间赛跑开始了。

二 流浪的家人

收到情报后的钱壮飞明白,顾顺章叛变后,首当其冲的就是和他一样在国民党高层中潜伏的地下党员,李克农是其中之一。

4月25日夜晚,钱壮飞在截获了相关情报后,立刻命令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乘坐由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向李克农汇报。

当时,李克农正在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潜伏,担任电务股长一职位,也是徐恩曾手下的“大红人”。

在获得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后,李克农不顾自身即将暴露的风险,想尽一切办法将和情报科科长陈赓取得取得了联系。

然而那天并不是接头的日子,直到4月27日凌晨才通过江苏省委交通站,把这一重要的情报报告给了陈赓。

当日上午,陈赓立刻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传达给了周恩来。

面对这千钧一发的险恶形势,周恩来当机立断:将江苏省委的陈云调入中央特科,顶替叛变分子顾顺章的空缺,然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安排上海各地的共产党人撤离。

事不宜迟,李克农立刻动身,在那个缺少即时通讯工具的年代,李克农冒着大雨,挨家挨户地敲门,通知同志们尽快撤离。

在通知了最后一位同志后,李克农突然想起来自己忘记通知自己的家人,他连忙赶往自己家附近的弄堂口。

一到弄堂,李克农就意识到情况不对,往日没啥行人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察与军人,将整个弄堂挤了一个水泄不通。

李克农见状,连忙拉下帽檐,盖住自己的面孔,虽然现在他担心妻子赵瑛和孩子们的安危,但也只好先行离去。

幸运的是,此时妻子赵瑛和孩子并不在家中,她正带着两个儿子在附近的菜市场买菜,当她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听到外面警笛大作,于是连忙带着孩子来到了弄堂口。

见到黑压压的人群后,赵瑛意识到情况不对,多半自己的丈夫李克农出事了,于是她赶紧带着儿子离开了这是非之地,躲到了市场里面。

赵瑛和孩子们在菜市场里躲了一天一夜,本想过几天回到家中,却发现此时的弄堂到处都是生面孔。

她意识到自己的家应该是被敌人布控了,但同时她也松了一口气。敌人这么大阵仗,就表明他们并没有抓到想要的人,而这也意味着丈夫李克农暂时是安全的。

无法回家,身上又没有多少盘缠,赵瑛又不知道临时联络点的具体位置,她又不敢去以前的联络点,只好带着两个儿子漫无目的地在上海的街头流浪。

1931年5月的一天,赵瑛正带着孩子,在茫茫的大上海找寻丈夫的踪迹,多日的流浪让她们母子三人蓬头垢面。

李克农的次子李治搀着四岁的弟弟,跟在赵瑛后面蹒跚而行,母子三人今日也在为生计发愁,绝望的阴云似乎已经笼罩在三人的头顶。

冥冥之中自有上天庇佑,赵瑛突然想起来李克农北四川路熟人关系多,与其在这里像无头苍蝇一般,不如到那里去碰碰运气。

果真是天助母子三人,在繁华的北四川路上,眼尖的例子看到了正在买酒的宫乔岩,这宫乔岩是上海民生中学的校长,同时也是我党地下潜伏人员。

李治连忙高喊“宫伯伯”,宫乔岩一听,连忙回头望去,看到了蓬头垢面,身上衣服破烂不堪的母子三人。

他顿时又惊又喜,连忙走到母子三人身边,并将他们安顿在了北四川路的一间民宅里。

很快,宫乔岩就将母子三人平安的消息传递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立马将这个喜讯告诉了正在处理善后工作的李克农。

在听到爱妻和孩子们安全的消息后,这位在龙潭虎穴驰骋多年,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隐秘将军,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随后,在中央特克的安排下,李克农与失散一月有余的妻子见面,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结语

顾顺章的叛变,对于我党的情报工作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幸运的是,有钱壮飞李克农和周恩来等人的力挽狂澜,将这位核心人员叛变所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赵瑛作为李克农将军的贤内助,凭借其机警的判断力,及时离开危险的旋涡之中,最后的相遇给丈夫李克农喂下了一颗定心丸,免除了将军的后顾之忧,让将军能够在接下来的革命工作中发挥自己最大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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