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一般认为这是我国近代史的开端。这是一部屈辱曲折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自救史。在这段历史中，发生了一件被后来大众所熟悉的奇案——清代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
刺马案发生在同治九年，时任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人刺杀，当时震惊朝廷，举国关注。那一天正是一年一度总督阅射的日子，十分热闹。
阅射完毕，马新贻步行回总督官署。当他走到署衙门口时，已有一个面目憎戾难看、毫无血气的人等候多时。这个人一边咕哝着“冤枉”，一边悄然靠近马新贻，然后暴起拔出匕首刺入马新贻的右肋。刺杀完刺客并不逃走，高喊：“我就是刺客张文祥！”
马新贻次日即亡，墓志铭写道“贼悍且狡，非酷刑 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巳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清代时总督是总管一方军政的官职，且两江总督在封疆大吏中地位靠前，官至从一品，两江总督被刺关系重大。江宁府初审时，犯人只说自己是河南人，名叫张汶祥，问及其他便闪烁其词。
“刺马案”其中一个奇特的地方就是，刺客被抓后哪怕连累儿子被凌迟处死，也不肯说出刺杀马新贻的真实缘由。
后来的审问中，犯人口供不断自我推翻，总之不能审问出刺杀真相。其实在“刺马案”发生当日有一个不寻常的情况——阅射时两江总督本不需与民众近距离接触的，但当日的民众热情异常，人数也比往常多很多，很快人们冲破了栅栏进入校场。
马新贻和在场官吏无法理会，便允许了民众临时入场，才给了张汶祥趁乱刺杀的机会。本来两江总督威风不同寻常，出入都有护卫随行，张汶祥一介武夫怕是连靠近都很难。当日的民众确实给了张汶祥很大助力。
围绕着民众突入校场这一情况，满清朝廷方面也未能深入调查了解。时过境迁，满清不能细究真相，今人亦不知满清当时调查的细节。清政府草草了案，似乎在隐瞒什么，或许真的隐瞒了什么，她们的行为却暴露出了清政府的另一面目：中央朝廷在不断失势而民族意识正在觉醒。
“刺马案”的民间传闻很多指向了马、张有私人感情纠葛，“刺马案”乃情杀案。但这些说法彼此矛盾，要么马强占了张的妻子，要么马强占了张的弟兄的妻子，要么张的妻子被他人强占，张却刺杀了两江总督马新贻，等等。
张汶祥曾在审问中说：“养兵千日”。对此，慈禧派往参与审理的曾国藩认为张汶祥背后还有黑手，转而询问其他审理官员的意见。官员们面面相觑，既不主张对张汶祥施加重刑，也不再追究真相。
最后审理的结果认定，张汶祥乃太平军余孽，因私人过节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马新贻被满清朝廷下令厚葬，但在民间普遍认为张汶祥才是英雄义士。
细究起来，前后两任两江总督都与“刺马案”关联：现任总督马新贻是本案被害人，而审理人正是前任总督曾国藩。曾国藩是湘军领袖，平定完太平军后被调往直隶总督。
案件发生时，曾国藩已位极人臣。他手中既有清朝军队中最有战斗力、最富有的湘军，也有遍布朝野内外的强大政治势力。有人建议曾国藩直接自立，抗衡朝廷。但曾国藩拒绝了，“刺马案”后不久，曾国藩便告老还乡，湘军也随之消解。
比起曾国藩，马新贻的能力可谓平庸。马新贻被安插到两江一带是中央朝廷的权谋之术也不一定。当时两江一带是湘军的势力范围，政府中上上下下都是湘军的人，马新贻即使想在此调查湘军也查不出名堂的。或许正是马新贻任上做了某些遏制湘军发展的举措，才导致杀身之祸。
这样，“刺马案”成为曾国藩与慈禧的权力角斗场，两个时代的无名氏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于是，张汶祥成了湘军势力的代表，哪怕被刺杀的是清朝的一品大员，慈禧也无法对于真凶采取手段。
这样的推论正迎合了最多人的心理预期，毕竟清末时局动荡，洋人、满人、汉人各方势力在中国国土上相互角逐，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更想要一位领袖带领国人走出困境，汉人中最有权势的曾国藩被抱有极大幻想。
朝廷上下对案件含糊其辞，便是“刺马案”最奇的地方：从清军入关要求汉人剃发易服，到如今两江总督被刺草草了案，有一种趋势在改变着一切，改变着人们。旧势力中既存在斗争又相互掩护，他们极力躲避真相和现实，只想在醉生梦死中继续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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