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础 2022-03-14 17:53
清代哲学 清代哲学思想、理论的统称。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清代初期。这一时期的哲学一般与明末的哲学合称明清之际哲学。参见“明清之际哲学”。（2）清朝统治巩固时期。（3）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朝衰落时期。这一时期的哲学一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哲学合称中国近代哲学。参见“中国近代哲学”。
清代哲学（主要指清中期的哲学）的特点为：从“经世致用”转向训诂考据之学，形成了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一代学风。“乾嘉学派”在整理古籍上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在方法上也有科学性，但他们中的多数人有脱离实际政治的倾向。他们推崇顾炎武为一代汉学的开山祖，但只继承了顾氏的治学方法（如考证上的归纳法等），而失去了顾氏“明道救世”的那种锐气。后来虽然也出现过颜元、戴震这样的著名学者，与程朱理学展开斗争，但颜元强调“习行”，戴震强调“知”，各自强调一个方面，有形而上学的倾向。同时“乾嘉学派”对近代“疑古派”却有极大的影响，在方法论进代化过程中也有过积极的作用。在当时也产生了一些独立思考的哲学家，代表人物有颜元、章学诚、戴震等。颜元在世界观上强调“理气融为一片”，具有泛神论的倾向；在“心物（知行）”上，强调“习行”，比前人更鲜明地提出了唯物主义观点。对“格物”作了新的解释，说：“格即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格。”（《四书正误》卷一）以为格就是亲自动手去做。又说：“手格其物，而后知止”（同上），强调“知”对于“格”的依赖关系。还认为人的德性和学问究竟如何，不能只看口说笔写，还须在“习行”中得到验证，“吾谓德性之用而见其醇驳，口笔之醇者不足恃；学问以用而见其得失，口笔之得者不足恃”（《年谱》卷上）。颜元强调“习行”、“践履”在认识、德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有合理因素。但他片面强调感性经验，把人的认识、德性和才能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简单化，有经验论的倾向。史学家章学诚在论道、论学方面发表了一些唯物主义见解。强调“道”是事物的规律，提出“道寓于器”、“即器以明道”的主张。继承清初“经世致用”的传经，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器”说，认为“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世典章制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经解上》），否定了“六经”的传统权威。主张考证史料与发挥义理相结合，把治经引向治史。开学术思想摆脱经学束缚的风尚。认为治史除重史才、史学、史识外，更应重史德。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又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辩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认为写史者要根据历史事实和历史发展的自然理势，作出客观的判断，或褒或贬，都不用个人的私见，不考虑个人得失。“心术”端正，才会有真知灼见，加上才学，才能写出好史。章学诚还严格区别了“学有宗主”（学问的大旨）与“学有门户”（一派之私见）。认为学要宗主，但不可有门户。学有宗主，自可求大同，存小异；不见宗主，不讲大旨，只讲私见，自然夸大小异成门户之事。戴震生活在清朝的全盛时期。当时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了新的发展。戴震对理学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要求。他批判宋明理学是“忍而残杀之具”（《孟子字义疏证·权》），“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理》）这是“五四”以前对封建礼教的最勇敢的抗议。还直接鞭挞了封建统治者的暴行，说“在位者肆其贪，不异于寇取”。指出社会的祸乱是由于统治者“贪暴以贼其民所致”（《原善》卷下）。在理气、道器关系上，肯定了张载“由气化有道之名”的观点，认为阴阳之气是实体，阴阳五行的变化运动过程就是道；而理（“条理”、“分理”）则是指事物运动的特殊规律，“察之幾微”，把握事物内在的本质，就可以区别各类事物的“分理”。强调“理”依赖于“物”，说：“举凡天地、人物、事为，虚以明夫不易之则，曰理。所谓则者，匪（非）自我为之，求诸物而已矣。”（《绪言》上）在心物关系上，明确指出物质是精神的本原，“有血气斯有心知”（《原善》卷上）。“味也、声也、色也在物，而接于我之血气；理义在事，而接于我之心知。”（《孟子字义疏证·理》）有肉体才有精神，有感性才有理性。他还严格区别了真理与意见，说：“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非理也，非义也。”（同上）真理是天下万世公认为不可易的，而个人的意见往往掺杂主观的东西而不免有所蔽。所以绝不能执著意见当作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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