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提到："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诗至唐代，彬彬大盛，几乎兼备众体。唐代诗人承接了丰厚的传统，这是唐代诗歌繁荣兴盛的必然条件，溯源古体诗，尤为渊远。古体诗与近体诗在形式上各有其特点，古体诗篇幅可长可短，格律限制不大严密，在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及生发议论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不因律诗的兴起而没落。古体诗于中唐时期大放异彩，达到鼎盛，其背后有着两大原因：一是唐诗如同其他艺术一样，也生活在社会的土壤中，中唐社会动荡变化，时代的重心在古体，古体诗更适合于动荡生活的需要。元和诗坛尤多七言长篇，显示出变革时期人们萌动奋发的意气；二是古体诗体制放畅，无施不可，着重发扬了诗歌的风骨与兴寄的一面，在风骨与兴寄的主导下运用声律、文辞，产生兴象和韵味，有助于诗歌表情达意的发挥，为其他诗歌形式所不能及，它与律诗联辔齐行，共同开辟唐朝诗歌的国土。澳门mgm官网
唐代古体诗有这么一个发展脉络：盛唐以前的阶段，古近各体的发展比较平衡，一方面近体诗逐步完善，另一方面是五古的复兴与歌行的演进；安史变乱前后，诗体趋向变新，杜甫对各种诗体都下过改造的功夫，总体而言，古体变革在先；再往下，元和诗坛主导体式是古诗，多反映人们变革的心声；晚唐以后，轮替的时运和内省的心理，又促成了古体的衰退和近体的独盛。
唐代五言古诗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酝酿，直到陈子昂提出以"汉魏变齐梁"的口号之后，才有了自己的前进方向。陈子昂初步确立了唐代五言古诗质朴、真切地记述时事与书写怀抱的传统，可参看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五古至于杜甫，堂庑顿开，气象日新，杜甫不仅用这一诗体写下了前后《出塞》、"三吏三别"等遥接汉乐府精神的叙事名篇，也写出融感事、纪行、抒怀为一炉的鸿篇巨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元和诗人中，元稹、白居易等人接受了杜诗感讽时事的精神，韩愈、孟郊等人则推进了杜甫变革诗体的趋向，五古趋向散文化。相比之下，盛唐诗人中谨守汉魏古诗传统的一线，在唐中期显得比较冷落，勉强只找到柳宗元这样一位后劲。及于晚唐，国运沦丧，文人士大夫逃避现实，给律诗的修磨精纯提供了温床，至此，古体衰退。
七言古诗在唐代一开始就是走的歌行的路子。乐府歌行是古体诗中特别的一类，我们张口就来的"初唐四杰"，他们的长篇歌行最为著名。"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有七言的《长安古意》，"寂寂廖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前面铺叙长安帝都的繁华，然而盛衰相代，唯子云安贫乐道，垂名后世，托"古意"以抒情，融隐形对比于其中，带"劝百讽一"之意，借古体诗的承载，诗人写得华丽而流动，篇幅宏大，场面壮观，表达了丰富而复杂的人生感受。在此基础之上，高适、崔颢等诗家增强骨力，配合以整饬的章法和鲜明的节奏，形成了典型的"盛唐歌行"，高适的《燕歌行》可视作典范。延及元稹、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诸篇作品，在整饬中稍加变动，化凝重为流走，便于委婉叙说故事，曲折表现人情，比如《长恨歌》中，对唐玄宗与杨贵妃二人梦魂萦绕、生死相恋的情感进行反复渲染，"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把两人的苦恋之情写到极致。与此同时，李白、岑参等人化整为散，破偶为奇，以恣纵的笔意，写激荡的感情，是唐人歌行体的变调。李白的《蜀道难》《远别离》《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作品就是这一诗体的代表。这种变调与有律化的传统歌行体不同，称为"不入律的古风"。另一类乐府诗，由于唐代旧乐失传，它便脱离了合乐原则，不受古题乐府的限制，李白的《将进酒》、《梁甫吟》保持了乐府民歌朴挚风格，杜甫有《丽人行》《悲陈陶》等诗作，为诗歌反映时事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代的李贺则喜欢立新题以咏古事，如他的《金铜仙人辞汉歌》，在唐人乐府中就别是一体。
以上便是古体诗在唐朝各时期的成长、衍变及衰退。
参考资料:陈伯海《唐诗学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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