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汉朝，西汉在其开国六十年后迎来了中国封建盛世的第一个高峰：汉武帝采用软硬兼施、文武并用的手段，统一了政权、统一了财政、统一了思想。在他的统治下，西汉疆域广大、文化繁荣，丝绸之路延绵万里直抵欧洲，中华文明传播四海，天下归心。而反观东汉，在其迎来开国六十年之际却是一片破败景象：帝国的最高权力或为外戚所把持，或为宦官所窃取；土地兼并越来越重，流民、饥民越来越多；达官贵人穷奢极欲，贫民百姓流离失所。
同为汉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境况呢？
西汉迎来开国六十年后的皇帝为汉武帝，东汉迎来开国六十年后的皇帝为汉和帝。考察一下西汉、东汉开国前六十年的发展历程和汉武帝、汉和帝的执政背景，我们便可以分析出西汉强盛而东汉衰败（在开国六十年之际）的历史成因。
和东汉相比，西汉在迎来开国六十年之前经历波折，而这些波折都是东汉所不曾经历的或先天缺乏的。
西汉开国前推翻秦朝统治的农民起义及楚汉战争其规模、激烈程度远非东汉建国前的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可比。
西汉的建立，标志着关东六国隐性的联合力量战胜了以关中为中心的秦国旧势力；标志着刘邦、萧何等平民势力战胜了秦朝的贵族势力（甚至包括项羽等破落贵族势力），西汉的建立，极大地扫荡了旧政权的基础；而反观东汉，虽然在建国前也历经农民起义，但对旧政权基础的打击并不彻底，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本身就是豪强地主，东汉建立后，很多典章制度都沿习西汉，很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现象并没消除（如土地兼并）。
西汉建立没多久，就发生了吕后专权的外戚之祸，这使西汉初年统治阶层对外戚专权有切肤之痛而严加防范，如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都是平民之女。汉武帝之后的汉昭帝的母亲钩弋夫人也来自平民，不仅如此，武帝在立刘弗陵为太子（即后来的汉昭帝）后，为了防止外戚专权还极其残忍的将钩弋夫人（即赵婕妤）赐死。可以说，西汉上层在吕后之后直到汉武帝后期长达近百年间对外戚专权的防范一刻也没放松，而反观东汉，只有在开国之君刘秀时期对外戚防范有加，到第二代皇帝汉明帝时已有所松弛，等到第三位皇帝汉章帝执政时，已完全把外戚之祸抛在了九霄之外，章帝后期屡次向太后建议给自己的舅舅们封赏。到汉和帝时，外戚（窦氏兄弟）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从汉武帝和汉和帝的执政背景看，二人也有很大的差异。汉武帝即位后，宫中虽然太皇太后窦氏干政，但窦太后和汉武帝之间存在血缘关系，且窦太后已日薄西山；而汉和帝和干政的窦太后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当和帝即位后时外戚专政的局面已经形成，且窦太后正值中年。两者相比，汉武帝的执政基础远比汉和帝牢固，皇权的威力也远比汉和帝大。
汉武帝执政之前，西汉政权刚刚平息了七国之乱，而汉和帝执政之前，东汉政权基本上风平浪静。
可以说，对历史教训吸取程度的不同是导致西汉、东汉在开国六十年时产生重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执政者的个人能力看，汉武帝堪称历史上的雄才大略之主。在政治上，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设置了刺吏制度，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进一步削弱王国势力，实行“推恩制”；为加强皇权，设立中朝，进一步削弱宰相的权力。在经济上，他鼓励农耕技术的改进和发展，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占据中国封建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多年；在人才选拔上，他建立了以察举制度为核心的人才选拔制度；在文化教育上，建立了以大学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在外交上，派张骞等出使西域，使汉帝国的影响力、影响范围加强、加大；在军事上，开疆拓土，多次主动出击匈奴，保证了西汉帝国的国土安全。而反观汉和帝，虽有平定窦氏之谋，但大部分时间抱残守缺，鲜有创新，执政后期不仅有外戚之祸，还增加了宦官之乱。
西汉在汉武帝时人才济济，武有卫青、霍去病、李陵，文有长于治国的公孙弘、博学多才的司马相如、热心公益的卜式、长于纵横学说的主父偃、刚直不阿的汲黯、严于执法的张汤、精于理财的桑弘羊、出色的外交官张骞、幽默敢谏的东方朔。这么多人才齐聚武帝一朝，不仅是武帝时代察举选材的成果，也是西汉王朝从立国之初就十分重视人才的结果。刘邦出身布衣，而萧何、韩信、曹参等开国元勋大都为布衣出身，因而对民间人才十分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人才方可突颖而出。汉高祖时有陆贾和他的《新语》、文帝时有贾谊和他的《治安策》、景帝时有晁错和他的“削藩计”、武帝时的董仲儒和他的“天人三策”。这些人才和他们的著作不仅对西汉，对后世的影响也相当深远。
而反观东汉，在汉和帝时人才平平、有的只是贪官和权贵。宫中乌烟瘴气、民间万马齐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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