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文化都是非常特殊的。长期以来，在封建王朝的末期总会出现农民起义。但这些起义中借助宗教进行起事的，几乎全部都是以失败结局告终。即便历史上宗教对中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但依旧没有谁完全凭借宗教力量获得江山。
从中国的文化积淀中，我们能看到非常强烈的务实思想；宗教在历史上对中国影响最深的时候，多是老百姓生活过得不如意的时候。东汉末年恰恰拥有着这样的环境，当时政局不稳，朝中外戚和宦官的势力都很大，皇帝反而成了傀儡。而汉朝还对西羌进行了维持数十年的战争，百姓苦于徭役兵役，土地兼并也非常严重；中国百姓即便物质上的生活过不下去，并不会立刻想到起义，他们最先会做的是寻求精神上的慰藉。黄巾起义的领导者张角也是因此有了可乘之机。
汉初，统治者为了与民休养生息，采取的是黄老之学。通过黄老之学，百姓渐渐从连年的战争中恢复，国家的经济等各方面也得到发展。这样的结果让道家学说在百姓群体中形成了比较庞大的基础，一些有学识的名士也对道家学说非常重视。而道教有很多理论基础都来源于道家思想，张角的太平道也是如此。
公元184年是一个甲子年，张角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反汉，愿意随从他的不在少数。张角的这个口号看似简单，却包含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五德始终说；它糅合各适合思想于一体，形成独特的造反纲领。
当然，即便口号喊得再好听，没一定的基础，张角也不敢反。为了让自己的教义更深入民心，张角必须拿出一些实际的好处。张角在喊出自己的口号前，进行了数十年的努力来收买人心。张角用自身医术，结合《太平要术》中的内容给贫苦的百姓治病。但名为治病，实为传教，其治病救人的法子看起来很是玄妙。张角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多外地的百姓都会来找他治病。
张角这番作为明晃晃得是在收买人心，但当时的官员却大多乐见其成，还觉得张角实在帮他们！张角救助的贫苦百姓大多是一些流民，这些人或许本来没有土地，或许土地被侵占了，反正没有能够安稳定居的地方。流民的存在让社会治安遭到一定破坏，他们虽然大多是单独行动，不会掀起太大的风浪，但对地方官员来说还是非常大的威胁。张角行医救人，在这些地方官员看来正是帮官府做事。虽然他总是不忘记宣传太平道，但多是士大夫出身的官员，对神鬼之类的东西总有点看不上。
这些士大夫并不认为太平道有动摇儒家统治的力量。他们认为张角的作为有教化之功，还为其“治病救人”提供了很多帮助。单个流民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就算他们聚集成百上千人，威力也不足以让朝廷重视，但张角的太平道明显不止这点吸引力。张角从思想和物质两个层面，对东汉末年无人管理的众多流民进行了“洗脑式”的组织活动。吸引了数十万的教众，其中大约30万都愿随其起事，几乎占了当时东汉总人口的千分之五。
虽然不了解宗教的力量，但依旧有人看出张角的做法对朝廷统治极为不妥。杨赐就曾专门上书希望禁止其大规模的宗教活动，但他随后不久就被罢免了，朝廷对张角还是听之任之。于是那些脱离了朝廷控制的大量流民，就在张角强大的组织能力下，成了他搞事情的资本。杨赐对此倒是一点没看错，只是实在可惜！
如果说陈胜、吴广起义是引起反秦势力并起的星星之火，黄巾起义对汉朝来说就是一场影响浩大的风暴。几乎在同一时间。东汉国内各地都爆发了大非常规模的农民起义。张角之流让名士、大夫、地主、豪强等阶级都看到了宗教在动员上拥有的巨大力量。
本来信奉宗教只是个人的事情，顶多是形成一个小团体。只要这些宗教不明目张胆地反对朝廷的统治，其实他们对统治者还有一定的好处。当统治者的统治还比较稳固的时候，除了后来的白莲教等以颠覆政权为终极目的的势力，大多本土宗教很少主动干预政事。
黄巾起义中张角充分利用了宗教在鼓动人心方面的力量。加上百姓生活困苦，受到地主豪强等势力的欺压，于是他们再一次组织起了反抗政府。宗教则是当时最低成本的组织方式，张角不需要许诺给百姓带来怎样的实际利益，甚至不需要自己对农民军的吃饭问题等发愁。这些百姓为着一个虚无缥缈的“天下大吉”，不少人甘愿付出所有。因为“大吉”并没有表现出究竟是怎样的，众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理解，所以它可能是“满足”所有没读过多少书的人需求的。
在我们国家的商朝时期，宗教力量曾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当时可能只是简单的信仰崇拜。“国之重事,在祀与戎”。由此可见，类似的神明崇拜，曾在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它可能决定国家下一步的动作，却基本也是为国家的发展服务。
长期以来，尤其是儒家思想被确立为正统之后，我国百姓更重视的是实际的东西。很多大臣也坚信只有孔子的学说可以治国安邦，对国家带来好的影响。在张角以宗教组织形式联合起如此众多的百姓时，他们其实不一定了解这种力量，但却看到了它的威力。于是，之后凡有人利用宗教组织，想要其教众反抗政府，最先表示反对的大多会是儒家士子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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