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今天我们单位请了红色特工沈安娜来做讲座，她总是提起'沈伊娜、舒曰信’两个人名字。我记得您说过，您的上级就叫舒曰信，而且还经常接头什么的。那您自己，是不是也是个红色特工呢？您当初是不是也是中央特科的人？”
2001年的一天，一位青年人兴奋地向自己的父亲询问着。他的父亲被这一席话给问得愣住了，半晌才说道：“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是中央特科的人，反正当时党组织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当时根本就没想过这么多！在哪儿不是干革命工作？”
这位老人，就是在新中国的测绘工作和电子工程上，做出过卓越贡献、后来活到了103岁高龄的老英雄姚子健。当天晚上，他向自己的儿子、也就是那个提问者姚一群，再一次提起了自己的过往经历，感觉仍然是兴奋异常。谁又能想到，一个一心埋头于学术研究的人，竟然真的是一名非常重要的红色特工！更有意思的是，他做着特工的工作，却始终不认为自己就是一名特工。直到儿子提起的一个多月后，他才知道，自己当初的领导单位，竟然真的就是著名的中央特科！
姚子健是江苏宜兴人，1915年出生。他的父母，都是本分的小买卖人。一家人在徐舍镇开了一间茶馆，靠着微博的利润勉强维持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也比很多贫农要好得多。所以姚子健从小，就没有因为上学发过愁。同样的，他的成绩，也从来没让父母发过愁，几乎每一科成绩都名列前茅。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费的开支也越来越大。到了姚子健14岁时，上完小学的他在报考中学的时候犯了难。最后选来选去，他选择了上海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这倒不是他喜欢这所学校，而是因为这所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连饭费也不收，而且每到新学年，每一个学生还给发一套衣服！上这所学校，对家庭几乎不会造成任何负担，只要成绩够，就能上到毕业。
姚子健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每天依然刻苦学习。1931年，他不但顺利毕业，还升入了上海国立劳动大学读书。然而就在这一年秋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国土沦丧的消息，让大家义愤填膺。于是姚子健和同学们走上街头，用游行、情愿的方式，要求当局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但是国民党此时的主要精力都在内斗上，他们不但不理会学生的要求，反倒查封了学校，将学生们全部遣散回家！
姚子健就这样回家了。回来之后，他找了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勉强挣钱糊口。他经常愤恨地对别人说：“学校解散了，我不但没书读了，也没饭吃了，什么都没了。”他不明白，自己不过是说出了一个中国人该说的话，怎么就会受到这样的对待？
也就在此时，革命的风潮在江西愈演愈烈。姚子健也听了几次演讲，参加过几次学习班，对革命的道理渐渐明晰。他开始觉得，只有革命，彻底推翻旧的社会和制度，才有可能拯救古老的中国。
很快，时间就到了1933年。正在为如何投身革命寻找方法的姚子健，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一份招生简章。上面说，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正在招收学员，条件很优厚，但就是门槛比较高。
录取成绩对于姚子健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他主要考虑的，是能通过这个测量学校能学到什么。通过一些渠道，他了解到测量学校设置了航测班、地形班、制图班等比较专业的学科，这让姚子健很高兴。当时他一心想要帮助党组织制作宣传资料，所以很想去学制图班中的印刷专业。于是在一番准备之后，姚子健走上了考场。
以姚子健的能力，区区入学考试根本不是问题，他顺利地考入了陆地测量学校制图班。在学习期间，姚子健认识了一个叫舒曰信的人。这个人比他大几岁，曾经是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的高材生。此人器宇轩昂，谈吐不俗，聊天时总带着一种忧国忧民的感情。姚子健觉得这个人不错，于是倾心相交，两个人很快就成了莫逆好友。
然而不久之后，舒曰信将姚子健带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告诉他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舒曰信早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而且还是从事情报工作的地下党！在对姚子健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他觉得这个人本性善良，意志坚定，可以为革命工作，于是向姚子健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姚子健并没有被舒曰信的身份吓到，反而感觉到了莫名的兴奋。他想要为革命工作已经好几年了，此时终于等来的机会，让他怎能不高兴呢！于是他欣然表态，只要舒曰信信得过他，他随时可以开始工作。舒曰信非常高兴，很快将他引见给了在上海的地下党负责人鲁自诚。经过了鲁自诚的一番亲自考验，姚子健正式进入了党组织。
不久之后，姚子健从学校毕业，进入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总局第十室工作，专门负责描绘印刷地图的底板。这个工作十分不错，每天工作量比较少，但月薪却是28块大洋的高薪。但是绘制地图，对我党的意义并不大。于是鲁自诚指示姚子健，让他想办法进入军用地图管理室。姚子健回去之后，找医生开了假证明，说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不能从事绘图工作了，希望调到军用地图的管理机构。测量总局的主任没有怀疑他，很快就把他调到了专门管理军用地图的第五室。
第五室的工作职责，是负责收发、保管军用地图。姚子健来到这里之后，开始按照鲁自诚的命令行事。在当时，地图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军用物品，不管是哪一个军官来领地图，都必须将自己部队的番号和大体的部署情况作登记。也就是说，只要掌握了这份登记档案，就能大致掌握国军部队的调动情况。而登记档案的工作，正好是姚子健来负责的。就这样没过多久，国民党部队调动的宏观信息，姚子健就全部了然于胸了。
同时，党组织还交给姚子健一个工作，就是复制军用地图。当时，我军行军打仗，最紧缺的东西就是地图。行军打仗，没有一张精度高、位置准确的地图，简直就如同蒙起眼睛的烈马，有时候走着走着就撞了南墙。
在当时，我军每打一次胜仗，最先寻找的便是地图。但是这一点敌人也同样明白，所以每次战局不利时，他们总会提前销毁地图。所以这小小的地图，就成了我军最渴望得到的东西。
现在好了，姚子健进了第五室，手里掌握着大量的军用地图。他每天都利用职务之便，悄悄地复制地图。本就是科班高材生的他，做起这个工作来得心应手，复制出来的地图既清晰又准确。
拿到复制地图和领用档案两件物品之后，姚子健还要走一套标准的情报递送手续：每个周末，他都会将地图和档案放进皮箱的暗层，之后再用衣服和一些书籍盖起来做伪装。伪装完成后，他会带着这些东西，乘坐火车从南京去上海。由于他穿着军装行动，所以路上基本不会有人盘查。等到了上海之后，再去约定的地方找到舒曰信，交接地图和档案。完成后，他再坐火车返回南京，第二天若无其事地上班。而舒曰信，则会将这些东西交给自己的上级王学文，然后再由王学文送入苏区。
这一条情报线路，是独立而分阶段的。作为最终端的姚子健，他所见到的人只有给他下达任务的鲁自诚和接收物品的舒曰信，还有舒曰信的妻子沈伊娜。至于王学文，他不仅没见过，连听说都没听说过。情报运行的方式就是这样，在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别人的事情知道得越少越好。也正因为如此，姚子健只知道自己是在为革命做工作，对上级单位的所有情况一无所知。
这一原则，是中央特科的铁则。有的时候不该见的人，就是看见了也要回避。
有一次，姚子健像往常一样去送东西。这次他和舒曰信相约的，是一个普通的茶楼。由于车顺，姚子健早到了几分钟。当他上楼之时，正看见一个衣着笔挺的年轻人正在和舒曰信说话。而正坐在舒曰信身边的沈伊娜一看见他，立刻对他说：“姚老弟啊，这位是李先生。”双方互相打了个招呼之后，沈伊娜便走过来，将姚子健拉到了一个小包间里。直到那个人走了以后，才让他和舒曰信见面。姚子健明白，这是组织的纪律，不允许他和自己这条线路之外的人产生交集。
还有一次，姚子健正在单位工作，突然看到了一个人非常眼熟，正是自己在情报工作中的下线吴锡峻！本着单线联系的原则，两人平时见面，仅仅知道一个名字，互相并不知道对方的工作单位。现在，如果真的是在国民党的单位中碰了面，日后一旦出事，两个人的身份就可能同时暴露！
危急时刻，姚子健不顾礼貌的转身就走，快步离开了接待室。他希望刚才短短的一瞬间，吴锡峻不要看到自己。后来事实证明，姚子健的做法是相当及时的，吴锡峻是个高度近视的人，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到姚子健。一个隐患，就这样被掐灭了。
“七七事变”之后，舒曰信、沈伊娜夫妇调离了了情报前线，而姚子健也随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总局迁到了武汉，双方在进行联系比较困难了。为此，党中央又给姚子健安排了一个联络人。此人自称“熊先生”，至于真名，姚子健一直都没问过。而“熊先生”除了给姚子健布置任务之外，也从不问他任何私人问题，连他的住址都不知道。当然，这一切也还是组织的纪律。多少年后，姚子健再回忆这段时光，曾经说道：“当时就是这样，上级知道下级，下级不知道上级。我领导你，就知道你，但是你对我住在哪儿、干什么的这些私人信息，是一概不知的。”
然而，随着抗日战局的深入，姚子健的心情越来越难以平静。国民党此时虽然也在抗战，但是内部关系实在错综复杂。就连测量局内部，也是成天勾心斗角。姚子健渴望真正的为抗日出一份力，于是便在下一次接头的时候，询问“熊先生”能否派自己去抗日前线。最终在1938年4月，姚子健在组织的安排下去了香港，后来又从香港中转去了延安。
从此以后，姚子健便脱离了隐蔽战线，开始堂堂正正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他先是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参加学习，接着又被派到苏豫皖抗日根据地从事地图测绘工作。抗战胜利后，姚子健又拉起了一支测绘班子，开始随着解放军的脚步丈量全国。多年的工作下来，姚子健为了祖国的地图测绘工作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姚子健不再从事测绘，而是进入了电子工业部雷达局工作，为祖国信息安全的事业同样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虽然已经从暗处走到了明处，但姚子健仍然对那段在敌后工作的岁月念念不忘。平时在工作之余，他总喜欢给儿子姚一群讲述自己当年的故事。对“沈伊娜”、“舒曰信”这两个名字，姚一群从小就耳熟能详。但是，此时父子二人都不知道，姚子健当初，是在中央特科的领导下工作的。由于仅仅是传递一下地图和登记档案，姚子健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一位情报人员，更不认为自己就是一位光华炫目的红色特工。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是普通的革命工作。这一点，直到他在上世纪80年代离休时，也没有改变。
逐渐的，姚一群也长大了，参加了工作。有一次，姚一群的单位邀请著名红色特工沈安娜讲述当年的斗争故事。而沈安娜在讲台上，不停地提起自己的姐姐沈伊娜和姐夫舒曰信。讲台下的姚一群越听越心惊，觉得沈安娜一定和自己的父亲有某种交集。
回家之后，姚一群对父亲讲述了单位发生的一切，并询问他是不是也是中央特科的人。姚子健摇着头说道：“也不知道我算不算是中央特科的人，反正当时党组织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当时根本就没想过这么多！在哪儿不是干革命工作？不过，我还真没想到沈伊娜的妹妹还活着！要是能见她一面就好了！”这便是本文开头的一幕。
姚一群很快就通过单位的关系，联系上了沈安娜老人。沈安娜听说此事后，马上邀请姚子健来自己的家中做客。于是几天之后，姚子健、姚一群父子拜访了沈安娜位于北京郊区的家。进屋之后姚子健看见了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而且似乎越看越眼熟。此人看到姚子健，似乎也突然想起了些什么，说道：“你还记得吗？咱俩在舒曰信那里见过一面，还打过招呼呢！”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是'李先生’是吗？”姚子健突然想了起来。
“对，就是我。实际上，我叫华明之，是沈伊娜的妹夫！”此人也大声笑了起来。一双手，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后，再次握到了一起！
几个人坐下来聊着以前的战斗岁月，都感觉到恍如隔世。此时，姚子健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你们说，我到底算不算是中央特科的人？到底算不算特工呢？”沈安娜想了一想，说道：“姚老哥，我觉得你算！你当年的那条情报线路，属于王世英—王学文—舒曰信和我姐姐的这条线，是很典型的情报工作。以你的这段经历，应该是属于中央特科的！我给你写材料证明！”
就这样，沈安娜真的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有关部门评定。很快，上级给出了答复：姚子健当年，确系为中央特科工作！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红色特工”！
对于这个回答，姚子健老人深感欣慰，但是却没有太多的喜悦。他只是默默地对儿孙说道：“在那个年代，我既然选择了干这个，那就得随时准备着牺牲。党组织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根本不会多问。像我这样的人还有许多，他们牺牲了也没人知道。”
2018年，姚子健老人以103岁的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是已知的，最后一个去世的中央特科特工了。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虽然英雄已逝，但英雄的事业仍在不断前进。中华民族必将崛起的历史趋势，也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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