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在文化不断融合中形成的。中华文化的信仰方式一般通称为儒释道三家，三家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又有“三教并立”、“三教合一”的说法，当然也有“儒术独尊”的传统。
但是，在利玛赛把中华三教介绍给欧洲的时候，并不是说三种独立的宗教”，更不是说三派学者因了信仰不同，便如同当今世界的宗教冲突那样，你死我活、不相往来。现代世界宗教中的佛教、道教和儒教，是近400年来的“近代化”的复杂过程中形成的“现代宗教”。
实际上，近代以前的中华宗教，因其同源通体的特性，各教各派之间在很多基本形式上具有相似性。陈寅恪等学者曾指出中国文化有“儒表道里”或“儒表佛里”的现象，非常犀利的指明了这一点。
明清时期的江南儒家士大夫往往吟诗作画、刻经讲道、吃斋念佛、奇门遁甲，不问苍天问鬼神，并不区分儒释道三教。儒家士大夫在朝廷排斥佛教、道教，但回到江南乡镇却和僧人、道士关系密切。这种矛盾现象表明儒家排斥“释道二教”，大多是利益纠纷，而信仰上是存在一致性的。
过去的解释，主要归结于儒学在理性上的不彻底性，事实上儒学本身就根植着宗教性。《中庸》讲“鬼神之为德”，表明儒家把“鬼神”看成“德行”，是天地造化的因素。并且儒家强调事物各个部分的相互依赖和谐存在，“天人合一”哲学观和思想对中国文化包容性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与三教合一文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综观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儒释道三教连称，彼此独立，相提并论，出现三教一致的萌芽。唐宋时期三教加强了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鉴和吸收，但其主流而言，仍各树一帜。元明清阶段出现了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
此三个阶段的发展是儒释道三教发展和融合的基本过程，第二阶段是在继承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第三阶段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基础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反映了三教合流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三教合一发展中，其内容是动态的，三家思想相互依存，相互包容，各有侧重，出现了以佛家、以儒家和以道家思想为主要形态的三教合一文化，以及形成具有宗教意义上的“三教合一”新文化形态，前者与后者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历史性的飞跃。
儒、道、佛三教，中古以来并称“三教”，“南北朝时，即有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陈寅恪
明代以降，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
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了佛教的“空有合一”的本体论，“顿渐合一”的认识论，“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修持观等，与儒家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相结合，因之有人说是“阳儒阴释”，最终完成了三教的融合。程颢和程颐主张“性即理”，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通过内心的修养功夫来“窒欲”，以恢复天理，受到佛教心性论和禅宗修持方法的影响。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竭力排斥佛教，但是在其哲学思想中，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修持方法都带有佛教的烙印。
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8）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在明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内在核心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在儒释道三教合一观念的流衍和变迁中，王阳明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及于整个晚明思想界。阳明学术得益于佛、道二教之处颇多，尤其与禅宗的关系更深。王门后学也主张三教合一。
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哲学、文化、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儒释道三教是中国、韩国、朝鲜、日本、越南五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和历史文化的核心内容，反应了中国及周边国家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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