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弗雷勒在《十封信——写给胆敢教书的人》中告诉人们，作为文化工作者的教师，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读和写，更应建立起全新的教学关系，唤醒人的实践意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代教育面临的陷阱——“博学的无知者”统治着讲台，而实际上“他并不博学，因为他们忽略了所有未进入专业领域的事物；但他也不无知，因为他是‘科学家’，在那个宇宙中极微小的属于他自己的部分里，他‘知道’得非常多”（序P15)。我们这些做了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教师有几位不是弗雷勒所说的“博学的无知者”呢，恐怕对许多人来讲我们连属于教育的极其微小的领域里的部分也是知之甚少的吧，比如有人声称无权可以不备课就可以上课，有人则认为教学改革可以无视学生和家长的选择，要警惕被“民意”所影响，有人则理直气壮地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完全有权力强行推动一个区域实施统一的教育模式，然而因为我们是专门机构，我们有着“教师”身份。
更为可恶的尽管我们在口头上总是喊着“学生第一”，但骨子里却还是“老师第一”。用弗雷勒的话来说，就是当我们“声称要给学生授权时”，实际上却“是在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同上P11）。当我们口口声声叫唤着“学生第一”，“以学生为主体”的时候，我们内心里还是以“不侵害‘专家’特权和强势地位为限度”的。于是我们看到的课堂上的师生互动常常就是相当热烈的师生间的我问你答，而且你答的还必须是与我预设的答案高度一致的；至于小组讨论，更多的就只是前面两位同学向后一转，与后面的两位组成“四人小组”，激烈地“讨论”一番后推一名或几名代表出来交流一下，最终将意见统一到教师的意见上来（当然教师的意见，更多的又是来自教材与教参的），与教师意见相左的意见自然就被挂在一边了。当然，我们也是振振有词的：考试的时候，“标准答案”就是这样的啊。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将我们的学生这样一步步引入学校和教师为他们所设的陷阱里的呢。
弗雷勒针对这样的教育现实，提出了一个拒绝刻板的模式与方法论范式的“反方法教育学”，主张将对话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式，“要求将恢复被压迫者的声音作为人类解放的重要前提”（同上P15)，重建人类被围困的尊严，恢复我们的人性。我以为作者所说的“被压迫者”固然是相对与压迫者或者统治者而言的，但从“博学的无知者”的论断来看，他在许多时候还是特指教育对象——学生。当我们统治着讲台的时候，已经在不知不觉下成了学生的统治者和压迫者了。当有了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理解“将恢复被压迫者的声音作为人类解放的重要前提”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了：这就是作为教师必须勇敢地将自己的身段放下来，真正的将自己与学生放到同一个平面上来思考自己的教育教学举措，是不是真的从学生的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时空出发的。
“人性化的教育”才是“既考虑到了自己的需求，又考虑到他人的需求和愿望”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就是通过对话模式让每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能力的教育。做教师的“必须敢于学会勇敢，以便对我们天天面对的思想官僚化说不”，当然这前提就是“我们在全身心地研究、学习、教授和认识”。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建设让被压迫者的学生自我授权的课堂上花气力，才可能平等地看待学生及家长和我们自己，而不只是以“博学的无知者”统治着讲台，虚伪地高喊“学生第一”，“以学生为主体”，实质上还是行的“教师第一”，教师才是课堂的主人，“我的课堂我做主”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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