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震看来，治学有两个阶段，一是问学，一是闻道。问学就好比是渡河的舟楫，登高的阶梯，舟楫和阶梯不是目的，渡过河去、登上高处才是目的，闻道才是治学的高级阶段。
戴震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学者、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之崛起于乾隆年间的学术界,成为乾嘉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是个奇迹。戴震平民家庭出生,既无家学渊源,也没有起码的经济条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天资似乎也不聪颖,据说到10岁才能开口说话。
戴震的奇就奇在一旦开口说话,就表现出不一般的特征,特别是在敢于思考和质疑方面。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十二三岁时,在私塾里读到《中庸》的某一段,戴震问塾师,这段话怎么知道就是孔子说的、是孔子的学生曾子转述的、是曾子的门生记录下来的?答曰:这是宋朝朱熹说的。戴震问:宋朝朱熹离孔子多少年了?答曰:差不多两千年了。戴震问:宋朝的朱熹是怎么知道差不多两千年前孔子说过这样的话、经过这样的转述和记录呢?
或者有人要问,这个故事,是否只是个传说?可以很肯定地说,不是。因为记载这个故事的不是其他地方,而是段玉裁的《戴东原先生年谱》和洪榜的《戴先生行状》。不要说两人都是戴震的学生,对戴震生平知之甚详,就是从乾嘉学派“实事求是、言必有据”的治学原则、他们坚守的学术道德来说,也不允许他们以生花的妙笔书写坊间传闻的不实之词。
接着就是学术成果伴随灵感奔涌而出。仅仅22岁,戴震就写出了阐释中国古代数学的作品《筹算》一卷,23岁写出系统阐述汉字造字原则的《六书论》,24岁写出《考工记图注》,27岁写出《尔雅文字考》,等等,这些学术著作都是“开山之作”,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作品。及至他33岁携自己的著作来到北京,京师的学界领袖、学术名流如纪晓岚等人一见他的著作无不击节叹赏、惊为天才。
但从科举功名来说,戴震这个时候还仅是个秀才,他是40岁的时候才挣到举人身份。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馆修撰《四库全书》,戴震51岁,任《四库全书》总修撰的纪晓岚推荐了他,乾隆皇帝于是破格特召,任他为修撰官。没多久,皇上又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所以说,戴震其实是中国学术史上很幸运的一个学者。
但戴震之所以是戴震,他治学的目的,绝不是仅仅以学术图一官半职、一身衣食,也不仅仅是以一套考据训诂的方法去整理古代典籍。戴震治学的抱负要比这大得多。他去世前给段玉裁的信中说,自己从17岁时就立下志向,要以探索古今治乱之源,阐明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原理为平生治学的目的,也就是“闻道”。他认定的思路是,要闻道,就要到“六经孔孟”中去寻求;要客观透彻地理解“六经孔孟”的真谛,必须通过语言文字的途径;而要了解古代的语言文字,必须搞清楚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也即语言文字的具体语境。所以,为“闻道”,首先要对作为古代社会历史背景重要元素的制度、名物进行考证,对文字加以训诂,求得客观的知识,这就是“问学”。尽管“问学”也发展出了训诂学、校勘学、文字音韵学等等一些专门学问,但还只是治学的初级阶段。在戴震看来,治学有两个阶段,一是问学,一是闻道。问学就好比是渡河的舟楫,登高的阶梯,舟楫和阶梯不是目的,渡过河去、登上高处才是目的,闻道才是治学的高级阶段。问学,是做一个具体专业的学者;闻道,才是当一个哲学家、思想家。原来,众所周知的考据大家戴震搞训诂考据,并非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了理论的创造,而且这理论还与天下国家的治乱紧密相关。所以,我们仅仅说戴震是乾嘉学派训诂考据的代表,是不正确的,他最终的目标乃是穷究天人之际,为天下生民谋道谋食。
戴震生于1723年(雍正元年),卒于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活了55岁,不算长寿。他原本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准备在结束四库馆修撰工作后,回南京专心从事于思想和理论的创造。但他没有想到,自己没有等到回乡就突然因病去世。去世之时,尽管他在文字音韵、训诂校勘方面已经名满学界,但还只是走了到达他目的地的一半的路程。幸亏在去世前的几个月,他在长期哲学思考的成果基础上,写定了《孟子字义疏证》一书。这部仅仅五万字左右的书肯定没有表达出戴震的全部思想成果,但仅凭它,就让他极大地超越了乾嘉学派的众多学者,奠定了做为哲学家、思想家的地位。《孟子字义疏证》使乾嘉学派成为不仅仅是以训诂考据整理古代知识的狭隘学者群体,极大地提升了乾嘉学派的思想理论品位,为乾嘉学派标示出精神的方向。
《孟子字义疏证》是戴震一生治学思考的顶峰,他孜孜以求训诂考据,是为了读懂古代的典籍;读懂古代典籍,是为了理解把握“六经孔孟”真髓,从而达到“闻道”的目的,他强调:“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可见此书是他闻道的最高成果。然而,当时学术界能理解赞赏戴震的考据成果,却不能理解他的思想成果,据说纪晓岚拿到这本书,才读了几页就又惊又气,把书扔到地上,就连他的学生、乾嘉学派的段玉裁也说过,他读不懂这部书。
就这样,自1777年戴震死后,除了个别学者,主流学者几乎没有再去特别注意《孟子字义疏证》。《孟子字义疏证》的被“发现”,是因了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20世纪20年代,在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倡导下,《孟子字义疏证》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直至如今。那么这部戴震自己最重视的书到底说了些什么呢?简单地说,《孟子字义疏证》一方面做了“破”的工作,即集中批判了宋明理学在社会实践中的危害及其危害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宋明理学将人与人的世界断然分为“理”、“欲”二界,进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它否定“日用饮食”的正当性、否定物质生活权利的正当性。而这种否定又打着所谓“孔孟”的旗号,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另一方面,戴震在这本书里又做了“立”的工作,提出基于对“六经孔孟”阐释基础上的“一本论”,即人与人的世界统一于“性、欲、情”的统一性,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政治的基本原则应该是“顺民之情,遂民之欲”,天下百姓之“心所同然者”。正因如此,太炎先生才说戴震的学说“固莅政之言,非饬身之典也。”
乾嘉学派是古代中国的最后一个著名学术流派,时间往下,道光年间就爆发了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走进近代阶段。而戴震,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的最后一个大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中蕴含着大量现代性元素。他的直接“六经孔孟”,也即“原始儒家”的传统,与当代新儒家等从宋明理学“接着讲”的哲学有很大不同,与以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路框架阐释儒家学说相比,也可能更具独创性和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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