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众人唾弃的恶棍，毙命于家人之手，乡民们莫不称快。然而，出了一口长气的几个当事人却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1993年6月10日子夜时分，地处黄海之滨的江苏省盐城市小海镇某村，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怪事：村民郑国华，被弟弟郑国夏、儿子郑一龙用绳子活活勒死，而参与者竟然还有死者的父亲郑家有、妻子冯云翠、儿媳妇谢巧云三人。
由一家三代人导演和参与的这场悲剧在社会上引起了的震动。但从人们惊诧议论声中却发现一种反常的现象：杀非但没有激起民愤，竟得到一些人的同情；被杀者非但没有到人们的怜悯，反面遭到世人的遣责。
那么，这场三代人酿成的家庭悲剧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常言道：为子要孝，为父应慈。年近半百的郑国华是个有妻儿老小的人。然而，做为子辈，他对父亲不孝。老父中年丧偶，孤身一人。他非但不尽任何赡养义务，相反，还经常无事生非找麻烦，甚至不让家中其他人接近老人。平时，谁要是和老人几句话，或帮助老人做点家务，只要被他知道了，那就意味着闯下了大祸。在郑国华眼里，老父完全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老人虽有子有孙，但门前整日冷冷清清；老人虽有儿有女，晚年却无依无靠，只得靠种几分责任田为生。一年四季，风里雨里，泥里水里，艰难劳作，生活凄凉。年复一年，儿子的不孝，在老人心底渐渐结下怨恨。
作为丈夫的郑国华，对自己的妻子冯云翠从未当人看待过。他要求妻子百依百顺，稍不如意，轻则打骂，重则针刺刀戳。一次，他从外回来，要妻子立即炒花生给他吃，妻子忙不过来，忙乱中将花生炒得有点焦，他暴跳如雷，将妻子打得鼻青脸肿，并逼着妻子为他重新再炒。
平时，郑国华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且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一次，他在外打麻将，妻子有事去找他，他认为这是丢他的面子。到家后，大打出手，将妻子打得遍体鳞伤，并用杀猪刀硬逼着妻子出去把刚才和他一起打麻将的几个人喊到家里来继续赌，让妻子杀鸡慰劳，当面赔礼。
子女们渐渐长大懂事，开始对父亲的暴行表示不满，郑国华不但不醒悟，反而对子女大要淫威。并多次用买来的土枪，将门前地里的瓜果叶子打上一个个洞眼，指给孩子们看，扬言道：“今后谁要是同我作对，这就是他的下场。”
一次，大儿子郑一龙从亲友家借回几百元钱，准备自己过20岁生日用，郑国华将钱偷偷藏起来。儿子知道是父亲所为，就随口问了他一句：“钱你拿了没有？”他马上恼羞成怒，顺手抄起一根木棍劈头盖脸朝儿子打来。棍子被夺下，他又拿起一把镰刀猛砍，儿子身上被砍伤好几处，一边喊救命，一边朝外跑。这时，郑国华提着已装上火药的土枪在后面紧追，结果被他弟弟郑国夏拦腰抱住强行夺下。这样，其弟弟又触犯了他。为了报复，事后没几天，他用农药将弟弟家养的几十只鸡鸭全部毒死。
提起郑国华，儿媳谢巧云更有一种难以启齿的厌恶和痛恨，那就是公公那张淫邪的脸以及经常对她动手动脚、垂涎三尺的丑行，甚至一天夜里，恶狼般地扑上儿媳的床……
郑国华不仅在家中是个大耍淫威的恶棍，在外更是一个十足的地痞流氓，他放着责任田不种，整日东游西逛，嫖女人，恶作剧，什么丑事，坏事他都沾上了，有两个女人的肚子被他搞大了，一次，一人找上门来，他大要流氓手段进行要挟威胁，甚至在被玩弄的女人当中，有一个还是精神病患者，为了赚钱供自己吃喝嫖赌，他竟不择手段地去干缺德事，赚黑心钱。他利用去海边做海鲜生意的机会，常常趁人不备，用铁钉等锐器将那些远道而来的人的自行车车胎戳破，这样，他不仅做成了自己的生意，而且人家的车子还得让他补胎。他趁机漫天要价，大敲竹杠。
因此，平时无论是村里村外，只要是熟悉他的人，见他总得避让三分，谁也不敢惹他。
案发当日17时，大儿子郑一龙运完自己地里的麦子后，看到祖父一人还在责任田里吃力地搬运麦子，就顺便用三轮车帮他一起拖运，结果被郑国华看到了，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恶狠狠地将车上的麦子甩到河沟里，并发狠道：“今晚回家找你们算账。”
当日20时许，郑国华见郑一龙、谢巧云小夫妻俩以及妻子冯云翠从地里收工回家，即进行谩骂，接着就狠命地殴打郑一龙。儿子忍无可忍，随手在门前地上拾起一块砖头，将父亲的头砸伤。当他从村卫生所包扎后回到家中，更是恼怒，不准儿子媳妇进房间，并拿着棍子躺在他们小夫妻俩的床上。
难以忍受的耻辱，难以承受的精神重压，使这对小夫妻俩早就想把丧尽人伦的恶父置于死地。这次，小夫妻俩经过密谋，当晚就来到二叔郑国夏和祖父郑家有家里进一步商量。
回想不孝儿子的所作所为，老父禁不住老泪横流，愤慨之余，他甩出了一串话：“逆子是咱养的，你们除掉他，服刑偿命我顶着。”接着从家里拿出一把羊角锤和一根尼龙绳交给郑国夏。
这时，郑国夏也铁了心，忙说：“趁早动手，我不会后悔。不把他除掉，全家不得安宁。”
就这样，由一家三代人导演和参与的凶杀案，在这个愚昧的角落悄悄地酝酿成熟了。
从祖父家出来，在路上，由郑国夏交代了晚上的具体行动步骤：先由谢巧云回房间拿衣服，观察动静，如果郑国华继续胡闹，郑一龙就立即进房间动手较量，郑国夏见机行事，以出面拉架的形式，一起把他干掉。
一切就绪，一切又都按计划进行着，在拉架中，郑国夏趁其不备，用事先准备好的羊角锤，对准郑国华的背部猛击数下，使他当即倒地。接着，郑国夏迅速掏出衣袋里的尼龙绳，打了个活扣，套在了郑国华的脖子上，一头交给郑一龙，自己则紧拉另一头，不一会，郑国华就不动了。
当他们叔侄俩人确认郑国华已死，就与在一旁的冯云翠、谢巧云商量尸体如何处理。郑国夏提出将尸体埋掉，冯云翠说：“不行，那样容易被人发现，我看把尸体吊到房子后面的大树上，就说他自己上吊死的。”商定后，四人抬着尸体来到房后，将其吊在了树上，并将一张凳子弄倒在下面，伪造了现场。
案发后，当这场悲剧的导演者和参与者一并落入法网时，他们都哭了，这使我想起了一句名言：“报复就如蔓草，是野性的产物、人性自然地趋向它，法律和文明应当剪除它。”
当警车开到郑家时，门前已汇集了周围近百名群众和干部。一名村干部拿出一份数十名群众签名的联名书，上面写着：“他们大义灭亲，为地方除了一害，当地人心大快，要求免予追究案犯的刑事责任，从宽从轻处理……”
拘留所审讯室，被告郑一龙交代说：“……作为儿子，有谁忍心将自己的亲生父亲杀死呢？但是，这种日子，实在叫人无法过下去了。也许，有人要问我，为什么不向地方政府反映，求得解决？案发前，我们家人曾向村里多次反映过恶父的情况，但得到的回答都是同样的一句话：'你们自家问题，自家解决。’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了，原指望把他打死，家里人就可以过上安稳日子，可现在都落得个家破人亡……”
1993年11月，郑家有、冯云翠、谢巧云、郑国夏、郑一龙五人分别被判处一至八年有期徒刑。
作为一场悲剧，虽然早已降下了帷幕，然而，它给我们留下的却是一串沉重的思考。
思考之一：当前农村的一些地方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工作较薄弱，不利于缓解家庭内部矛盾。一些乡村组织“只重视上面的指示，不重视下面的民事”，一些乡村干部由于受旧观念的影响，总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因此，他们是“清官不断家务事”，遇到家庭矛盾绕道走，碰到亲属纠纷不插手，这起由家庭纠纷激化而演变成的凶杀案，使我们清楚地透视出了这个问题，其实，案发前，郑国华的所作所为，恶行劣迹，村里干部早就耳闻目睹，并且郑家人也曾多次反映过，但总是无人过问，致使这起本不该发生的悲剧终于发生了。
思考之二：当地乡村的民调组织在此案中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近几年来，在家庭纠纷增多的情况下，民调组织这第一道防线虽然逐步得到了加强，但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其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有的组织不健全，制度不落实；有的力量不足，人员业务素质差，形同虚设，通过这起凶杀案的调查，我们发现，几年来，当地民调组织还没有书面调解过郑家的纠纷，这个教训应该说是深刻的。
思考之三：普法工作仍然留有“死角”，特别是农村家庭这块阵地还没有真正被占领。这场悲剧从预谋到实施，直接参与者有5人之多，然而，可悲的是，竟没有一人提出异议。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些农村家庭成员的法制观念十分淡薄。当他们在面临不幸时，不是去寻求法律的保护，而是采取犯罪的手段来保护自己，这不仅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不幸，同时也给整个家庭造成灭顶之灾。
因此，做一名合格的公民必须树立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质。总的来说就是要做到学法、知法、懂法、守法。
（因可理解原因，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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