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教育的都知道，办学离不开师资、生源与设施三个基本要素，这当中第一资源自然是师资，这些年的问题是各地中小学，尤其是农村中小学的师资普遍不足。表面上看是城镇化的进程与人口流动的加快，催生了城市学校的大班额和农村学校的空心化，实质上却是各地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发展的形势与教师编制之间的关系没有足够的认识所致。
尽管201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中提到了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等，尤其是对村小、教学点教师编制提出了按照生师比和班师比相结合的方式核定的要求。事实上这些年不少省份及有关省份的市一级教育行政部门也为解决教师的实质性缺编与结构性缺编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河南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实施办法》要求按照城乡统一标准核定乡村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并明确了对人农村偏远地区、山区在核定教职工编制时予以倾斜。山东省推出了“人”“地”“钱”系列保障措施，设立“临时周转编制专户”，专户编制不计入中小学编制总额，由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单独管理。福建省厦门市对已有的中小学学校编制核定从按教职工与学生的比例，调整为按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来核定。广东省广州市则提出了将现行中小学的教师编制标准上浮了10%的要求。
问题是教师编制问题实际上不是教育行政部门可以说了算的，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编办、人事、财政等部门。当然更有地方政府出于财政分配的考虑，而心口不一因素。这恐怕是这些年来，尽管呼吁的人不少，探索的区域也不少，但问题却依然相当普遍的原因之一。
最近又有报道说，北京市编办、市教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中小学校缺编问题的通知》。这个规定与其他省份出台的有关规定不同的是，从颁布通知的主体看，是编办与教委联合印发的，这就有可能从政策源头上解决教育部门无力面对编办、人事、财政等部门有关人事编制规定的掣肘问题。就通知内容看，推出了4项创新举措：一是明确将乡村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按照城市标准统一核定，实行教职工编制城乡、区域统筹和动态管理。二是区教育部门在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额和岗位总量基础上，按照班额、生源等情况统筹分配乡村学校教职工编制和岗位数量。三是通过调剂编制、加强人员配备等方式将教师编制进一步向人口稀少的村小学倾斜。四是对乡村教师编制进行城乡一体化统筹并实行动态管理。未来还将通过逐年核销工勤和教辅人员编制、分类推进经营类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事业编制跨行调剂、切实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等途径，腾退出机动编制，优先用于乡村教师的统筹调配使用。此外，还针对寄宿制乡村学校实际需求，确定按寄宿学生规模配备生活指导教师，尚未配备的应合理计算教师兼任生活指导教师的工作量并相应增核绩效工资总量。
可以说，这个规定立足于从源头上实施编制调剂，腾退出机动编制，优先用于乡村教师的统筹调配使用，切准了乡村教育的症结，为乡村师资建设提供了合理的解决渠道，对各地解决决中小学校缺编问题，尤其是对如何解决农村中小学实质性缺编与结构性缺编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借鉴意义。
从目前中小学教育改革的进程，尤其是中高考制度改革的趋势来看，选科性走班将有可能全面推开，这必将对中小学教师结构带来重大的影响。因此，一个区域，一所学校的教师编制恐怕很难再实行固定统一的教师编制标准，至少不可能用教师总数多少的单一维度来衡量教师数量。更不能停留在维持运转，应付眼前的思维模式上。想要很好地解决中小学教师编制问题，就要跳出数量看结构，着眼质量配师资。其原则恐怕只能是按需配置，动态管理。其根本的解决之道恐怕最终还是要取消有关部门对教师编制的把控，将教师编制权限划归教育系统，乃至学校。 要知道，没有足够数量与高质量的教师，想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万不可能的。
目前上上下下都在提要提升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质量。教育质量靠谁来提升，靠什么来保证，恐怕关键在教师。没有足够数量与质量的教师，设备再好，生源再多，高水平的学校与教育质量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如果各级各类政府相关部门真的想提升教育质量，恐怕不得不从根本上思考如何解决教师编制的问题。
之所以说北京市的这个决定对其他各省市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借鉴意义，是因为这个决定总体而言是指向实质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可行的应对举措。问题是，症结找到了，“药”也开了，效果怎样，还要看用“药”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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