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内蒙古｜王雅彬：我读《康震讲苏东坡》的一点感想

原创作者：王雅彬｜内蒙古阿拉善盟

我读《康震讲苏东坡》的一点感想

《中国诗词大会》火了！康震火了！许多人通过《诗词大会》认识了康震，通过康震，增加了对许多诗人和诗词的了解。康震认为，无论新兴传媒多么发达，要真正深入了解诗人、理解诗词，根本之道还是要下笨功夫读书。只有一行行、一页页地认真读，反复看，才能记得准、记得牢、记得久，才能将那些优美深情的诗词刻在心里、融入血脉、化为基因。康震的观点，恰能指导我们的读书会活动，也促使我抓紧与书友们互动交流的机会，认真读书，以弥补自己多年来忙于工作和生活，不能潜心读书的缺憾。康震说，阅读的过程，也是体验的过程，更是与诗人们面对面举杯小酌、谈心交心的过程。我选这本《康震讲苏东坡》，正是想透过康震的解读，穿过近千年的历史迷雾，回到北宋，唔见这位林语堂先生称为“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悯人的道德家，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者，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唔见这位充满魅力的大文豪、大学者。我是怀着非常期待的心情开始阅读这本书的。

康震的老师钟振振教授在给这本书的序中言：古人吾尚友，三不朽中卜。持以论两宋，东坡尤所服。为文不择地，涌似泉万斛。一日泄千里，平地滔滔汩。与山石曲折，赋形每随物。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辞章余事耳，襟怀人难蓄。上欲狎玉皇，下陪乞儿属。不合入时宜，用填便便腹。无怪黄惠儋，半生困贬逐。诗穷而后工，福祸相倚伏。赤壁有词赋，脍炙千秋读。我感觉对苏轼的评说切中了要害。苏轼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除了巨大的文学成就，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康震说，一个人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需要个人的努力，也需要良好的教育，有时还需要一点点运气。我深表赞同。苏轼的家乡四川眉山是个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苏轼和弟弟苏辙进京考中进士的那一年，本地子弟考中的比例近四分之一，这在古代是很了不起的成绩。苏轼的家庭是个典型的小康之家、耕读之家，家里有丰富的藏书。父亲苏洵和自己的这两个儿子一起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选，父子三人同在文坛上大放光彩，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同时，苏轼、苏辙两兄弟在政治上也拥有很高的地位。为什么苏轼兄弟会在文化与政治领域都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呢？关键在于家庭教育。这首先归功于他们的父亲苏洵。苏洵虽然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大官，但他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学者。苏洵对他这两儿子的要求非常严格，苏轼曾经在一首诗中记叙了小时候父亲监督自己读书的情景。除了严格监督学业，苏洵对两个儿子的人生教育也很到位。他曾专门写了《名二子说》一文，从苏轼、苏辙两兄弟的名字说起，告诫他们做人的道理。父亲的言传身教，一方面使苏轼兄弟接受了正规而良好的文学艺术教育，另一方面也赋予了他们不拘礼教、开拓进取的卓然之气。与此同时，来自母亲程氏的教育对苏轼兄弟的成长也至关重要。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出身官宦之家，文化素养深厚，个性仁慈而果断。在《宋史·苏轼传》中就记载了程夫人给他读《后汉书·范滂传》的故事，当时,十岁左右的苏轼听完故事后,激动地说:“母亲,倘若我也要做一个范滂这样的人,您同意吗?”程夫人很平静地说:“你如果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什么是人格教育？什么是道德教育？什么是潜移默化？什么是以身作则？苏轼的父母就是天下为人父母者的榜样。为什么苏轼一辈子疾恶如仇、光明磊落、爱憎分明、百折不回？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仰慕苏轼的人格魅力？良好的家庭教育，尤其是父母的人格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实在是太重要了！ 苏轼在家里有严父慈母的教诲，在学习中有欧阳修这样的导师奖掖提携鼓励，到了工作岗位上，又有陈公弼这样严厉的长辈时时敲打他，这对于苏轼人格的健康成长有很大帮助。苏轼一生著作甚丰，但只写过十篇传记，其中只有两篇涉及同时代人物，也属写陈公弼的这篇篇幅最长、写得最为详尽。可见他对作为长辈长官陈公弼的深深敬意。

欧阳修去世后，苏轼逐渐成为文坛与学界的领袖。这时，发生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而苏轼不赞成变法，他希望能够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改良，不能接受疾风暴雨式的革新变法。这引起革新派的不满，进而惹祸上身，此后三十年的人生命运都与这场政治风暴联在了一起。

苏轼为了躲避是非，主动申请到外地做官，此后在地方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事，著名的西湖十景中“三潭印月”、“苏堤春晓”等就是他为政杭州，为拯救西湖主持建造的。历经千年风雨，如今依然美不胜收。此时的苏轼，因为眼界变开阔、思想也更深刻，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应运而生。比如：这首《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还有因思念弟弟苏辙，在中秋月夜写下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为我们带来了中秋绝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琦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中秋词开创了中国古代词史中超旷清迈的词风。但作为保守派重要代表人物的苏轼此时却成了新党围攻的目标，遭遇了人生一大劫难——“乌台诗案”。最终，他虽然保住了性命，却被降职，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为解决吃饭问题，他在黄州城东门外申请了一块废弃的坡地，苏轼干脆就叫它“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亲自动手，开荒种地。黄州的苏轼，是个平凡的、养家糊口的劳动者，是个善于在劳动中寻找审美趣味的文人，也是个勇于在苦难中摆脱心灵枷锁的哲人。黄州的苏轼，在后代的眼中雅俗共赏，赢得了农夫与士大夫的共同赞许。正是在黄州，他发明了著名的东坡肉，还有类似于现在的快餐“盖浇饭”的“东坡羹”。后来因为时局的动荡，政敌对待苏轼手段的狠毒，苏轼又被贬到更偏远荒凉的惠州和海南儋州，生存条件更加恶劣。苏轼当时由三品高官直降到九品芝麻官，以花甲之年远发海南，他突然了解，人生并非只能一味地往上爬升，只要自己愿意，暂停脚步，欣赏沿途风景，也无不可。人生往往如此，有时只需换一种思路、换一个角度，便能从盲目荒谬的自我桎梏中摆脱出来，获得心灵的自由。苏轼之所以既是大文学家，又是大思想家，正是因为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因为生活本身的艰苦而趋于干涸。这种艰苦的生活反而给他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驰骋天地的艺术想象力；是苦难的生活，让他的笔变得更为灵动、更加飞扬。苏轼又是大书法家，在黄州，他还写下了“天下第三大行书”《寒食帖》。康震说：事实上，苏东坡的知名度与魅力要远远大于苏子瞻。在大众眼里，东坡这个称呼具有更浓厚的草根意味，更为平易近人，也因此在民间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苏轼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健全、最融通，也最为后人所仰慕的一种人格模式，这种人格模式的成熟与实现，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充分发展、发达的结果。苏东坡的真实、坦率，对生活的热爱及面对种种困窘依旧保持的简单、乐观和精神的富足，已成为中国文化人气质品格精神追求的标尺和最高峰。

作

者

简

介

王雅彬，一名幼教工作者，爱好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