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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死亡是无法摆脱的,但太阳还是温暖着我们的身骨

加缪曾受到过这样的评价:

“放眼世界,很难找到第二个像他一样,文学魅力、人格魅力和道德感染力集于一身的作家。”

——刘成富

63年前,1960年的1月4日,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他就是图片中这个帅气的人,伟大的艺术家加缪。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师,“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一、加缪备受全世界文艺工作者的尊敬与爱戴

蒋方舟曾说,如果世界末日,一定会带加缪的作品上诺亚方舟。

疫情期间,张文宏医生曾推荐加缪的《鼠疫》。

众多知名作家,如阿来、周国平、许知远、阿乙也都曾深情推荐加缪的作品。

还有很多国际上著名的电影导演也是加缪的忠实粉丝,他们在电影中会引用加缪的话或者提及加缪的书。

《与玛格丽特的午后》

《超脱》

二、加缪的一生

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祖上是来自法国阿尔萨斯的移民。他是混血儿,母亲是从西班牙漂泊到非洲的女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父亲应征入伍,在马恩河战役中受重伤后去世,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去世时加缪还不到一岁。两年后加缪兄弟被确认为战争孤儿才得以上学读书。加缪的父母目不识丁,家里没有一本书籍。但是这个贫苦的小男孩却十分热爱学习,从小就表现出很强的学习能力与领导能力,大人们都称赞他谈吐不凡。

加缪曾写道:首先贫穷对我来说不是一种痛苦……为纠正自然产生的麻木不仁,我把自己置于贫穷和阳光之间。贫穷使我不相信在阳光底下,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切都是美好的,阳光使我知道历史并非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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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加缪进入哲学班学习。首次得肺结核,生病的经历让他感受到生命对于人类的不公。1931年结识哲学教授Jean Grenier加缪年少时是阿尔及利亚竞技大学队的门将,可惜1931年因为肺病终结了足球生涯。加缪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通过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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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他在《南方》(Sud)杂志上第一次发表随笔作品。1933年,他进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家境的贫困使加缪从中学开始就打工挣钱、关心穷人。据他朋友讲,他从不摆架子,直爽地与社会各阶层的人交谈。很久以后,有位文学批评家指出,他的自由不是跟马克思学的,加缪回复说:是的,我的自由是在贫困中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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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加缪因小说《局外人》成名,书中他形象地提出了存在主义关于“荒谬”的观念。随后,他开始写作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1947年的长篇小说《鼠疫》曾获法国批评奖,它进一步确立了他在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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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瑞典文学院宣布,44岁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获得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阿尔贝·加缪因此成为了这个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瑞典文学院在向他颁发诺贝尔奖时,说他是反专制作家中最投入的一位。这一年的12月,他在瑞典的一所大学做了一场题为《艺术家及其时代》的演讲,他说道:“面对时代,艺术家既不能弃之不顾也不能迷失其中。如果他弃之不顾,他就要说空话。但是,反过来说,在他把时代当作客体的情况下,他就作为主体肯定了自身的存在,并且不能完全服从它。换句话说,艺术家正是在选择分享普通人的命运的时候肯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艺术的目的不在立法和统治,而首先在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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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诺奖的三年之后,加缪搭朋友的顺风车从普罗旺斯去巴黎,途中发生车祸,加缪当场死亡,年仅47岁。在他随身携带的提包里,还有一部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手稿《第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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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从出生时起,就被穷困、疾病与死亡的阴影笼罩着的人,却比任何人都深沉地热爱着这个荒谬的世界,他用深情的眼眸凝望着所有困苦的人,用文字指引着一代代迷茫的人。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自由人道主义道路,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最后大家来欣赏一下好读文化版本的《鼠疫》译者余中先对于加缪及其作品的评价吧:

由“荒谬”而“反抗”(节选)

两个系列——“西西弗神话”与“普罗米修斯神话”

在法国的批评界看来,加缪的著作按其哲学思想的两条不同道路,可排列成两个系列:荒诞和反抗。

其一是“荒诞”(absurde)的思想,在《西西弗神话》中得到阐述,在小说《局外人》、剧本《卡利古拉》和《误会》中得到进一步发挥。而按照神话母题来归类,则可以概括为“西西弗神话”系列。

其二是关于“反抗”(révolte)的人道主义,则体现在小说《鼠疫》、剧本《戒严》和《正义者》之中,最后在论著《反抗者》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而按照神话母题来归类,这个系列则可以概括为“普罗米修斯神话”系列。

从逻辑推理上看,加缪作品“普罗米修斯神话”第二系列的积极意义要高于“西西弗神话”的第一系列,它是在第一系列的基础上实现的。它走过了如下的一条认识与行动的轨迹:

生存(客体)—荒诞(本质)—意识(主体)—行动(选择)—反抗(人道)。

为什么要反抗——反抗的理由

早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就把反抗和意识荒诞的问题提了出来,而在《鼠疫》中,这种反抗思想变得更坚定了。

加缪说过:“反抗是人类与自己的愚昧永久的对抗,每一秒,它都提出对世界的疑问……反抗不是渴望,它不抱希望,这种反抗只不过是相信命运的不可抵抗,而丝毫没有可能而来的屈服。”

诸神惩罚西西弗不停地推石上山,然而,石头到了山顶会由于自身的重量而重新滚落。他们不无道理地认为,世界上不会有比这更可怕的惩罚了。而加缪通过回顾这样一个蔑视诸神、痛恨死亡、酷爱生活、甘受这种刑罚的传说人物,把西西弗视作荒诞的英雄。西西弗的反抗反映了他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每一次从山顶上下来时,西西弗赋予自己以反抗、自由和激情,在意识到努力的徒劳却不放弃这种努力的时候,他使自己变得高于惩罚他的诸神。西西弗把握了自己的命运,在斗争中体现了自己的高贵,在没有主人的世界中赢得了人类可达到的唯一一种幸福。

小说《鼠疫》中的情况正是这样。奥兰市的居民本来都很勤劳,对经商特别感兴趣,只想做生意,只想发财。他们也会有一般人的生活乐趣和享受,但除了日常生活之外,他们是不考虑其他事的。

但是鼠疫来了,死神给予人们平等机会(不过,平等的死亡不是公正),痛苦折磨着男女老少。人们感到威胁,慌乱,惊恐。过去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人们开始考虑一些事。在灾难面前无非有两种选择,是承受,还是反抗?

《鼠疫》所要表现的,是逼人至死亡的瘟疫和人在死神的淫威面前被迫的反抗。正因有鼠疫,人们才反抗。很明显,这个时候,最人道的行动,就是选择反抗。因为,“当人们认清了在这样一种秩序下,一个人的个人东西被否认,不再属于他,而成为一个所谓的'公共东西’,其他人,甚至侮辱和迫害他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份共同财产时,他的反抗是为了一切人的”。

我反抗我存在——反抗的意义

《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冷漠,近乎麻木不仁,始终抱着局外人的态度。但他已经认识到一切都是荒谬,可以说,他处于一种“无言的反抗”中。

《鼠疫》中里厄医生则不一样,他虽有时感到孤单,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是同病菌做斗争,他看到爱情、友谊、母爱给人生带来了幸福,他不是孤军作战,他认为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世界才有一线希望。

比较一下这两个主人公,就可以看出,默尔索是以反抗来表现自己的价值,里厄的反抗则表现出整个人类的尊严,其中包括集体主义的力量。

加缪对自己这部小说的评价是肯定的:“与《局外人》相比,《鼠疫》标志着从孤立的反抗态度转变到承认集体力量,要进行集体的斗争。如果说从《局外人》到《鼠疫》有着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在团结的意义上实现的。”这是“人们所能想象的关于人同恶势力做斗争,以及最终使有正义感的人起来反抗,并同人们和自我做斗争的最激动人心的神话之一”。

可见,加缪在《鼠疫》中表现的哲学不再是悲观失望,而是积极行动,是团结,是斗争。通过里厄医生等人的嘴,加缪一方面承认了人们生存条件的荒诞,另一方面又大声疾呼,让人们团结起来,不要无动于衷,而要积极行动,自己拯救自己。小说中反抗者的群像构成了人类的尊严、团结的力量。这里,集体的反抗代替了个人的反抗(如默尔索),这种反抗体现了人道主义,它解释了同情心、团结和为他人服务。

忠实于反抗本身——反抗的局限

加缪的反抗思想其实还有另一面。他提出“忠诚于反抗本身”,他认为,“对人类来说,存在着一种与他们水平一致的思想与行为,一切过分的举止都会陷于矛盾中,绝对是达不到的,尤其不能在历史上创造出来”。所以,他坚持反抗要忠诚于本身之高贵,不应该由于疲惫和疯狂,遗忘了它的崇高职责而陶醉于暴政与奴役之中。

作者通过塔鲁之口,表达了他的这种思想。塔鲁年轻时出席一次法庭审讯,他的父亲作为代理检察长,在法庭上以社会的名义要求判处一个被告死刑,而年轻的塔鲁则深深地可怜那个像猫头鹰一样胆战心惊的被告。他当时简单地认为,社会就是建立在死刑基础上的,他必须与这样的社会、与这样的谋杀做斗争。于是,他离家参加了充满政治色彩的革命斗争。

一开始,他赞同这样的观点:“为了实现一个再也没有人杀人的世界,偶尔判人死刑也是必须的。”但是在一次目睹刑场的惨景之后,他的观点动摇了。他感到,在漫长岁月里,自己满以为是在与“鼠疫”做斗争,其实,自己一直就是个鼠疫患者,因为他间接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因为他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为原则。塔鲁终于认识到:欺骗、骄傲、憎恨、暴虐都是“内部的鼠疫”,它像吞噬肉体的灾难一样,在感染着人,应该以不懈的斗争为代价,制止这种可怕的传染。

在这里,加缪实际上提出了杀人作为一种政治斗争手段是否合理的问题。他后来在论著《反抗者》中特别地思考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反抗一旦超过了限度,导致新的屠杀,就违反了人道主义。

《鼠疫》中,塔鲁始终纠结于渴望无罪、纯洁、博爱的心情,他总想成为“不信神”的圣者。而这种思想在里厄医生的眼中则显得不免有些过分,里厄以“真正的医生”的行为,拯救着人们的肉体,减轻着人们精神上的痛苦。他的抱负只是“做好一个人”。

但是,要做好一个人,就不如做一个“圣者”那么难吗?

让我们站在加缪那样的高度上来看世界,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人生存在世界上这件事本身就是荒诞的,人生是无意义的,面对世界不能抱任何希望;他的结论是要反抗,尽管反抗不能取得什么成功,但反抗就是一切;认识到了荒诞,并反抗了,人也就把握了人生的价值,取得了自由,享受了生活,感受到了幸福。

结语

在加缪笔下,人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无论是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局外人》),还是在奥兰(《鼠疫》);无论是在高加索山上(《西西弗神话》),还是在古罗马的皇宫(《卡利古拉》);无论是在西班牙的加的斯(《戒严》),还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小村庄(《误会》),甚至是在沙皇时代的莫斯科(《正义者》),人们都需要正视这世界的荒诞。

但是,总会有人站出来,不甘心忍受这荒诞的世界,而要担起责任,奋起反抗。无论是里厄医生和他的朋友们,还是他们的西班牙同行迪埃戈;无论是遭受诸神永恒惩罚的西西弗,还是参加革命行动的卡利亚耶夫,他们都在反抗,而且,在反抗中见到了人道主义的力量,享受到了明媚的阳光……

他们,反抗的人们,应该是幸福的。

余中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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