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上课要不要备课，如何备课，学校要不要检查教师的备课情况，如何检查，这样的问题在管理者与教师面前似乎是一直纠缠不清。友人岳亚军校长在一个群里说了这样一个令他纠结故事：
有一天，一位资深的数学教师气冲冲地来到校长的办公室，希望校长能为他主持公道。原来，在刚刚结束的备课情况检查中，他的备课被年级组认定为不合格。因为在一个月的备课中，他就有两个教案仅仅写了一句话。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负责检查这位资深教师备课的，恰恰就是在一个月前教师聘任中落聘而被安排到年级组当教务员的一位年轻的数学教师。这愈加激怒了那位资深老师。
写一句话的教案当然达不到备课检查的标准，被认定为不合格，作为检查者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同样，对一位有着三十年课堂教学经验的资深教师来说，比照着仅写了一句话的教案，甚至是一句话也没有的教案，也完全可以把一节数学课上得淋漓酣畅，这是谁都不会怀疑的。
摆在校长面前的冲突，就成了一桩难断的“官司”。一方面，校长无法应对这位怒气冲冲的老师，因为，他的敬业精神、他的工作业绩，包括年年学生给他戴在头上的“最爱戴的老师”的帽子，都明白地告诉校长，教案对他工作本身已经算不了什么。另一方面，校长又不好随意改变年级组对他教案认定的结果，因为，年级组的检查是根据年级的制度进行的。他们必须“一碗水”端平，检查面前人人平等。
假如你是校长，你如何断案？
因为我是一位曾经当过校长的老师，无论是从管理主义，还是人文主义角度来看，校长都必须坚持“一碗水”端平，检查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原则。另一个方面，无论什么怎么说，备课是上课的前提，也是教师的本分与基本的工作与技能。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质疑管理主义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我们眼里所有的管理主义就是反教育的，甚至反人类的，似乎对抗管理就是民主与公义了。不错，管理主义确实有它不人文的一面，但一个团队，如果没有适度的、面对全体成员的基本约束，还能成为团队吗？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更多的需要讨论的是如何权衡人文与规范。就备课这一基本的工作要求而言，管理者自然应该明白，备课应该是个性化的，尽管教材是一样的，但每个教师，每一班学生是不一样的，我的教案未必适合你，你的教案也未必适合我。管理者应当提倡个性化备课，形式可以多样：手写稿的，电子稿的，PPT形式的，批注式的。我个人认为经验丰富的老师，恐怕批注式的更有针对性和可行性，批注到位的备课，或许更有助于课堂的生成。但个性化的要求必须是全体教师的共识，必须以契约的形式约定下来，否则就会遇上岳校长那样的纠结。
从教师的角度而言，是不是也要从我是团队一员的立场来看待检查考核，凭什么我就能特殊呢？一刀切的检查标准确实有问题，但是该建议改变标准还是该以标准不合理为由对抗检查呢？是将盆里的孩子与污水一并倒掉还是换盆清水呢？不错，资深教师确实在长期的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们的备课确实有他们的一套，但是昨天的学生和今天的学生一样吗，昨天的课堂与今天的课堂一样吗？多多少少总得思考一下吧？这思考总得呈现出来吧？也许有老师会说备课不等于写教案，备课确实不等于写教案，更不等于抄教案，问题是如何判断我们备还是没备。也许有人会说上课的情况，考试的成绩就是呈现。上课的情况考试的成绩谁来评鉴，如何评鉴？总不能将管理者逼上骑驴也不是，抬驴也不是的境地吧？
也有人说，教学任务那么重，还有那么多的会议与检查，教师跟所有的人一样，他也要做家务，也要教育自己的孩子，哪来时间备课？或许我们也知道苏霍姆林斯基曾遇到这样一位历史老师，这位历史老师说“对这节课，我准备了一辈子”“对这个课题的准备，或者说现场准备，只用了大约15分钟”。但实际的情况是，他这堂课也接受了苏氏的检查与评鉴啊。
有老师问“就那点课本内容，还需要翻来翻去折腾”？也有人说《教师用书》已经很详尽了，完全可以借鉴的。备课难道就只是备课本内容、抄参考资料？事实上教材的处理是有学问的，还要有智慧，有自己的主张，教参不是万灵妙药，这世上也没有万灵妙药，中医的奥妙就在配伍，教材的处理与服饰的搭配有相同之处，但是也有明显的区别，这就是服饰许多时候是可以百搭的，教材恐怕百搭下来就要出问题了。你一定要用虚假的东西向学生灌输你认为需要的价值观，那是要闹笑话的。备课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研究教材，裁剪教材，缝合教材。
加涅认为，备课“首先要考虑激发学习者的动机”。备课不仅仅就是备教材上的那一点点内容，更要备学情，只有了解了学情，此有可能设计出有效的活动激发学生邪恶学习欲望。不弄清楚学生希望教学带来怎样的惊喜，不清楚他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这堂课要给他们怎样的帮助，如果他们要应试，这堂课的重点与难点在哪里，算不算备课呢？
其实，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检查不检查与要不要备课的问题，而是如何检查与如何备的问题。做校长的固然要多从教师的立场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做教师的也可以想想，假如你是校长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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