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中国文化的众多论著中，孙隆基先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无疑是独辟蹊径、别具只眼的著作。全书以对“人”的定义作为切入点，围绕儒家文化中的“仁”这个核心概念，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获益良多。
孔子和孟子都说过“仁者，人也”的话，孙先生指出，“仁”字由“人”和“二”组成，这表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个体”的人，其形象是非常模糊的，只有在“二人”对应的关系中，比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才找到明确的定位，具有清晰的定义。事实上，品格独立、个性鲜明、“自我”色彩浓厚的特立独行者，常常被传统社会视为“另类”和“异端”，因为他们总是试图摆脱“二人”对应的关系，逃离外力的制约，从而获得“自我调配”的能力。换言之，作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二人”对应关系，使传统中国人养成了一种接受外部约束的习惯，一旦外在的强制力消失，人们反而拿不定主意，无所适从，失去自控。
那么，这种“二人”对应关系，和乱丢垃圾、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等等陋习，又有什么内在关联呢？孙先生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此进行了生动、深刻的阐释。
弗洛伊德把儿童的肉体生命和人格成长的过程，分为“口腔阶段”、“肛门阶段”、“阴茎阶段”和“生殖器阶段”四个时期。孙先生认为，传统中国人在成年以后，更多地保留了口腔期和肛门期的痕迹。比如，找工作称为“找饭吃”；事业有成称为“吃得开”；把人分为“生人”与“熟人”；靠“请客吃饭”联络感情；将公共财产当作私人财物，可以任意“侵吞”甚至“独吃”……这些都是口腔化倾向的表现。又如，儿童时期的排泄行为没有经过科学的训练，穿着“开裆裤”随时随地大小便，无法养成有规律的排泄习惯，此外，儿童在大小便的时候，往往要由父母或者保姆发出“嘘嘘”的催促口令，而不是根据个人的生理需要自然排泄，这无形中强化了肛门期的特征：一方面，自控、自律能力差；另一方面，习惯于遵从别人的命令、按照别人的指示去办事，即使是很隐私的私人生活也不例外，种种自小养成的习惯直到成年也难以改变，于是，陋习就产生了。闯红灯、不尊重别人、排队时喜欢插队、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等等不文明行为，都可以视作对公共环境的“排泄”和“污染”，如果没有公权的管理、交警的管制、他人的反对等等来自外部的压力，个人很难自觉地管住自己。一般来说，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儿童人格的形成，都会经历弗洛伊德所说的四个阶段，但是由于受传统文化“二人”对应关系的影响，中国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特征，相对偏向于“口腔化”和“肛门化”，这有大量的事实依据，倒也无须讳言。
因此，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不妨可以为消除陋习开列这么一条药方：改造传统文化不合理的深层结构，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因素，用新文化培养出既享受自由又担负责任的具有高度自治能力的新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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