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请王亚樵暗杀了招商局总经理赵铁桥。1932年，通过关系，李国杰终于登上了招商局总经理的宝座，夺回招商局的管理权。李国杰于是履行诺言，决定让王亚樵挑一艘最好最大的轮船，除该船的船员薪水和燃料等日常支出外，所得净利全部归王亚樵所有，并允许他选派经理自行管理。
王亚樵当仁不让，“与人消灾，得人钱财”是他的办事原则。几天以后，他派人告诉李国杰，他要招商局船队中的头号江轮“江安”号。
招商局的大江轮有数十艘，王亚樵单单选中这艘“江安”号，其中自有缘故。
原来，王亚樵的门徒虽然三教九流，又多又杂，但却很少有人经营实业，更没有人懂得航运业务。轮船要来了，经理人选却难以落实，只好到帮会以外去寻找。通过朋友介绍，王亚樵看中了在“江安”号担任过船长的卓志钺。
这卓志钺40来岁，也是个跑惯码头的精明人物。他满口答应王亚樵的聘请，却提出一个条件：“要干就干'江安’号，其它船不干”，因为他原来的饭碗就是叫现任“江安”号经理张延龄抢了去的，他要报一箭之仇。
一听“张延龄"这个名字，王亚樵心里就“咯登”了一下。原来，这张延龄不是等闲之辈，他是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亲信门徒，张啸林的本家侄子。正是凭了这种响当当的关系，他才能在招商局里胡作非为，把卓志钺排挤出去。
换了别人碰上这种棘手的事情，肯定裹足不前，绕道而行了。然而，王亚樵却天生是个不信邪的人，最看不惯那些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的流氓。对杜月笙在上海滩上称王称霸、颐指气使的做法，王亚樵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总想借机会与这位头号“闻人”正面较量一下，杀杀他的嚣张气焰。卓志铽的要求不但没有使王亚樵感到为难，反而激发了他的好斗情绪，他立即决定借机发难，在“江安”轮的归属问题上与杜月笙比个高低。
李国杰并不知道这些内幕。他出生于豪门世家，改不了公子哥儿的脾气，对招商局船队的具体业务所知甚少。他也不问问“江安”号的情况，现属何人掌管，便一口答应了王亚樵的要求。
直到办理移交手续的时候，李国杰才大吃一惊，发觉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然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当初说好让王亚樵“任挑一艘”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人家已经挑好了再反悔，岂不要落个“背信弃义”的恶名？而且，王亚樵是个极要面子的人，绝不会答应另选一艘。
李国杰权衡再三，一无良策，只好吞下这颗苦果。
在一次董事会上，他硬着头皮宣布了移交决定：“江安”号划归王亚樵使用，由卓志钺接任经理职务。
张延龄立即找到杜月笙和张啸林，要他们出面为他撑腰，保住“江安”号。杜月笙觉得事情并不难办。他把李国杰请了去，提议另选一艘与“江安”号大小、性能完全一样的头号江轮给王亚樵。李国杰见杜月笙出面斡旋，自然不敢拂逆，只好在第二天找王亚樵商量，试图“和平”解决争端。
王亚樵客客气气地听完李国杰的请求，微微一笑，转而望着站在一边的卓志钺说：“要我另选一艘可以，但得先问问这位老弟的意见。”
卓志钺把头一昂，硬声硬气地说道：“除了“江安”号，我什么船也不干！”
“瞧，我的经理不答应。”王亚樵接过话头，笑着对李国杰说：“国杰兄，你当初答应过，你的船让我任挑一艘。这'江安’号是你的船？还是杜月笙的船？
李国杰连忙接着说：“杜月笙是上海的地头蛇，人多势大，一般人谁敢惹他？亚樵兄还是委屈这一次，给小弟一点面子吧。”
不提杜月笙尚可，一听杜月笙的名字，王亚樵的怒气便腾地窜了上来。他脸色一沉，态度坚决地说：“哼，我就不信这个邪！别人怕他杜月笙，我王亚樵偏不怕他！上海滩的事不能由他们说了算。如果张延龄不肯交船，我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实在不行，老子就把'江安’号炸掉，索性大家都不要。”
见王亚樵发起火来，李国杰不敢再说什么了。谈判归于失败。
杜月笙听了李国杰带回来的话后，默然无语。他对王亚樵那种目空一切的狂妄态度，自然十分气愤，但他已是“功成名就”之辈，很不愿与“初生牛犊”的王亚樵正面交锋。他要看一看，暂作壁上之观。
张啸林就不同了。他与张延龄是亲属关系，所谓“血浓于水”，侄子的事他不能不管。再说，他是个火爆脾气的粗人，向来好斗成性，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王亚樵在他看来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穷小子，这回是吃了豹子胆，才敢与他为敌。当张延龄一口一个“叔叔”，求他撑腰作主的时候，他二话没说，满口应承下来，并指点张延龄说：“你不要交船，就说船上有几万元的货物，无法移交。要交也行，让他拿几万元现金来付货款。”
张延龄听后连连点头，十分得意地附和着说：“这主意不错，就凭王亚樵那帮穷鬼，把他们都卖了也不值一万元啊！”
带着有恃无恐的心情，张延龄派人给王亚樵捎去了口信。
一连几天，王亚樵等人果然不再去找他的麻烦。张廷龄自以为得计，放心大胆地把轮船开了出去，继续在长江上跑运输，赚他的钞票。
这天，张延龄带着丰盛的礼物来到张啸林的豪华公馆，表示感激之情。吃过晚饭后，叔侄二人对面而坐，一面奚落着王亚樵等人，一面心满意足地玩起牌来。
谁知，到了深夜11点钟，张家叔侄正玩得起劲，后院里突然火光一闪，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张家公馆被震得地动山摇，连客厅的吊灯都乱晃起来。
女眷们立即吓得尖声惊叫，缩成一团。张啸林惊愣半晌才回过神来，连忙拔出手枪赶往后院，张延龄和一帮家伙也赶紧跟着他跑了出来。
因为已是深夜，后院里一片漆黑。在家丁们提着的汽灯光照射下，张啸林才看清了眼前的景象：高大坚实的后院围墙被炸药炸开了一个大豁口，震碎的破砖碎瓦飞得满地都是，院子里还散发着浓烈的火药气味。张啸林直愣着眼睛看了半晌，嘴里直喘粗气。
“谁吃了豹子胆，竟敢动到老子头上来了！”他暴跳如雷地骂道。
骂声未绝，一条德国大狼狗直竖着耳朵、呜呜惨叫着向他奔来。狼狗跑到他的面前忽然痛苦地抽搐起来，继而一声哀嚎，瘫倒在地，鼻子和眼睛里都冒出了黑呼呼的紫血。
这条狼狗是黄金荣送给张啸林的生日礼物，张啸林平时对它宠爱有加，胜过对那些小老婆的关心。见狼狗瘫倒在地上，张啸林大惊失色，连忙俯身下去查看。
突然，他发现狼狗脖子上拴了一根白色布条，在汽灯光的照耀下，一行用狗血涂写的黑字赫然在目：“若不交出江安轮，此狗就是下场！”
“原来是他！”张啸林的眼睛发直，一阵阴森森的凉意直透心肺。
张延龄在一旁也看到了字条，趁机进言说：“一定是王亚樵派人干的。叔叔，我们可不能让这群穷小子骑在脖子上拉屎！”
这话无疑是火上浇油。张啸林恨恨地把手一挥：“我非给这些家伙一点厉害瞧瞧不可。”他怒气冲冲地走回客厅，直接往杜月笙家里拨了个电话。
谁知，张啸林将情况告诉杜月笙后，杜月笙半晌没答腔。张啸林握着一个没有回音的话筒，急切地问道：“你怎么啦，怎么不说话？”
“靖甫（张啸林的号）啊，你就想开点，让延龄把船交了吧。”电话里，杜月笙慢条斯理地说。
“什么，你说交船？难道我们就忍了这口气不成？王亚樵那小子如此猖狂，不教训教训他，我们以后怎么在上海滩上做人？”张啸林和杜月笙是结拜的把兄弟，对杜月笙一向十分敬佩，言听计从。他原以为凭杜月笙的实力和威望，十个王亚樵也不是对手，可想不到今天他会如此软弱，这么轻易地就善罢甘休了。
“小不忍则乱大谋，”杜月笙劝慰道：“他们都是些不要命的家伙，我们何必明着跟他们斗？好兄弟，就听我这一回吧！”
杜月笙是个老谋深算的人。虽然他的声望早已超过了他的师傅黄金荣，跃居上海青帮首领地位。他不但门徒甚众，钱财万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凭实力，他对付一个王亚樵绰绰有余。但是，他一向办事谨慎，为人八面玲珑，从不愿为一点小事而得罪像王亚樵那样身无分文，又敢于拼命的人。从张啸林后院被炸的事件中他看出，王亚樵是跟他玩上了，炸了张啸林不过是个警告，一个开端，以后不知道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他可不愿为了对付王亚樵而自伤元气。所以，他竭力劝说张啸林叔侄不要与王亚樵较量下去。忍痛割爱，牺牲这一回。
张啸林只好忍气吞声地听从了杜月笙的劝告，不再追究炸墙之事。相反，张延龄却死要面子，仍然坚持不交出“江安”号。
布置门徒炸了张啸林的院墙之后，王亚樵在家里静候回音。然而，一个星期过去，张延龄仍无交船之意。王亚樵心想：这肯定是个不撞南墙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家伙，一看来，只有采取最后的措施了。他把部众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紧急会议，声明此次要和杜月笙拼个鱼死网破，不获全胜决不罢休。然后，他命令全体斧头队员都做好准备，第二天上码头强行接收“江安”号。
第二天一清早，卓志钺和洪耀斗等人带领着数百名气势汹汹的斧头队员，浩浩荡荡地向16铺码头进发。沿路人群见此情景都惊讶地驻足观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王亚樵也算是知己知彼，把杜月笙等人的心思猜得不差分毫。正是看准了他们明哲保身、不肯轻易寻衅的弱点，王亚樵才敢如此大胆行事，向比自己力量大得多的对手挑战，并且战而胜之。
事情果然不出王亚樵所料。当卓志钺、洪耀斗等人带着斧头队来到16铺码头，登上“江安"号轮船时，张啸林他们无丝毫防范。一帮船员看到形势不妙，早就溜之大吉。留守在船上的光杆司令张延岭，看见数百十手持斧头，铁铲的壮汉冲进码头，飞跃上船，顿时吓得面元人色，一头钻进船长室，反锁住了舱门。
卓志钺率领几个高大健壮的斧头队员来到船长室，破门而入。张延龄从一个角落里吓得直立起来。他看着一脸冷笑的卓志钺，结结巴巴地问：“你，你们要，要干什么？”
卓志钺看着张延龄那副抖抖嗦嗦、狼狈不堪的模样，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当年的耻辱，今日一朝雪冼，他高兴万分，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张延龄听他一笑，脸吓得更白了。
“今天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明天我要起航！”卓志钺的话说得很慢，声音也不高，但句句硬得像块铁，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好，好！你等着，你等着！”张延龄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虚张声势地哼哼了声。他知道再赖下去也无济于事，只好灰溜溜地退出船长室，在众人的哄笑声中下得船去。
张延龄出了码头，便直奔杜月笙的家里。见到杜老板后，他声泪俱下，哭诉了自己所受的羞辱，并请求杜老板替他出气。不曾想，杜月笙听他说完，不但没有表示丝毫同情，反而顺手擒了他两记耳光，并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混蛋！既然不听我的话，你还找我干什么？送上门去让人打，你自作自受！”
张延龄顿时委屈万分，当面又不敢发作，只好期期艾艾走出门去。走到房门口时，他忍不住小声嘀咕了一句：“先生这样做，我这口气还是咽不下。”
杜月笙听到此话，起身追到门外，对张延龄吼道：“你要是不服，从此便不许你再踏进我这道门坎！”
杜月笙之所以如此迁就王亚樵，一方面正如王亚樵猜想的那样，他们家财甚巨，不敢打明仗；另一方面则是慑于王亚樵那种横是横，拼命拼到底的狠劲儿。自从杀了赵铁桥后，王亚樵接二连三干的几件事，令杜月笙刮目相看。他深知与王亚樵这种具有极大破坏性的人作对是很不明智的。如果惹恼了他，他会豁出命去，把天捅个窟窿；反之，如果哄得他高兴了，取得了他的信任后，他又能为你两肋插刀，即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就这样，王亚樵顺利地接收了“江安”号。这件事在上海滩上一时传为佳话，那些饱受杜月笙、张啸林欺压之苦的人们无不奔走相告，喜形于色，感到王亚樵为他们出了一口气。
以后，在王亚樵的进一步压力之下，杜月笙还作出了更大的让步。当时，上海的江轮、海轮买办，十之八九归杜月笙及其门徒所掌握。王亚樵不服气，提出要与杜月笙平分秋色，杜月笙不好回绝，感到十分棘手。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协商和反复较量，杜月笙不得不把海轮买办的十分之六、七，江轮买办的十分之二、三让给了王亚樵。
后来，1932年间，因为一件令人震惊的杀人惨案，王亚樵和杜月笙曾又发生了第二次较量。
杜月笙手下有一个名叫孙绍民的门徒，在帮会中以心狠手辣著称，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在上海浦东私自搞了一个制造吗啡的地下工厂，专门把外地来的大烟土进行再加工，然后返销各地。
一次，孙绍民和厂内一个职工发生争吵，闹得不可开交，为了防止该职员怀恨报复，将吗啡工厂的秘密泄漏出去，他竟一不做、二不休，设计将该职员用毒酒鸩死了。此事不久后被该职员的家属所探悉，悲痛欲绝之余，他们向司法机关提出了控告。孙绍民收到传票以后，全无惧色，反而于当天晚上指使杀手闯入该职员家中，将其一家老小七口尽行杀死，并惨无人道地把尸体大卸八块后，抛入黄浦江毁尸灭迹。
一家晚报的记者辗转得知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极为悲愤，立即写了一篇报道在报上刊登，披露了这件连锁惨案的真相。一时间舆论鼎沸，整个上海为之轰动。
王亚樵素有侠义之心，路见不平，必定拔刀相助。那时节，他正因刺杀宋子文的案子爆发而受悬赏通缉，不得已逃往香港。当他听说上海发生的这件惨案后，怒火中烧、激愤异常，立即给杜月笙写了一封责问信，要他讲清事实真相，并遵照帮会规矩，严惩杀人凶手。
此时，杜月笙正因这件杀人惨案受到上海各界人士的谴责，每天应付得焦头烂额。不知是由于疏忽，还是因为不把王亚樵的责问当回事，杜月笙竟迟迟没有给王亚樵回信。
王亚樵一等半月不见杜月签的回音，更加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心中油然而生刺杀杜月笙的念头。他一面布置人准备行动，一面再次给杜月笙写信，警告说：“你身为青帮之魁首，竟放任门人草菅人命，毫无人道，吾当小试牛刀，以惩戒天下不义之徒！”
杜月笙接到这封警告信才大吃一惊，后悔当初不该疏忽了那封回信。他深知王亚樵是个拼命三郎式的人物，说得出、做得出，什么人都敢杀，早已有“铁血杀手”的名声。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杜月笙在上海势力再大，门徒再多，如果王亚樵真动起手来，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因此，自接信后杜月笙立即增加了身边的保镖，并马上请人设法向王亚樵疏解，以求“和平共处”。
当时，王亚樵因在逃难之中，行居无定，一般人都无法与他取得联系。杜月笙万般无奈，只好出重金找到与王亚樵有多年交情的许世英，请他出面从中斡旋。
杜月笙有请，许世英还是很肯帮忙的。他自己年老体弱，不便行动，便派了一个同乡好友去香港寻找王亚憔，随身带了他的亲笔信，信上说明牡月笙对王亚樵一向十分敬佩，从无交恶之意，两人不必作此无谓之争。
王亚樵收到许世英的调解书，又听那位同乡转告：杜月笙已答应亲自惩办孙绍民，以平民愤，这才稍稍缓和了胸中的怒气，放弃了刺杀杜月笙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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