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朵花里的湖湘文化

彭文杰

 讲中华文化，除了讲老子的“一”、“二”、“三”外，如果不懂得“五”在文化中的奥妙，那还是一知半解。

中华文明的开篇鼻祖是三皇五帝，奉行的哲学是阴阳五行，吃的是五谷杂粮，看的是五彩斑斓，品的是人生五味，读的是四书五经，登的是三山五岳，交的是五湖四海，飙的是五陵豪气，坏的是五毒俱全，爽的是五子登科，跪的是九五至尊。

可是就有一个人，他就不跪，因为他是贵族，是帝高阳的苗裔。

一、兰，兰之高贵的天生龙种

帝高阳就是颛顼大帝，是轩辕黄帝的嫡孙，颛顼的曾孙陆终生的第六子就是楚国的先祖芈季连。《楚世家》中记载，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诉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他向天发问，远古开始时，谁将此态流传导引给后代？天地尚未成形前，又从哪里得以产生？明暗不分混沌一片，谁能够探究其中原因？大气一团迷蒙无物，凭什么将它识别认清？

《天问》开篇，“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天问》是中国文学史一篇“千古万古至奇之作”，屈原以他的叛逆和横溢的才华问天问地问神问人，其内容之奇绝、才华之卓越、想象之丰沛、探寻真理之执着，光耀古今。通篇贯穿浓郁的道家气息和风骨。

秦惠文王十二年，张仪出使楚国，给楚怀王开出来一份丰厚的礼单，秦国愿意以商於地方的六百里土地和秦国美女换取秦楚联姻，并换取楚国与齐国的不结盟，有点像美国劝说英国脱欧。张仪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他的连横之策帮助秦王纵横天下。纵横家们只讲对错，不问善恶，忽悠天下。楚怀王也居然相信了，还去了秦国，被秦国软禁，最后客死他乡。

 屈原与楚王及楚国高层的矛盾，估计是从张仪访楚作为分水岭的。他一贬再贬，最后被流放。这对于屈原的人生或许是倒霉的开始，但对于“愤怒出诗人”、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则是另一种开始。他一声长啸的《天问》影响了一千多年之后的周敦颐，再过了一千多之后，周敦颐的后裔鲁迅又是一声震撼千古的《呐喊》。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屈原的使命。他被放逐了，在沅澧流域，他发现了在他生命中怒放的那朵花，兰花。在《湘夫人》中，他咏叹，“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兰花在两千多年前，还是天然野生的，到了一千多年后的宋代，开始栽培种植。兰花，也称“中国兰”，与梅、竹、菊合称“四君子”。它没有醒目的艳态，没有硕大的花、叶，却具有质朴文静、淡雅高洁的气质。屈原以兰花自喻，表达“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孤傲。

 屈原在放逐中追寻，在追寻中思考，在思考中忧郁。可谓，袖中有剑，杯中有剑，抛向天空的头颅，如何召集锦绣河山？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是何等的光芒四射，熠熠生辉，所谓“百家”最著名的一批被后人尊称为“九流”，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农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屈原是个诗人，当他挥剑问天的时候，仿佛在告知世人，从我开始，中国诗歌从此进入了个人独创的新时代。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

 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其中还有哥白尼、莎士比亚和弗朗索瓦·拉伯雷。

 屈原是孤独的，但他并不孤单。那朵兰花，两千多年前还是随地可见的野花，现在，它开于一片冰心在玉壶的人士心中，永不凋谢。

 二、桃，桃之绚丽的理想王国

 兰花是冰清玉洁的，而交上桃花运，可能是“桃花劫”了。陶渊明本来是喜爱菊花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本是一种道家风范，在陶渊明这里，也是表达他愤世嫉俗的做派。为何要“见山”呢？其实是他胸中的“江山”，是他“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表达。

 我们对中国古人的情怀的理解常常简单地认为，入世则“兼济天下”，出世则“独善其身”。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是想独善其身吗？他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他玩转了三个朝代，目睹了九个皇帝的更替，他十几年的从政生涯，五次出仕，五次辞官。官越做越小，脾气也是逆生长了。他胸中的块垒，一千多年后，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得到充分表达，“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杜甫在一首诗中写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尧舜时代”是那时候知识分子对过去最好的追忆，也是《礼记大同篇》所描述的“大同”社会。

 大同概念出自《礼记·礼运》大同章，通常简称“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或《小戴记》，据传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所作，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

 《礼运大同篇》是论述礼之源头和礼之实的专论，《礼运篇》不仅脍炙人口，更在乎冠于篇首的“大同小康”思想，为后世人描绘了一个民族理想中的世界图案，故后世有“礼运大同”的说法。“大同”和“小康”，是相对的两种社会形态，在对立之中相得益彰。

 按古代说法，即认为《礼记·礼运》篇的“大同”之说是受墨家或道家的影响。而儒家代表孟子也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杨朱，道家代表人物）则归墨（墨子）”等语。而墨家思想也是墨瞿深受道家代表人物文子的影响而发展的，所以有人说，天下之言，皆归道。

 《礼运大同篇》描述孔子的理想世界。能成就大同世界，天下就太平。没有战争，人人和睦相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可惜行不通，因为人人皆自私自利的缘故。

 陶渊明菊花没有采到，回家种红薯，回到书斋读书，还落下一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毛病，于是便做梦，一边做梦一边忽悠天下。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这段《桃花源记》的文字，基本上就是《礼运大同篇》的山寨版或解读版。他边饮酒边做梦，“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他自问自答，“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菊花没有了，桃花是梦中的，可酒那是自己的，陶渊明以酒下诗，一不小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酒后吐真言，“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有骨气文人的名片。他的《归去来兮辞》上承屈原《天问》之神韵，下启“李白斗酒诗百篇，天子呼来不上船”之风华。松菊桃李，鲲鹏万里，酣畅淋漓，爽呆庄子蝴蝶之流线，玩尽魏晋风骨。

 在孔子和他的学生们谈“大同世界”的同时，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在构思他的“乌托邦”。公元五世纪，陶渊明从武陵山脉的一个山洞发现了“桃花源”；公元十七世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莫尔河中的一个岛国发现了“乌托邦”。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是公共选举产生。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

中国人奉行的是“大陆文化”，西欧人奉行的是“海洋文化”，所以“桃花源”在山洞里，“乌托邦”则在岛上。但无论怎样，他们最终都走在一起，追寻自己的“桃花源”或“乌托邦”，这为在20世纪出生的湖南人卢德之博士在世界舞台宣讲“共享文明”，给予了丰富的滋养。

三、莲，莲之净世的独立人格

中国人形容美女有着丰富的词汇。比如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落后啦，李白笔下的美女是这样描写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什么意思，就是说，彩云看到美女后，觉得自己不美了，想要做更美丽的衣裳来装扮；鲜花看到美女后感觉不行了，要到美容院去美容。真是写绝了。然后白居易来了一个更绝的，“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宫粉黛无颜色。”

唐代诗人斗诗之狠，可见一斑。但源头都是从屈原开始的。楚国大地，荆楚湖湘，不断派生杰出的人才。春秋战国时期，当思想家、哲学家星若灿河之时，冒出了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北宋时期，当中国的文学艺术特别是诗词散文达到高峰，苏轼领衔文学界的时候，九嶷山下，濂溪之滨却诞生了一代宗师、理学鼻祖——周敦颐。

 晚清经学家、诗人王闿运曾到江浙一带讲学，王闿运是湘潭人，做过曾国藩的私人幕僚，名气并不大。江浙素来是文人墨客云聚之地，当地官员当然看不上他，为试他的才学高低，故意探问他的学问流派、渊源，王闿运便脱口而出：“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是对濂溪学、对周敦颐创办的理学以及湖湘文化在全国地位最简明的概括。

与唐朝国运宏通、气势辽阔、诗人争相比美的景象不同，宋代的诗人更加尚意。苏东坡一会儿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快意人生；一会儿是“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悲欢离合；一会儿是“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道家境界。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哲学便一路向下，从形而上跌向形而下，但总有一些脊梁，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从中国哲学的源头，寻找他们所需要的营养，苏轼就是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在苏轼的诗词、散文中，他已经将儒释道融为一体，藉以表达他的情怀。同样，周敦颐也开始从中国哲学的源头，来寻找他的哲学灵感。他的《太极图易说》（《太极图说》之本名），吸取了道家系统的宇宙发生论，将之与《易传》系统的宇宙理论结合起来，建构起了自身哲学的基本宇宙生成模式；而其《通书》则提出了儒家心性沦、伦理学等许多概念与命题，尽管那还是比较简单的。

周敦颐的智慧在于，他以道家的哲学作为逻辑底层，杂以佛学，最后披上儒学的外衣，从而完成了他理学的构架。

他认为，无极（无）生太极（有）。太极能动能静，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动之极则走向静，静之极又回复为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阴阳生两仪（天地）。再阴变阳合：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之气流动，推动春、夏、秋、冬四季运转。故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本原于无极，无极是宇宙生成的根本。阴阳二气与五行之"精"巧妙凝合，又形成男女。变化无穷的万物中，人得天地之"秀"而为万物之灵。五行之性触感外物而动，则呈现恶与善，形成错综复杂的万物。这其实就是老子说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的阐述；也是《易传》中“一阴一阳谓之道”的翻版，同样也是他的“太极而无极”的宇宙生成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至诚”和“主静”的道德论，以此来阐述“礼乐”，使之有了逻辑的必然。

周敦颐出生在道县，道县又称“莲城”，他可谓一朵莲花喂养的极品。他在《爱莲说》写道：“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清代乾隆皇帝从小爱读周敦颐的《爱莲说》，视之为楷模与圣人，说：“予惟周子所云，固一贯之道，夫人之所当勉者也。”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理学的开山鼻祖，影响了将近一千年的中国。

在永州市道县清塘镇楼田村濂溪故里，有这样一副楹联：“周庭举世皆尊元公哲学鲁迅文章恩来开国总理，风景这边独好濂水湛蓝都庞苍翠道岩今古奇观。”这副楹联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鲁迅（原名周树人）和周恩来，都是周敦颐的后代；道岩奇观则指在道县发现了史前12000前人工种植的稻米，这是对人类文明史的重新认识，彰显了这块土地的神奇。

四、菊，菊之璀璨的灵动光谱

王船山《落花诗》是大型组诗，共99首，现代人很少读见，此处分享一首，来感受其魅力。“弱羽殷勤亢谷风，息肩迟暮委墙东。销魂万里生前果，化血三年死后功。香老但邀南国颂，青留长伴小山丛。堂堂背我随馀子，微许知音一叶桐。” 第一句写落花花瓣虽然脆弱，却极力抵拒东风之扫拂，然而最终还是于暮春时节委落墙东。“墙东”可能暗用了《后汉书·逸民列传·逢萌传》“避世墙东王君公”的典故，有自喻避世之意。第二句“销魂万里”化用吴伟业《悲歌赠吴季子》“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诗意，说花儿凋落、离别枝桠乃生前劳碌奔波之果报。“化血三年”用《庄子·外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典故，言落花之枯死实如凤凰涅槃，足见其不屈之功。第三句“南国松”讲芬芳的花儿到老都只为邀屈原《橘颂》“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之誉，“小山丛”取淮南小山《招隐士》“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句意，讲花儿尚留青枝绿叶隐栖于深山幽谷。第四句取唐人薛能《春日使府寓二首》其一 “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和《秋题》“独坐东南见晓星，白云微透泬寥清，磷磷甃石堪僧坐，一叶梧桐落半庭”诗意，言白发欺我，岁月不待，我已垂垂将老，唯有一叶梧桐尚堪为我知音。此诗前两联是借落花写自己倔强不屈之精神，后两联是写自己虽有可歌可颂之节概，如今却退居山野，坐待岁月流逝，缺少知音之境况。这首诗歌的魅力在于，诗写落花不见花，读似平淡，功底极深，用典之多实在罕见。可谓“无边落花萧萧下，不尽典故滚滚来。”

王夫之生活在一个朝代更替的时代。李自成进京，大明亡；清军进京，大顺亡。一个强大的王朝和一个短命朝代的更替以及一个新王朝的到来，是令他猝不及防的，令得他实现理想路上的充满了千辛万阻。他出门头戴斗笠、脚着木屐，意思是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他不像屈原那样问天，他不知道是谁的天；他不像陶潜那样饮酒，饮酒也不能消除他心中的块垒。山河破碎，满眼落花，他写了99首落花诗。

天总是会黑的，更何况有乌云。然而，乌云之上还有星辰；人群之中还有善良。即使什么都看不到，你自己还是一团火，照亮前行的路。

他开始著书，用文人的方式来探寻世界。《老子衍》、《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六卷、《周易内传发例》一卷、《庄子通》一卷、《庄子解》三十三卷、《黄书》、《春秋家说》、《尚书引义》六卷、《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三十卷、《楚辞通释》十四卷等等。从这些书名我们可以看出，王船山的哲学底蕴来自老庄和《周易》，其人文精神来自屈原。他写了100多部、400余卷、800余万字的作品。他因晚年长期隐居衡阳县石船山下，后世尊称他为船山先生，也叫他王船山。他的著作，在曾国藩、曾国荃的努力下，重新汇刊成《船山遗书》，共收著作56种288卷，于1865年在金陵刻竣。

在哲学上，王船山提出“气一元论”，他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他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气一元论”近接周敦颐的主张，远承老子的道脉，可谓一脉相承。王船山主张“知而不行，犹无知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反对空谈，力倡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治学当为国计民生致用，反对治经的烦琐零碎和空疏无物。这些学说，深深影响了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一批湖湘士人，他们高举船山先生“经世致用”的大旗，一改湖南的风气，并由湖南席卷至全国。所谓“湖湘文化”的影响，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便蔚为壮观。以至于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章太炎、章士钊等，都大力推崇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

1914年刘人熙在长沙创办“船山学社”，以研究和发扬王船山的思想。1920年冬天，毛泽东和杨开慧在船山学社举行婚礼，船山学社也成为他们的新婚居室。1921年8月，毛泽东在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37年，毛泽东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他设法从湖南补齐《船山遗书》所缺各册，为他写作《矛盾论》、《实践论》提供参考。毛泽东对王船山的经典评价是：“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其中四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依次是：德谟克利特、王船山、费尔巴哈、马克思。

东晋诗人陶渊明写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其爱菊之名，无人不晓，而菊花也逐渐成了超凡脱俗的隐逸者之象征。

唐代诗人原植《菊花》诗曰：“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船山先生曾久居菊园，看的是有此花无它花的景象，写的是有此道无它论的名言，成为湖湘文化承上启下的精神领袖。有意思的是，清朝的统治者和掘墓人都将他奉为圣人。而他喜爱的菊花，也在17世纪被引入欧洲，19世纪又从英国传至美国，成为全世界人民喜欢的花卉。菊花之美，丽而不艳，傲然临霜，怒放于群芳凋零之际，傲然在风霜肃杀之时，尽展其万方娇媚之态，菊之璀璨犹如光谱之绚丽，多姿多彩，神奇灵动。

五、梅，梅之傲寒的世代风范

周敦颐有两个学生，程颢及其弟程颐，世称“二程”，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其学说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周敦颐、二程、张载、邵康节而被称为“北宋五子”。理学，或称道学，亦称义理之学，是宋元明时期思想学说的通称。之所以称为道学，是因当时流行称谓，且《宋史》有《道学传》而名。之所以称为理学，是因当时宋代儒家言论学多言天地万物之理而名。又因其始兴于宋代，又称宋学，与汉学相对。理学被后人分为三大流派：气本论一派，以张载为代表；理本论一派，以程朱为代表；心本论一派，以陆王为代表。在这三大流派中，周敦颐不属于任何一派，可见，作为开山鼻祖的他，是源头，其它的都是支流。

在中国哲学上，关于“知”和“行”的问题，从朱熹到王阳明到王船山，是中国哲学的一条大江大河，蜿蜒辗转，奔流不息。

朱熹在白鹿书院的学规中明确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而后“笃行之”的步骤，坚持“知先行后”说，坚持“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

王阳明对“知先行后”是不认同的，提出“知行合一”说，以此弥补朱子知与行相脱离的偏弊。他主张即知即行，知行之间没有长远的距离，知当下即发为行为。一念之动就是行。学问思辨本身即是行为，不是在学问思辨之外或之后另有行为。

王船山在两位前辈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下学而上达”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皆是孔子显明地主张行在知先的证据，故他坚持“不可离行以为知”的实践论。这是对朱熹的“知先行后”的反叛。他又反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他是“以知为行，而不以行为行”，“销行以归于知”，实无异于“先知以废行”。因为王阳明以一念之动为行，以学问思辨、内心修养为行，实即不免抹煞了真正的改革社会政治、改变物质环境的行。

王船山的学说，可称为重行的知行合一说，与王阳明的重知的知行合一说正相反。他说，“知可诡而行不可诡”，“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以行为功，行不以知为功；行可得知之效，知未可以得行之效”。

歌德说，“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黑格尔说，“理智的工作仅在于认识这世界是如此，反之，意志的努力即在于使得这世界成为如此”。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这都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也就是“行”的重要。

毛泽东在《实践论》对“知”和“行”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关于实践和真理的关系，毛泽东在《实践论》写道：“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也写道：“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1963年中苏论战期间，中央组织了写作班子，毛主席在批语中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一些论点，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在延安写就的重要哲学著作，针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翼空谈主义”，为统一全党意志而理清的哲学脉络。在当时错综复杂、团队弱小的生态中，找到一个思维的工具，用正确的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十分必要。

作为读书人的毛泽东，曾创下了诸多纪录。《资治通鉴》读了17遍；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不仅通读，还写下了各种评语；《共产党宣言》读了100遍以上；对50余种古今关于《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全部涉猎；对十几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一部也没有放过。

毛泽东的阅读范围十分广泛，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等10多类，他的菊香书屋的藏书将近10万册。

丰厚的学养和丰富的实践，让毛泽东在任何情况下可以用哲学的思维来解决复杂的问题，这也是他对知与行的关系作出的最完美的解答。

1961年，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欧美封锁，苏联翻脸；面临的国内环境是经济困难，灾害重重。面对困难和压力，诗人毛泽东以词明志，写下了《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咏梅者，可谓众多，他们的梅花，或孤独清高，怀才不遇；或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真是一缕梅魂，千古清香。而毛泽东的“咏梅”，将梅魂、梅骨、梅趣、梅神呼之欲出，写出了空灵遐远而又热烈绚丽的意境，豁然诞生一个新生命，成世代风范。

《论共享文明》的作者卢德之博士在《湖湘文化的两大内核与基金会的当代发展》一文中说：“湖湘文化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寻求深刻的哲学思考，二是寻求现实解放的道路。”他还说。“这种绵延不断的、深刻的哲学思考，逐渐养成了湖湘文化胸怀天下、思接天下、忧乐天下的品格与操守，而且人才辈出，影响深远。从某种意义上说，湖湘文化中的这种寻求解放现实道路的价值内核，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与进步的精神财富。”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中国哲学的洪流从老子的《道德经》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书写着对宇宙、社会、人类的最深远、最宏阔的思考，是对湖湘文化、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贡献。湖湘文化盛开的五朵花，是傲雪报春的梅花，拥有舍我其谁、为天下先的气质；是璀璨灵动的、开遍九州走向世界的菊花，流淌着海纳百川、融通创新的血液；是遗世独立、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在任何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深刻的哲学思考；是绚丽烂漫的桃花，讲述着中国人文的理想；是天生龙种、雍容华贵的兰花，可漫天遍地又能入厅靓室，显示了格物致用的品质。因此，在卢德之博士“寻求深刻的哲学思考和寻求现实解放的道路”这样的命题下，湖湘文化还具有四个特质：为天下先，这是湖湘文化的气质；融通创新，这是湖湘文化的血液；经世致用，这是湖湘文化的支柱；实事求是，这是湖湘文化的灵魂。这五朵花讲述的思想和故事，久久地响彻毛泽东的那句诗，“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