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寒假时间，认真研读了香港中文大学原副校长金耀基先生所著的《大学之理念》一书，这本书是金耀基对大学的理念、性格及发展的精微论述，并涉及到人文与科学的文化观的论争、大学的世界精神、通识教育，以及在世纪之交大学理念与角色的转换、现代性、全球化与华人教育等问题。《大学之理念》这本书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却至今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我不知道该说金耀基太有先见之明，还是我们的教育太过滞后呆板。以下是书中所述部分内容，在我看来是十分有价值的，现摘录下来，便于今后认真消化理解，也希望能对其他感兴趣之人有益。
一、现代大学之源头与原义
现代大学的直接源头是欧洲中古世纪的大学。英文university一词的前身有二，一是studium generale，一是universitas。studium generale是指“一个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的地方”，而非指“一个教授所有课程的地方”；中古时universitas一词则指“一群老师宿儒（masters）或一群学生所组合的学术性的行会（guild）”。中古大学中以法国的巴黎大学和意大利的勃隆拿（Bologna）为最早，是中古大学的原型。
中古大学与宗教密不可分，大学最早是寺院形态，13世纪则是教堂形态，之后才具有行会性格，并从宗教中逐渐解放出来。（教师之所以称为教师，应该与此密切相关）
中古大学最值得一提的是其世界精神、超国界的性格。14世界欧洲在学问上有其一统性，它有共通的语言（拉丁），共同的宗教（基督教），教师和学生可以自由地云游四方。现代大学的超国界性格的基础则不在共同的语言或宗教，而在科学的思想，而在共认的知识性格。此所以现代大学之间常有学术会议、交换计划等等。
二、大学理念之演进
大学的理念（理想和性格）几个世纪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
19世纪（1852年）英国牛津学者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养绅士的地方，认为大学之目的在“传授”学问而不在“发展”知识，纽曼心中的大学应培育之绅士乃指通达而有修养与识见之文化人。纽曼的大学之理念显然是“教学机构”，是培育“人才”的机构。（这是大学人才培养职能之雏形）
19世纪末，大学的性格开始巨大的形变，这一改变来自德国的洪堡德及阿尔托夫等人在柏林大学的改革，他们彻底摆脱了中古大学的学术传统，标举新的大学理念，即大学为“研究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创造性的学问”。中国现代教育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就是以德国大学为模式的。在20世纪初期，德国成为世界大学的耶路撒冷。（这是大学科学研究职能之起源）
1930年，美国大学的先驱者佛兰斯纳（Flexner）撰写的一部论大学的现代经典之作《大学》，提出了现代大学的理念，他肯定“研究”对大学之重要，肯定“发展”知识是大学的重大功能之一，但他给“教学”以同样重要的地位。佛兰斯纳认为，大学之目的不止在创发知识，也在培育人才。（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并重）
1945年，德国哲人耶士培提出，真正的大学必须具有三个组成，一是学术性之教学，二是科学与学术性的研究，三是创造性之文化生活。（这或许是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职能之前身）
1963年，美国前加州大学校长克尔提出综集大学（multiversity）的概念，认为美国大学越来越多元化，多样化，大学已经彻底参与到社会中去，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这应该是大学社会服务职能之雏形）
（我国高等教育界近年提出大学第五个职能是国际交流与合作，或多或少会从中古大学的“世界精神”和“超国界”的性格中找到端倪。）
大学有没有理念、大学有什么样的理念，首先是大学管理者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管理者的事。对于教师，也决定你如何教、教什么；同样对于学生也有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学习，该学习什么？如何避免走向有知识无思想、有计谋无智慧、有专长无人格？因此，大学之理念关乎大学各个方面，应该成为每个大学人必须思考的问题。
三、大学教育的专精与通博
金耀基先生认为，社会之职业结构越来越需要专门知识的情形下，学生专修一科一系是必要的，但大学教育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之士。一个大学生应该对人类知识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自己民族的学术文化有一基本的欣赏与把握，同时，他应该养成一种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一种对真理、对善、对美等价值之执着的心态。教育上历来莫不在专精与通博上求统合、求平衡，而其方法则有多种，牛津之Modern Greats合政治学、哲学、经济学而治之是一途，英基尔大学（University of Keele）之将第一年定位“基础年”，旨在探讨西欧文明之背景、遗产、成就及其问题是另一途，通过科际整合之研究又是一途，至于美国之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及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更是最普遍典型的途径。香港中文大学除由大学提供专科教学之外，又由书院提供通识教育亦可说是一条值得走的道路。但专精与通博的平衡之路是仍然值得不断探寻的。
从目前国内医学高等教育看，均属典型的专精教育，通识教育缺失严重，对医学人才的全面发展十分不利。加强通识教育成为我国医学高等教育的当务之急。
四、教学与研究
关于教学与研究之关系，究为相辅相成，抑是相克相抵，常为学者辩争之论题。金耀基先生认为，研究与教学在一适当平衡安排下，研究不但不与教学相克，而且相辅相成。因为教师只有通过研究才能使其教学更有内容，更有创造性之发挥；同时，也只有通过教学才能使其研究更有生命，更有心灵上之冲击。若过分偏于教学，则大学较之中学实无大别。反之，若过分偏于研究，则大学将成为研究中心，而实无保留大学之名的必要。但如何对教学研究取得一适当的平衡值得深入探讨。
五、知识与德性
前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士（R.Hutchins）认为，大学教育之目的不在训练“人力”，而在培育“人之独立性”。大学教育是否应在知识以外，更应重视德性问题呢？中国向来把“尊德性”和“道问学”并提。钱宾四先生指出中国的学问传统向来有三大系统：
第一系统是“人统”，其系统中心是一人。中国人说：“学者所以学做人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有理想有价值的人。
第二系统是“事统”，即以事业为其学问系统之中心者。此即所谓“学以致用”。
第三系统是“学统”，此即以学问本身为系统者，近代中国人常讲“为学问而学问即属此系统”。
中国之学问最重第一统即“人统”。《大学》中所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即是此意。比较起来，西方现代大学之理念最重第三统，即知识学统。
今天在原则上，任何大学都不会否认“德性”之紧要。事实上，一个人对真理与知识有绝对真诚乃至进入宗教感时，则真正达到言行一致，表里无违的田地，当然是一种德性。能够尊重客观证据，一以理性为导引之人，必不会“曲学阿世”。西方大学以“学术真诚”作为学者人格的标准。（这与我们要求的学术诚信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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