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我不隐

由于“天”，由于“礼乐”文明，孔子无法也注定不愿选择避世。“道之不行”在孔子看来实际并非虚言，孔子言天下“未有好仁者”，言“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甚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语都并非虚妄，而是孔子真切地感受到他所身处的时代堪称一鬼蜮世界。

面对这样的世界，避世之人为数不少，也亦有不少隐士劝说孔子归隐，然而孔子却不为所动，依旧“知其不可而为之”，这里有着极其深刻的原因，杜维明先生对此有一深刻见解，他说：

孔子对找回周代文明深层意义——创造以礼乐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共同努力的结晶——的关注，促使他在当下生活着的人们身上寻找“道”……而是通过对被视作“斯文”的黄金时代代表的至善至美道德典范的经验感受，在天人合一之人的内在力量中找到了“道”……认识到仁是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逐渐成了一名儒者精神上的自我定位，即使在孔子的年代，已被其弟子广为接受……大阳城集团

孔子相信，人的本性可通过自我努力得以完善，这是对他所处历史时代非人化倾向的回答，引导他致力于由内及外地转化这个世界。孔子相信，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近在咫尺，对仁的渴望就是实现这一价值所必需的力量。这种信念决定了孔子心无旁骛。

礼乐制度的确是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形式乃是一种有意义的形式，它的意义的终极来源就来自于“天”。制礼做乐的周公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更是一个榜样，一个曾经的活生生的圣人，他的礼乐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典范，更是上天所欲行于世之道的呈现，而当天道贯注于人身时便成为“仁”。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杜维明先生看来便是仁在中国历史首次意指超越生死的终极价值。

因为“仁”就是天道！一旦如此，就足以决定了孔子不会愿意避世，即便在一个最肤浅的、最功利的以权衡利弊为基础的角度上看，我们也能看到“避世”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所能逃脱的种种无力而带来的“全身葆性”境地，在“仁”这种终极价值面前都将黯然失色；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仁”是每个儒者最高的生命追求，它是一个目标，是一个儒者永不会放弃的目标，因为在其中儒者能够感受到他们最真实的生命。

“避世”而成为野兽，抑或是“避人”而待时成就圣人？孔子之回答极其明确，在此之下成就“隐而未隐”的儒家隐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