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李观在《项籍碑铭并序》中写道:“至如谋于汉者,昔其臣也,公实弃之,兵于汉者,亦其将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是对起于平民的刘邦能平定四海,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却兵败垓下、自刎乌江所作的深刻总结。
纵观中国历史,李观所说的“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决不仅仅是汉楚之争结局的关键,也是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个重要因素。
在汉以前,上溯到尧舜禹时代,就有用贤让位以治天下的良好开端。据说,尧在帝位,曾咨询四岳(姜姓、炎帝族),四岳推举虞舜作继承人。舜接受各种考核后,摄位行政。尧死后,舜正式即位。舜也咨询众人,选出禹摄行政事。禹在位时,众举皋陶作继位人。皋陶死,又举皋陶之子伯益作继位人。对于尧的用人,唐朝李翱曾有评述。他说:
“帝尧之时,贤、不肖者皆立于朝尧能知舜,于是乎放欢骓兜,流共工,殛鲧,窜三苗,举禹稷,咎鲧,二十有二人加诸上位。……后代之人皆谓帝尧焉。”
相反,如果尧不了解舜,而让位于欢骥兜、共工之党,则尧决不能成为贤帝而扬名于后世。所以李翱在《李文公集·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感叹地说:
“君子之乐,用贤也如此矣。然则居上位,流德泽于百姓者,何所劳乎?劳于择贤得其人措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
夏桀暴虐无道,每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亲近奸佞小人,残害贤能大臣,杀死敢于直谏的大臣关龙逢,以致众叛亲离,夏王朝日趋衰败。而成汤四处寻访贤能之士,三请伊尹谋政并拜其为相,授予国政,终于灭夏建商。伊尹任商朝首任相国二十五年,为商王朝延续六百四十五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贤相。
商王朝的帝辛残忍无道,故称之为纣王。纣王机辩敏捷,才力过人,但自命不凡,盛气凌人,胡作非为,不仅听不进贤臣的忠言,还杀死了尽言极谏的比干,并迫使箕子“被发佯狂”。由于贤能之士全被斥逐,奸佞小人执政当权引起民怨沸腾,诸侯背叛,商王朝逐渐走向衰落。此时,西伯侯姬昌思贤若渴,广招人才,许多贤能之士争相投奔。一些商朝的大臣也前来归附。西伯侯又亲自访得具有远见卓识、精通兵法、深有韬略的姜尚。西伯侯在姜尚等贤能之土的辅佐下,治军修德,改革政治,自号为文王,很快使周国强盛起来。文王去世后,武王姬发对姜尚倍加尊敬,封其为师尚父。武王在姜尚等人的帮助下,四年后,在牧野誓师,与纣决战,不及一月,即灭了殷纣,建立了西周王朝。《诗经·文王》中写道:
“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把周文王事业兴旺发达归因于人才济济。
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之所以能称霸中原归因于接受了鲍叔牙的举荐,不计私仇,大胆任用了出身低贱而有治国之才的管仲为相。管仲相齐之后,随即向齐桓公推荐了国中的“五杰”担当重任。再加原齐大夫国氏、高氏和鲍叔牙等,齐国时人才济济。桓公对他们做到了知而用之,用而任之,任而信之,不猜不忌,始终不渝。在管仲和众多贤臣的辅佐下,齐桓公改革内政,尊王攘夷,九合诸侯,终于成了春秋前期的霸主。
战国时期,魏国是一个刚从晋国分出的小诸侯国。但魏文侯礼贤下士,屈尊求见并聘用段干木,四方贤士,闻风而归。魏文侯使乐羊伐中山,使西门豹治邺,又重用李悝为相改革政治,任吴起为将军镇守西河郡。当时人才之盛,无出魏右,从而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
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兴亡不仅阐明得贤之利,也揭示了失贤之害。公元前655年,晋献公为攻打虢国,欲借道虞国。虞国大夫宫之奇以“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之理极力劝阻虞君,虞君不听。晋军灭虢国后果然一举灭虞。沦为阶下囚的虞君痛之不已。是越之争中,吴王夫差不听相国伍子胥之谏执意与越国媾和并坚持攻打齐国,终于覆于越人之手。古代的君主,由于失贤终致国破、名辱、身亡的又何止虞君、吴王。正如《吕氏春秋》的作者所言:
“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下令求贤,拜公孙鞅为左庶长。商鞅变旧法创立新法,奖励力耕力战,使秦富国强兵,为建立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奠定了基础。曾任秦庄襄王和秦王政即位初期的相国吕不韦十分重视人才,他主张为政者应“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他认为：
“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
他的思想对秦王政具有一定的影响。以后,秦王政接受了李斯的建议,重用李斯和尉缭,树立了一统中国的雄心,进而采纳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打破了六国合纵之计,消灭了东方六国,统一了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对于西周建立后以至春秋战国绵延八百年的历史,后人曾用这样两句话加以概括:
“总观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
当时群雄崛起,龙争虎斗,鹿死谁手,得人失人是其关键。追求贤能之士,罗据武艺高强、智谋卓异者为我所用,是当时群雄一致的方针。曹操、刘备、孙权最终得以三足鼎立,多得力于他们重用了一大批能军治国的人才。曹操、刘备孙权都深知“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道理,无不礼贤下士,网罗各方人才以辅佐自己。
孙权承孙策遗命掌握江东事业之初,就求教于周瑜。瑜曰:
“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
孙权既按孙策意志“内事托子布,外事全赖公谨”重用了程普、黄盖等旧臣老将,又听取周瑜的建议,广纳贤士,聘用鲁肃顾雍、张纮阚泽、严峻、薛综、程秉、朱桓、陆绩、张温骆统、吾粲,以及吕蒙陆逊徐盛、潘璋、丁奉等文官武将,从而据有江东,建立吴国。
刘备三顾茅庐请孔明在中国历史上早已脍炙人口。“三顾茅庐”后孔明破操于赤壁,遂有荆州;得荆州,始图益州;图益州,始定汉中;汉中定。刘备在征战过程中,又得到了庞统、法正等有才之士的襄助。到西蜀政权建立时,刘备麾下已人才济济:文有诸葛亮法正等谋臣;武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魏延等虎将。西蜀的事业达到了鼎盛时期。然而,蜀汉先魏、吴而亡,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才凋谢,后继乏人。诸葛亮又“出师未捷身先死”。以后虽有蒋琬、费祎、姜维支撑,但不能担任起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的大任。既无贤德之君,又无辅佐之臣,蜀汉败亡是必然之势。对此,《读通鉴论·三国》指出:
“巴蜀、汉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则其贤亦仅矣。故蒋琬死、费祎刺,而蜀汉无人。”
曹操是三国中最善于用人的政治领袖,他认为,“天地间,人为贵。”曹操主张：
“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可见初露头角的曹操就把人才作为自己胜利的保证。曹操深深懂得要完成统一大业,不仅要顺从民心,还需要一大批文臣武将的竭诚相助。他十分重视人才,善于选拔和使用人才。他的信念是“唯才是举”。因此,在曹操周围集聚了一大批人才,如荀彧郭嘉、贾诩、程昱、荀攸、刘晔、等谋臣如雨,盛况空前。官渡之战,曹操以万余之兵面对袁绍的十余万精兵,且“军粮告竭”,危在旦夕。在双方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曹操采纳了刘晔的制“霹雳车”、掘“长堑”的建议,荀彧的继续坚守、持重待机的策略,以及许攸的夜劫鸟巢军粮的计谋终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击败袁绍,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辉煌胜利,为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罗贯中曾评说官渡之战:
“势弱只因多算胜,兵强却为寡谋亡。”
例如,南北朝时的魏孝文帝“爱奇好土,情如饥渴”(《魏书·高祖纪》),对于那些选入朝中的贤士,总是留心安排,量才使用;同时虚心听取臣下意见,充分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他曾多次下诏,要求公卿大夫和各级官吏“直言极谏”,并申明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同上)魏孝文帝所以能够坚持改革,并屡屡取得胜利,原因之一是他身边有一批锐意进取的人才。
又如,唐太宗把人才看作是治国安邦的关键。《贞观政要·论择官》记载他认为:“
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
他特别留意杰出人才的罗致,他还大办学校大兴科举,大量培养和选拔人才仅国子学一项,学生人数达八千多人,比隋文帝时的七十多人多一百多倍。因而在他身边聚集的人才之多、水平之高,是历代帝王中所罕见的。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举兵南下伐金,又率蒙古铁骑西征,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堪称蒙古草原上的一代骄子,成就了其前人不可想象的勋业。他虽为“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但却懂得重用贤才之道。在攻破金朝中都后,成吉思汗慕名召见了大儒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博览群书,兼通天文、地理、医卜、释老诸学,多才多艺。成吉思汗视其为“治天下的良匠”带其西征,“处之左右,以备咨访”。成吉思汘临终留嘱:
“国家大事交由楚材治理。”
其子窝阔台继位后,任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对其十分重用。蒙古帝国初创之时,政体、法令制度皆不完备,有赖耶律楚材为之一一筹划,始有规模。耶律楚材辅佐成吉思汗、窝阔台三十余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为元代的立国奠定了基础。元太宗窝阔台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亲自为耶律楚材敬酒说:
“非卿,则中原无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
耶律楚材可说是元朝政权的奠基者。他被明朝人誉为：“大有造于中国,功德塞天地”,“开基之德,功侔周召”
明太祖朱元璋深知无贤才辅佐不能治理天下,因而视贤才为国宝。他说：
“贤才国之宝也。古圣王劳于求贤。”
朱元璋在创业时就十分重视聘用贤能之士。他每攻占一城池,就到处张贴《招贤榜》说:
“君子贤人,有能参加起兵立功者,我以礼待之。”
对应聘的贤能之士,一律待如上宾,虚心请教。公元1357年,朱元璋亲赴石门山登门访问朱升,请教成就大业的方针大略。朱升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即严守金陵要地,积蓄实力;奖励农耕,广积粮饷;讳露锋芒勿早树敌。朱元璋按此实行,经过一段时间,兵强粮足,壮大了军力。
1358年,朱元璋攻占金华后,聘请了宋濂等十三人到幕府任职,以后,又根据宋濂推荐,在三次派人聘请刘基均遭拒绝后,仍亲自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长信,四请刘基。刘基到达军营后,朱元璋“筑礼贤馆以处基等,宠礼甚至”并听取了刘基关于形势及应付重大事情的十八条策略。朱元璋在刘基的协助下,平定江南后进军中原,先消灭陈友谅,后消灭张土诚,一举攻下大都,推翻了元政权,建立了明王朝,实现了成就帝业的抱负。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皇帝。早在年轻的时候,他就认识到改变现状,革除弊端,治理好国家,首先是人的问题,其次才是制定法度因此,他从登基伊始,就把用人问题看作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由于对选才用人始终殚心竭虑,扭转了清初文治不光的局面,一度“廉史辈出”。象王锡阐、梅文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颜元、阎若璩、万斯同、李塨、方苞、惠栋、全祖望等三十几名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全出在康熙时期。这些人才的出现,是与康熙倡举贤能,优容文人的思想分不开的。
雍正是清朝前期一位锐意改革奋发有为的君主。他即位后,针对时弊,严禁朋党,整顿吏治。他认为,
“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
他还对诸王大臣等说:
“从古帝王之治天下,皆言理财、用人,联思用人之关系,更在理财之上,果任用得人,又何患财之不理,事之不办乎?”
他以急得其人的“明主”自诩,把用人看作是为政的首要大事。因此,在他执政期间,能继续康熙的业绩,治绩颇著。
总结：从尧舜禹到元明清，中国历史的发展无不与人才的得失紧密相联系。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以史为鉴，在总结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一条重要的经验，中国历史上,凡拥有并重用贤能之士的,事业必然兴旺发达,凡失去或摒弃贤能之士,而重用肖小者,事业必然没落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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