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3月7日是竺可桢校长诞辰130周年纪念日。竺可桢是中国近现代气象学、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是中国科学界、教育界的一面旗帜。从1936年到1949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倡言求是、培育英才，使浙江大学发展成为全国著名大学之一。我们开设专栏，将连续推出若干期文章，展现竺可桢校长科教兴国、历尽艰辛的人生历程，以此缅怀和纪念竺可桢校长对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继承和发扬他的爱国情怀和毕生倡导的“求是”精神。今天，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己任的中国大学，尤其需要这种精神的指引。
1938年9月，浙大西迁至广西宜山。当时，敌机轰炸、瘟疫肆虐、物资短缺、经费拮据，学校面临重重困难。11月19日，竺可桢校长在广西宜山主持召开校务会议，根据竺可桢校长的提议，经校务会议议决，正式确定以“求是”为校训。
为阐发“求是”校训的内涵，竺可桢校长在不同场合发表了《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1938年11月）《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1939年2月）和《科学之方法与精神》（1941年5月）等重要演讲与论著，揭示了“求是精神”包括“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等博大精深的内涵。
竺校长在演讲中指出，“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求是精神不仅是科学精神，同时又是牺牲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从此，浙大师生对“求是精神”有了深层次的理解。
“教育的目的，不但是在改进个人，还要能影响于社会。”竺可桢校长认为，培养各界“领袖”的大学目标和服务社会、改良社会的大学使命是紧密联系的。大学不仅要负担起学术责任，更要承担改良社会、服务地方之重责，肩负起弘扬社会道德的神圣使命。浙大师生西迁途中，每迁一处，就为当地民众兴办公益实事，为当地建设作贡献。
为抢救杭州文澜阁藏《四库全书》，浙大在西迁之初就协同浙江图书馆迁运《四库全书》，竺校长派浙大教员、校车将库书及其他善本36000余册，280余箱运到建德。1939年，《四库全书》搬迁至贵州省贵阳地母洞。竺校长曾几次到地母洞了解情况并作保藏指导。1944年，战局吃紧，贵阳危在旦夕，竺校长为保护《四库全书》致电教育部：“此书为我国仅有之精华，似应及早择地迁运，以存国粹”。之后，《四库全书》由贵阳迁至重庆青木关。抗战胜利后，在竺可桢等人的坚持努力下，《四库全书》回迁杭州。
1940年1月，浙大师生到达贵州遵义、湄潭，在此办学近7年。遵湄七年，是浙大的重要发展时期：名教授讲授基础课程，内容丰富、形式活跃、重视实践；学术空气浓厚——组织前沿物理理论讨论，举办各类学术活动；教师克服种种困苦，潜心科学研究，成绩卓著。
1945年9月，竺可桢校长（前排左5）在湄潭浙大数学研究所内主持召开校务会议，图为参会人员合影。
1944年10月，科技史专家、时任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李约瑟带领代表团专程来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地区年会。他听了浙大教授的学术报告，研读了大量论文，参观了浙大简陋的实验室，教授们在极其艰苦、简陋的条件下，写出了那么多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学术论文，取得了那么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这一切都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赞扬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出任浙大校长以后，竺可桢仍长期兼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他在为浙大西迁忙碌奔波的时候，也为气象所的搬迁、发展倾注心血。直到1946年8月，他才辞去气象所所长职务。
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遵义总校于1946年6月开始分批返杭。1946年9月，原分散在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及浙江龙泉等地的浙江大学师生全部抵达杭州，重新成为一个整体。
1946年11月，竺可桢参加中国代表团赴法国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后，先后在美、英、法、瑞士等国考察，第二年6月回国。
1948年3月，竺可桢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8年3月，为了配合校庆期间许多毕业校友将返校看望竺校长，向他坚持真理、坚持民主、艰苦卓绝办校的精神致敬，浙大几个音乐团体创作了一首向竺校长表示敬意的歌曲。3月初曲成，名曰《求是之光》。3月12日首先由乌鸦歌咏队唱出，后来印成歌片，在全校传唱。一位校长，能赢得学生如此的敬爱，这在当时乃至今日的大学中都是罕见的。
1949年3月7日，是竺可桢59岁寿辰，按照我国习俗计算为60大寿。3月6日晚，浙大学生自发举行祝寿晚会，学生们为竺校长做了一面锦旗，上书“浙大保姆”四个大字。浙大学生在《求是桥》刊物中，热情歌颂竺校长在浙大的功绩：“春天再来的时候，我们以无比的快乐来庆贺竺可桢校长六旬寿辰。竺校长在浙大为难时候受命来校，十三年来，经历了八年抗战的几度播迁、复员的工作，及胜利后四年艰苦的生活。浙大在他的领导下，没有遭到损害，反而更加茁强了。在多次的民主运动中，为了真理，为了同学们的安全，竺校长曾不辞辛劳的为我们奔走，替我们说话。尤其是近年内，由于‘戡乱’所招致的直接的后果，学校经费几濒绝境，师生员工生活益形艰难，竺校长更不辞辛苦，四处为我们设法张罗。因此，这一次的祝寿，全校师生工友没有一个人不是发自衷心的感谢和热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竺可桢受邀参加开国大典。
竺可桢在浙大担任校长的时期（1936-1949），正是他生命中年富力强的中年时期，他以13个春秋的鞠躬尽瘁和惨淡经营，聚集了一批出色的教师和学者，创造了一批出色的科研成果，培育了一大批出色的人才，将国立浙江大学打造成为一所享誉国际的高水平大学，广受赞誉。更重要的是，在他领导下的浙江大学探索出了一整套大学创建一流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这是值得后代继承和发扬的宝贵遗产。可以说，竺可桢缔造了浙江大学的一个辉煌时代，当然浙江大学的发展崛起也成就了竺可桢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崇高地位。竺可桢不愧为近现代中国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
（下期待续）
竺可桢语录
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这几点是做领袖所不可缺乏的条件。
——《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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