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家】之【加缪】
请走在我的身边，做我的朋友
Part 01：一个战争孤儿
Part 02：加缪与《局外人》
Part 03：加缪与《西西弗神话》
Part 04：加缪与《鼠疫》
Part 05：加缪与《反抗者》
Part 06：加缪与萨特
Part 07：加缪：我是你们永远的朋友
Part 01
一个战争孤儿
1913年11月7日，阿尔贝·加缪出生于北非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刚出生，整个世界就迎来了一战，加缪的父亲也在一战中被打死了，因此加缪小时候就和妈妈、姥姥、舅舅生活在阿尔及尔的贝尔库贫民区。
加缪是一个战争孤儿，由于父亲的牺牲，他靠着政府的补贴总算是上了学。加缪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在校期间成绩不错，也受到了老师路易·热尔曼的赏识。
不过，在加缪17岁的时候，他与死神擦肩而过，这一年，他通过了中学会考后进入了文科哲学班，不过，他很不幸的得了肺结核。在医生的建议下，加缪被姨夫阿库带到了自己家中疗养。
阿库开了一家肉铺，但业余时间也喜欢读书，喜欢和人谈论国家大事。加缪一边帮姨夫打零工，一边在姨夫的熏陶下，阅读了很多法国作家的经典作品。
加缪就是在这个时候为自己完成了定为，他后来说：“17岁时，我产生了当作家的想法，同时，我隐约感到自己会成为作家。”
身体好了一些后，加缪就继续在大学读书，在这期间，他认识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西蒙娜，并与之结婚。加缪的婚姻来得太早，遭到了姨夫的埋怨。不过，俩人的婚姻在一年后就走散了。
1935年，加缪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是一个从底层爬上来的人，和萨特不一样，加缪一直有想帮助底层人民改善生活的愿望，他认为将人们引入共产主义的，是生活而不是思想。毋宁说，比起萨特，加缪是务实的。
20几岁的加缪似乎有种无穷的精力与热忱，他算是阿尔及利亚地区最活跃的一个文艺青年。他组建劳工剧团，在劳工学校开文化课，甚至还创建了一个“文化之家”。
加缪投身于自己的事业中，先后出版了两本散文集。刚开始，他在朋友开办的小出版社出版，后来，他自己在阿尔及利亚开办了一份报纸，就叫《共和报》。
此时的加缪，脑海中已经在为自己今后的哲学体系做准备了，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人生的荒诞。（虽然加缪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哲学家，但为了叙述方便，所以我下文就会用“加缪的哲学体系”这个词来概括）
1940年，加缪离开了阿尔及利亚，前往法国，在《巴黎晚报》当记者。没多久，加缪认识了第二任妻子弗朗辛，并与之结婚。
加缪刚到法国的时候，二战已经爆发了，纳粹德国在1939年9月1日就与苏联一起入侵了波兰，拉开了欧洲战场的序幕。加缪刚到法国的那年5月，德军就入侵法国巴黎，加缪跟着报社逃到了里昂，然后又从里昂返回了阿尔及利亚的海滨城市奥兰。
回到故乡后，加缪找了个教书的工作，在私立学校教书。在这期间，加缪开始动笔写《鼠疫》，他之前写的《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都已经完稿，他将书稿寄给了原在巴黎报社的同事。
不过，此时的巴黎已经被德军占领，因此出版的东西都要先交给纳粹审查。
Part 02
加缪与《局外人》
1942年4月，《局外人》在巴黎印刷厂开刷，第一版就印了4000多册。第二年，1943年，萨特给《局外人》写了书评，有了当时已经如日中天的萨特书评，《局外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第一次阅读《局外人》，我就被它的开头所震撼了：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还真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母亲去世，明日葬礼，敬告。”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也许就是昨天。
再联想到书名“局外人”，就会发现这个开头一点也不奇怪。开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一个人怎么连妈妈的死都如此不明不白呢？岂不是狼心狗肺吗？不过，我隐约觉得，加缪这么写自有他的意思，果然，看到最后，我倒吸一口凉气。
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主人公默尔索是一个居住在当地的法国人，在公司里面当一个小职员，因为钱不多，所以只能将母亲送到了养老院。整个小说以默尔索的第一视角展开，可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引出了默尔索杀人的一系列故事情节，后半部分则以默尔索入狱开始，法庭对其的审判过程与默尔索的内心独白交替进行。
虽然小说的一开头让我们以为默尔索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但他还是在得知消息后就向老板请假。老板很是不情愿地批了假，没想到默尔索说：“这不是我的过错。”
小说以一种程序化的方式进行着，默尔索在此后也几次想起过母亲，但在那个“法定”的哀悼时间里，他却不愿意面对母亲的遗体，也不做任何解释。母亲的葬礼上，默尔索没有流眼泪。在守灵的时候，默尔索发现周围的人根本就不关心躺在他们中间的死者，他们的悲痛、哀伤与哭泣，似乎就像是在走程序一样。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一个朋友跟我说的一个经历，是他外公去世了，他的妈妈就告诉他：“到时候你就哭，哭得越凶越好。”
为啥呢？因为只有这样，他的妈妈才能多分配到一点遗产。
这岂不是荒唐吗？我们为一个人、为自己亲人的去世而悲伤、而哭泣，究竟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还是源自自己内心的情感呢？
再有，一个和我没见过多少面的亲戚去世了，说实话，我的内心不会有太多的悲伤，可能最多就是感怀一下“人世无常”，在有机会的时候送上一朵花。我所能做的，对于我自己的本心来讲，也就如此了。难不成还让我大哭大喊啊，写一篇八百字的观后感吗？
回到小说，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发现，默尔索的特点是一以贯之的，且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表面上，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一个普通人，但他说出来的话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因为他一直遵循着本心。
比如，葬礼结束后，他的老板问他，愿不愿意被派到巴黎去工作，这也是给了他一个升迁的机会，算是老板的器重。一般人到此，巴不得立马同意呢，可默尔索拒绝了，他觉得，实在是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生活。
同时，默尔索的女朋友玛丽也在等着他向自己求婚，他是喜欢玛丽的，也表示过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一般人在被女朋友问到“什么时候结婚”的时候，如果暂时还不想，也都是会以一种善意的谎言来推脱，至少会说明，我很爱你，但再等等吧，还没准备好之类的。而默尔索竟然还不确定自己对玛丽的感情是否到了“爱”的地步，后来他告诉玛丽：“也许不爱”，这让玛丽很伤心。
的确啊，很多人根本就不理解什么是爱，却嘴上一直挂着爱，也许他们内心也是这么想的，但总有种荒诞的感觉。
默尔索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但并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对于一些常人都习以为常的事情和观念，他都会本能地加以怀疑，对于一些“陈规旧俗”，他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排斥。他不会吹嘘别人，也不会讨好上司，在他的字典里，最高的赞扬也不过是“有趣”二字，让他当癞皮狗，我看还是别想了。
雷蒙是默尔索的邻居，他是给妓女拉皮条的，与循规蹈矩的大部分人不一样，可能这正是吸引默尔索的一点。然而，雷蒙却另有想法，他是带着些许目的与默尔索交朋友的，他希望默尔索能教训一下自己不忠的情妇。
默尔索帮雷蒙写了一封信，将那个女人骗了过来。然后，雷蒙揍了她一顿。然而，默尔索的悲剧也就此埋下了。
有一次，默尔索和雷蒙一起去海滨木屋玩，发现有人在跟踪他们。雷蒙告诉默尔索，跟踪他们的两个人都是阿拉伯人，其中有一位还是被打情妇的兄弟。
阿尔及利亚在当时还是法国的殖民地，居住在当地的法国人和穆斯林的恩怨由来已久，因此，默尔索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除了私人恩怨外，还有这一层的冲突。
两拨人第一次的冲突有惊无险，没有人员伤亡，但是第二次的冲突却导致了一人的死亡。第一次的对峙，阿拉伯人怂了，退缩了。随后，默尔索想找一个安静阴凉的地方歇息，结果发现那块地已经被阿拉伯人占了。
默尔索与阿拉伯人同时将手伸进了口袋，阿拉伯人掏出了刀子，而默尔索却掏出了手枪。默尔索朝着阿拉伯人扣动了四下扳机，阿拉伯人死了。
按理说，这是一起刑事案件，默尔索最多也只是激情杀人或防卫过当致死，这也就迎来了小说的下半部分。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一种荒诞。
默尔索请不起律师，于是他接受了法庭为其指定的律师。有意思的是，整个法庭对默尔索杀害阿拉伯人的事并不关心，反而关心默尔索对待妈妈的态度。他们说着似是而非的法律术语，实际上却是在试图定义默尔索究竟是世俗的“好人”还是“坏人”。
本案的焦点突然集中到了默尔索为什么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这个问题上。你就说荒不荒诞吧，法庭应该是就事论事的地方，却成了“诛心论”的讨论场所。
之前小说中出现的几个细节，成了默尔索被指控是一个“狼心狗肺”的证据，比如他把母亲送到养老院，在母亲葬礼期间还和玛丽一起去电影院这种娱乐场所。由此，检察官得出结论，默尔索是一个冷血的、处心积虑的谋杀犯。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人提示默尔索，只要按照世俗的需求，夸张地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也就是说明当时自己没有哭泣，或发生的一些行为是有背后原因的，并不是自己不爱母亲。这也就是说，只要默尔索在法庭上卖惨卖哭，就能博得大家的同情，也会减轻最后给自己套上的枷锁。
然而，默尔索没有，当律师追问他对母亲的看法时，他说：“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是不愿意妈妈死去的。”
律师听了这话，很不高兴，说：“这么说是不够的。”
天呐，那要怎么说呢？在法庭上当着众人的面，最好再来几个摄像机，对准自己，面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先鞠下躬，然后开始表演。首先，“噗通”一声跪在地上，然后捶足顿胸，哭，一定要哭，就算没有眼泪，也要挤出眼泪，实在不行，抹点口水上去也行，为了增强表演效果，说话一定要梗塞，最好再骂几句自己，说自己平时对母亲疏忽了，自己就是一个禽兽，就是一个混蛋啊！
如果默尔索有点文采，还可以当场朗诵一段悼词，声情并茂，中途装作自己要晕古去的样子。最后最好再来个八百字总结，要点题，一定要教育大家，不要向自己学习，一定要贯彻社会主义价值观，一定要正能量，一定要对得起胸前的红领巾，巴拉巴拉。
眼看表演已近尾声，默尔索可以停顿几秒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氛围一定要渲染到位，而后转过身对着大家，号召大家：“听懂掌声！”
如此，默尔索可能就会逃过一劫吧。
然而，他没有。
加缪在1995年美国版《局外人》的序言中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人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他就会有被判死刑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局外人……默尔索不愿意简化生活，他怎样想就怎样说，他拒绝为他的情感戴上种种面具，于是社会立刻觉得受到了威胁……他远非麻木不仁，有一种深层的激情让他充满活力，因为这激情是一种具有否定性的真实，存在和感受的真实。”
加缪的这些话对于理解《局外人》，尤其是它的后半部至关重要。正是由于默尔索那种“深层的激情”，我们才在后半部分里看到两条线同时并行。一方面，审判在外部世界按部就班地推进，默尔索被人们推向死亡。但是，另一方面，沿着跟外部世界完全相反的方向，默尔索的内心反而越来越平静。从肉身走进监狱的那一天开始，他的心灵反而渐渐从牢笼中走出去，他的思想要比很多在监狱之外的人更自由。在这里，加缪借一个将死之人的视角，从心理学和哲学层面探讨死亡时刻、生命长度、生存意义这些终极问题，这条哲学思考的线索完全不受外界影响，是高度个人主义的。
小说以默尔索被判处死刑收尾，西方有临终前牧师对话的习惯，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不，我的儿子。”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说道：“我和您在一起。但是，您有一颗迷失的心，还认识不到这点。我将为您祈祷。”
这位牧师看上去就是那么地自以为是，表现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大有一副：你是错的，就算你现在不认为自己错了，但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自己错了，这只是你悟性不够。
我也同样感到自己准备好了，要再次经历这一切。经过这场盛怒，我就好像净除了痛苦，空乏了希望，面对这不满征象的星空，我第一次敞开心扉，接受世界温柔的冷漠，感受到这世界如此像我，总之亲如手足，我就觉得自己从前幸福，现在仍然幸福。为求尽善尽美，为求我不再感到那么孤独，我只期待行刑那天围观者众多，都向我发出憎恨的吼叫。
小说的结尾以这样的语句收场，就像是一段灵魂的拷问。当我合上书，凝望星空的时候，似乎也理解了加缪的那种荒诞。
Part 03
加缪与《西西弗神话》
加缪的另一部哲学著作《西西弗神话》也获得了出版的机会，不过里面删掉了一些描写卡夫卡的章节。
加缪曾说过：“伟大的作家必是哲学家。”他的这部《西西弗神话》就是一部哲学随笔，开头第一句话就是：“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
西西弗是古希腊中的一个角色，传说是科林斯的国王，他后来得罪了众神，被罚推一块巨石上山，而且是永无止境地推。当石头被推到山顶时，由于重力原因就会滑到山的另一边，西西弗便跑过去继续推，如此反复，真是一件折磨人的苦差事。
在诸神看来，再也没有比让一个人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严厉的惩罚了，但西西弗却一次次走向不知尽头的磨难，他意识到自己荒诞的命运后，却不停歇地永远前进。
这像不像是我们的生命，亦或是工作，每天忙来忙去，为了金钱，为了自己和家人活下去。可是，我们终究是要死掉的呀。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每天看上去忙来忙去，实际上就像是神话里的西西弗。
当你意识到这点之后，你才算是刚刚进入了加缪的大门。很多人误读加缪，认为加缪的荒诞是悲观主义，是负能量。然而，荒诞是加缪哲学的起点，不是终点，就像怀疑是笛卡尔的起点，也不是终点一样。"荒谬的人"也只有在不管是什么样的行动，哪怕是最荒谬的行动中，才能回答加缪看来是唯一真正的哲学问题：自杀。
首先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纳粹主义在欧洲张牙舞爪，此前一战带来的迷茫与绝望还没有消退，加缪的“荒谬三部曲”完成于被纳粹占领的法国。写书的过程，就伴随着荒谬历史的发生过程，加缪在其中看到了生命的脆弱、战争的残酷、纳粹主义以及各种恐怖和自由的丧失。
面对这样的世界，加缪也时常陷入沉思，他不是一个被鸡血打满的青年，他是一个客观而理性的思考者，他不认为暴力可以带来自由，对发生在家乡的动荡与当时左派知识分子的立场不同，他既能体会家乡人民的感受，又对独立有清醒的认识。这样的态度让他两边都不讨好。
加缪说：“我一直谴责恐怖活动，我必然也谴责比如在阿尔及利亚街头盲目进行的恐怖主义行为，这种恐怖主义有一天会打击到我的母亲或我的家人。我相信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将保卫我的母亲。”
荒谬是加缪哲学的起点，他认为，否定生活意义的逻辑推理不应该走到否定生活本身。这里要介绍一下当时的思想环境，其实之前也说了好多次了。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人将理性越拔越高，但我们都知道，理性不是万能的，而且也并不总是可靠的，在人生中，只有荒诞才是一个已知的东西。
那么，究竟什么是荒诞呢？加缪认为，荒诞实际上就是一种感受，产生于人对其所在世界提出质疑而又得不到任何答案的感觉。
就好比，一个人问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爱情是什么？
这些问题，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归根到底，没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要找出这种答案，靠经验？靠理性？抱歉，都不行。或者说，这些问题，永远也没有答案，因为也不可能会有一个人突然站出来告诉你答案，就算有，他的话也未必靠得住。以前，是上帝告诉人们答案，但是对不起，当人们完成了祛魅的过程，进入现代化后，上帝已经死了。
加缪说，人不得不承受这种荒诞的处境。
在荒诞中，人看到的是对精神痛苦的描述，对存在状态的怀疑，他写道：“起床、公共汽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总是一个节奏……”一旦有一天，人们对这“平淡”、“庸常”的生活感到有问题，想要拒绝这种生活，提出了“为什么”，那就开始觉悟到了荒诞。
在加缪看来，这种荒诞感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个体的“我”以外的世界和他人中，存在着非人因素。加缪说：“这种面对人本身的非人性所感到的不适，这种面对我们所是的形象感到的巨大失败，这种被我们时代的某个作家称作‘厌恶’的感情，同样也是荒诞”。
荒诞是这个世界的本色，唯一一个已知的东西，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
那么，当我们面对或身处在这个荒诞的世界时，是该如何选择呢？加缪认为，这种荒诞是消除不了的，无论一个人怎么努力，都不能消灭荒诞，就像西西弗一样，不管他怎么拼命，也逃脱不了诸神强加在他身上的惩罚。面对如此无望的荒诞，人该怎么办呢？
我早期阅读加缪的哲学时，曾总结了一个粗糙的概念，即人生在世，无非就是以下三种选择：
宗教信仰
自杀
荒诞
一个人如果有宗教信仰，那么这个荒诞的世界对他来讲就有了意义，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而且不用去怀疑，不用自己去找意义，现成的意义就摆在他面前，做好事，上天堂。但我们都知道，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上帝已经死了！他提供不了意义了。
那么来看第二种，自杀，加缪认为，从荒诞导出必然自杀的结论是错误的逻辑，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假设，当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是荒诞的之后，是否就以为这生活不再值得过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加缪说：“如果生活是荒诞的，无意义的，那就应该更好地经历它。”
简言之，自杀只是一种逃避，要知道，生活从来就没有容易过，这句鸡汤是加缪说的。
那么就剩下了第三种，也就是对于多数人来讲，唯一的选择，就是荒诞，接受荒诞，不过加缪认为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去反抗荒诞。
加缪的意思是，反抗并不是要消解荒诞——荒诞是消除不了的——而是要在这荒诞的世界里和荒诞共存，在这危险的生活钢丝上坚持。他指出，唯有这样的反抗，才能“赋予生命以价值，它贯穿生存的整个过程，给生存以尊严”。
加缪批判“形而上学的反抗”和“历史的反抗”，因为这两种反抗都预设了未来是美好的，就相当于，我们搞革命，推翻了旧地主就会迎来光明，这明显是站不住脚的。加缪认为这样的反抗设定的是对自由的信仰，人于是适应了一种要达到目的的希望，结果反而成为了自由的奴隶。所以加缪与这样得出的自由针锋相对，他提出“不存在什么明天，从此这就成为我的自由的原因”。
加缪的自由是“荒诞的自由”，与萨特的自由不同，萨特是要超越现在，脱离荒诞，将希望寄托于明天。而加缪的自由是自由地穷尽现在，也就是说，虽然从思想上来讲，他俩都是行动的哲学，但加缪走得更彻底。
加缪认为荒诞的人正是在清醒地认识到荒诞之后，“感受自身的生活、自身的反抗、自身的自由，而且是尽可能地感受”，他说：“这就是生活，而且是最大可能的生活。”
罗曼罗兰说：“这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加缪则可能会说：“这事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世界的荒诞后，依然热爱荒诞，热爱生活。”
木心曾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岁月不曾饶过我，我亦未曾绕过岁月。”
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适合加缪的哲学。是的，说的粗俗点，生活强奸了我，难道我还不能强奸生活了？
简而言之，加缪与萨特一样，都主张我们要成为生活的主人！
荒诞的激情，就是对生活说“是”，就是一种反抗，从而获得自由，并以激情尽可能地去生活。荒诞不是虚无，不是否定。荒诞的世界需要荒诞的激情来应对，当我们接纳荒诞的世界、肯定生活的责任，才是真的反抗荒诞，才能够穿过荒诞的表象，进入真正存在本身，在根本层面才能看到导致荒诞的根源。
也因此，对抗荒诞的办法不是逃避，而是承担自己的命运。那些因为一些事而总给自己找借口的人，在加缪看来，实质上和“自杀”没什么区别。因此，也可以说，加缪的哲学是强者的哲学，而且每一个人只要意识到这点之后，都可以成为强者。加缪说：“一个人的失败不能怪环境，要怪他自己。”
萨特对加缪的《局外人》与《西西弗神话》都做了评价，对《局外人》比较肯定，但对《西西弗神话》就不那么看好了。有意思的是，萨特认为，加缪写小说还可以，但写哲学就差点味道了，加缪对萨特的评价是，他搞哲学还可以，但写小说就不行了，说他的小说是靠理念推动的。
1943年，加缪又回到了巴黎，在为自己出版两本书的伽利玛出版社工作，随后，他又秘密加入了抵抗法西斯的地下报纸《战斗报》。与其同时，加缪也在酝酿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反抗者》。
如今的加缪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名气，混入了巴黎精英知识分子的圈子。二战结束，巴黎解放后，他在《战斗报》工作的经验又为他获得了不少加分项。
Part 04
加缪与《鼠疫》
1947年6月，加缪的另一部著名小说《鼠疫》出版，一出版就大卖，为其确定了文坛领袖的地位。
《鼠疫》的故事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城市奥兰，这是一座真实存在的港口城市。
话说某一天，城市里面突然出现了死老鼠，主人公是一名医生，叫里厄，他的妻子患有肺结核。里厄每天接待病人，发现城内的死老鼠与日俱增，这让他产生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果然，里厄发现了这种奇怪的病例，判断出这是鼠疫，于是上报政府。政府担心公布鼠疫的消息会引起大众的恐慌，而且还不确定是不是鼠疫，因此就采取了保守的态度，只是呼吁人们注意个人卫生，以及加强城市的消毒工作罢了。
然而，城内每天患者的数量不降反升，以每天十几例、二十几例的速度增加。有一天，城市患病人数达到了三十个以上，医生里厄看到了省长发给自己的官方电报：“请宣布发生鼠疫，关闭城市。”
时间很快到了五月，天气变热了，疾病也更容易传播了，疫情加剧了，人们心中的恐慌也水涨船高。政府发布了封城令，更是让居民炸了，因为大家都出不去了，但有些人还是想出去，一些人也并不是这个地方的人，想回家，希望能够通融通融，但都被拒绝了。
渐渐地，人们才终于意识到，大家都被困在了城里，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有几个人比较有意思，也算是人群中的代表了，一个是记者朗贝尔，他不是当地人，是被派到奥兰做新闻调查的。他希望自己能够离开这里，回到巴黎，但出城申请被拒绝。后来，他曾试图两次逃跑，但都失败告终，最终，他意识到了，这里的人是一个共同体，自己也不能置身事外，于是他留了下来，帮助工作。
另一个人叫科塔尔，算是一个“通缉犯”，在疫情开始前，他就遭到了警察的注意，要被抓去坐牢。科塔尔曾试图自杀，但被发现了。疫情对于别人来讲是苦难，但对他来讲是一个机会，因为警察都忙别的去了，根本无暇顾及他，他靠着浑水摸鱼，靠着走私大赚了一笔。不过，在疫情结束后，他还是被抓去坐牢了。
里厄四处奔走，忙于救治病人，一个小公务员格朗负责向他汇报。格朗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工作十几年来一直没有升迁，所以他老婆离开了他。但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普通的人，身上也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因为他是自愿为里厄医生汇报的，这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格朗只是谦虚地表示：“人要互相帮助。”
还有一个人挺有意思，是教堂的神甫帕那卢，他在疫情期间负责安抚众人的情绪，大家也能理解，就是那种布道，希望上帝显灵，早点拯救万民于火海。
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内的情况并没有好转。一天，一个叫鲁塔的小伙子跑来找里厄医生，建议组织一个志愿队，当里厄追问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的时候，鲁塔就淡淡地回了两个字：理解。
疫情依旧持续着，弥漫在人们心头上的愁云挥之不去。唯一的一个好消息是，新的血清研制出来了，打算先在法官奥东先生的小儿子身上试用，结果，小儿子还是死了。神甫帕那卢因为此事，对上帝的信念产生了一丝动摇，他质疑道：“仁慈的主为什么要夺走一个无辜孩子的生命呢？”
鲁塔为了放松心情，去歌剧院看演出，结果男主角在演出的高潮处戛然而止，死了。
当时看到这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帕斯卡的那句名言：“人是会思考的芦苇。”
简而言之，生命无常。
神甫帕那卢举行了第二次布道，来的人比第一次少了很多，因为大家觉得，与其听神甫叨逼叨，不如买个平安福来得实在。帕那卢对上帝的信仰又一次产生了动摇，如果上帝是真的，为何会眼睁睁地看着人们受苦而不为所动呢？
后来，帕那卢想明白了，其实对于信仰，要么相信，要么不信，没有中间态。也就是说，信仰不容怀疑，只有完全的否定，最后，他还是选择了相信。不久之后，神甫病逝了，临终前拒绝了医生的治疗，死因不明。
记者朗贝尔的第二次出逃计划，原本要成功了，但是在快要临门一脚的时候，他放弃了，回到了里厄的志愿者团队中。他说：“想要幸福并不可耻，但独自一人幸福，就是可耻的行为。”
小说的人物在疫情期间，都因为一些各自的原因而走到了一起。圣诞节前夜，格朗失踪了，当人们找到他时，他正泪流满面地站在圣诞礼品的商店前。原来，很多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和妻子私定了终生。
不幸的是，回到家，格朗就病倒了，他被注射了最新研制的血清，奇迹的是，第二天他就起死回生了。
这时，小说也迎来了结尾，老鼠出现了，鼠疫也慢慢消失了，人们都仿佛从阴霾中走了出来，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一切都逐渐恢复了正常，而对于一个人来讲，他的黑夜来了，他就是科塔尔。
科塔尔知道，警察会找到他，带他去坐牢，他知道自己大限已至，在疯狂下，他竟然朝着人群开枪。不过，这一切都于事无补，他最终还是被警察带走了。
在里厄看来，科塔尔有颗“孤独的心”。
奥兰的城门在第二年的2月再次打开，距离疫情发生，已经过去了10个月。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其鲜明的特色。加缪表示，他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反思和解决困扰当代人的重大问题，也就是：恶的源头以及荒诞性，还有城市生活中人类的责任。我们不难发现，加缪在《鼠疫》中通过上述小说人物的行为，多多少少给出了答案。
熟知加缪的朋友都知道，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点就是荒诞。自工业革命以来，上帝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已渐行渐远。上帝没了，或者说上帝死了，维持了数千年的宗教信仰在科技发展面前分崩离析，现代人无法再说服自己还有神的存在。但没有了宗教这种精神支柱，个体只能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和能力来对抗灾祸、困难，以及未知的一切，这是一场十分艰苦，甚至无望的斗争。
这是现代大部分人所面临的，信仰的缺失。
其次就是孤独感，里厄认识到了群居生活的必要性。最后的荒诞是人们发现生活没有过去和未来，找不到人生的意义。这一切最终把现代人拖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也就是认为人类的存在没有意义。
加缪认为，面对生活的无意义，面对惩罚在人类身上的“恶”，应该日复一日地抗争，就像里厄、塔鲁或格朗那样。里厄每天出诊，格朗不断地做统计报表，我们必须为单调的日常生活赋予意义。就像西西弗一次又一次地把石头推上山，尽管他知道石头最终会落下来。西西弗也对自己的境况一清二楚，我们对这个世界应保持理性、清醒的头脑，要接受我们的生存状态，不再寄希望于假设的神明。
加缪的哲学是反抗的哲学，是自我的哲学，上帝死了不要紧，关键是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我们要靠自己行动起来，而且是行动在当下，过去和未来是不存在的，只有当下这一刻是能感受到的。最后，既然个体的人类是脆弱的，那就应该团结。
小说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和神甫帕那卢对于“恶”的理解相左，但照样可以一起抗击鼠疫，只是用各自不同的方式。神甫认为，上帝借鼠疫来惩罚人类的“恶”，人类只能被动承受。而里厄不同意，他承认人类的行为中存在恶，但我们应该主动地对抗恶。
就像《鼠疫》影射的二战，纳粹的暴行，对犹太人的屠杀，这些都是人类犯下的恶，而今世界各地的极右翼纷纷抬头，种族歧视、移民歧视，这些也是恶。加缪认为“人世间的恶大多源于无知”，加缪拒绝批判，他选择团结每个人。本着自己的良心，做好本职工作，做好自己，这就是最质朴的人道主义，以慷慨的胸襟深刻地理解人类的悲剧命运。
加缪以这样的结尾为小说画上了句号：“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去也不会消失……也许有那么一天，为了给人们带来灾难并教训人们，鼠疫会唤醒老鼠，并让它们死于一座幸福的城市。”恶永远存在，人类需要像西西弗那样一次又一次地和它斗争。
法国作家罗兰·巴特曾提出，把鼠疫比作战争是对加缪的误读。加缪本人在一封公开信中表明：“我希望大家对《鼠疫》有多层次解读，但它显而易见影射了欧洲抵抗纳粹的斗争。”
加缪的“鼠疫”至少有三层含义：一种流行病；二战和纳粹；再形而上的话，鼠疫也隐喻了人类的恶。
从《局外人》到《鼠疫》，如果说加缪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对于团结和参与的理解。
Part 05
加缪与《反抗者》
1951年，《反抗者》出版，此书涉及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其中思想简而言之就是“我反抗故我在”。
何为反抗者？加缪指出，所谓反抗者，起步时，他是个体反抗者。他首先说“不”，是拒绝而非弃绝，但他也是个说“是”的人。这个“不”，意味着一条边界线的存在，否则就越出自己的权限了。说到底，边界线奠定权限。这样，反抗者既肯定边界线，又掌握一切并将其维系在边界以内，就是他自我肯定拥有某种价值。于是向这个世界说“不”，向其本质的荒诞性说“不”，向威胁世人的抽象概念说“不”，向别人为我们准备的死亡文化说“不”。
加缪的哲学中，世界是荒诞的，人生也是荒诞的，首先，我们得意识到这点，但意识到并不代表我们要放弃抵抗，我们要做自己的反抗者，但也并不代表我们要砸烂一切。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是典型的反抗者代表。西西弗身负重荷，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推举的岩石，每个细粒都披着一道道矿物的光芒，与他本人融合一体了，心里非常充实。这种拼搏本身就是反抗：“他反抗，故他存在”。
或者换句话说，每个人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加缪肯定了人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并非萨特那般绝对的自由，他说：“一个人的失败不能怪环境，要怪他自己。”
别想着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因为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既然选择了，就要承担自己的命运。
因此，人们将加缪归类到存在主义，与萨特一起，但加缪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存在主义。
Part 06
加缪与萨特
▲ 加缪（左）萨特（右）
关于加缪与萨特之间有过一次著名的交锋。话说纳粹占领巴黎时，有一天，加缪与萨特在咖啡店中谈话，萨特主张无限制的自由，加缪不赞成。加缪说：“如果自由没有限制，你大可把我交付纳粹当局。”
萨特同意此事不可为，因此加缪得出结论：自由必须有所限制。如果自由无限制，必然产生不合理的团体。只准自己有自由，却不许别人自由，这是假自由。而“自由必须有所限制”表示还有某种意义或信念值得人类追求，这些意义或信念高于人类的自由。
为了目的（意义或信念）能否不择手段（自由）？这个问题实为加缪和萨特二人决裂的主要原因。
《反抗者》出版后，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发表书评，其门徒让松写了一篇长文抨击加缪。加缪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对于批评也会做出严肃的回应，这一次也不例外，加缪就一些负面消息给《现代》杂志做了回应。结果，《现代》刊登了加缪的回应，同时也发表了萨特的《答加缪书》，开头就是：“我们的友谊来之不易，我将感到惋惜。今天您中断友谊，或许是因为它到了该中断的时候。许多事情让我们接近，很少事情让我们分开，但这个很少也已经足够多了，友谊本身也变得专制起来。”
不知道萨特为什么会这样说，《现代》对于加缪的批评主要是因为《反抗者》传递出来的信息是鼓吹个人反抗，否认阶级斗争。不过我想，萨特是不忿外加嫉妒加缪，俩人的出生很不同，萨特是贵族出身，虽然他有的时候也缺钱，但那完全是因为自己花钱大手大脚的原因。可以说萨特是一辈子都不缺钱，而加缪是纯粹从底层奋斗上来的人，因此萨特对于加缪有着这方面的不忿。另一方面，萨特有些自卑，小时候就发现自己很丑，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而加缪却是一个很帅的人。（萨特的女人有很多，是一个著名的浪荡公子，实际上，加缪除了两段婚姻外，也有情人，只不过没萨特那么高调）
加缪与萨特虽然都获得了诺奖，但萨特要比加缪晚了十年才得奖。二战期间，加缪一直积极地投入地下党，而萨特在当时对此并不感冒，也没有兴趣。二战结束后，那些在德国占领期间默默抵抗的人自然就成了英雄，而萨特在此期间啥都没做，自然也会心里不舒服，眼红和嫉妒。
Part 07
加缪：我是你们永远的朋友
1957年，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这十年中，他不断有戏剧作品上演，也有随笔集出版。当时，加缪只有44岁，算是年轻的了，他获奖的消息传到巴黎，一方面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不过另一方面，有很多人认为法国的另两位作家，萨特和马尔罗比加缪更有资格获得诺奖。
当时的法国正在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而加缪是站在及阿尔及利亚，反对殖民者这边的，因此很多人认为加缪的获奖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政治倾向。
诺奖的奖金是一笔不小的款项，拿到钱后，加缪就在法国普罗旺斯的小村庄买了一所房子，那里是一个人口稀少、环境优美的地方。
只可惜的是，加缪没有享受太多的和平生活，1960年1月4日，他和伽利玛出版社的老板一起开车从村庄回巴黎，在路上，加缪不幸遭遇了车祸，不治身亡。去世的时候，加缪的身边带着《第一个人》的手稿，一共144页，字迹潦草。早年的时候，加缪有个想法，他要像托尔斯泰一样写一部类似于《战争与和平》的著作，《第一个人》算是加缪的《战争与和平》，只可惜成了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于1995年出版。
加缪去世后，法国诗人勒内·夏尔写了一首诗：
我们同我们爱的人终止了对话，
但这并非是沉默。
他又怎么啦？
我们知道，我们自以为知道——
但只有当意味深长的过去敞开为他让路之时。
他就在那里正视着我们，
很远，很远，在前面……
最后的最后，借用加缪的话来做结尾：“不要走在我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请走在我的身边，做我的朋友。”
“Don’t walk in front of me… I may not follow
Don’t walk behind me… I may not lead
Walk beside me… just be my friend”
― Albert Camus
未完待续……
后续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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