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是唐文宗时期的一次反宦官斗争，发生于太和九年(835年)。
宦官最初是以一种特殊的奴隶身份出现的。宦官的职责使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决策的可能，按说不可能会酿成宦官之祸。然而宦官专权还是经常出现。出现宦官专权的根本原因在于最高统治者的昏庸和皇权的衰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宦官政策和策略上的纵容姑息。中国封建社会宦官专权危害最大的莫过于东汉、唐、明三朝,而尤以唐为甚。清代学者赵翼说：
“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扰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官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吉来未有之变也。
唐代宦官专权从唐明皇始愈演愈烈，自德宗后，宦官拥立的皇帝有七人，为其所杀者有顺宗、宪宗、敬宗三人。宦官的专权造成了晚唐政治上的极端黑暗和混乱，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皇帝都意识到要想有所作为必先消除宦官势力。唐文宗就是这样一个头脑较为清醒的皇帝。
文宗登上皇帝的宝座还是想有点作为的，文宗深知宦官专权的为害之大，他最初起用翰林学士宋申锡出任宰相,图谋诛除宦官王守澄，《旧唐书·宋申锡传》记载：
“申锡时居内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尝因召对与申锡从容言及王守澄，无可奈何，令与外廷朝臣谋去之”。“申锡既得密旨，乃除王璠为京兆尹，以密旨喻之。
由于王璠泄露了秘密，宋申锡反遭宦官诬陷，被贬为开州司马，致使这次打击宦官的计划未及实施就被迫流产。宋申锡被贬后，文宗诛宦官的决心仍很大，却苦于一时无可信可用之人，其焦急烦躁心情可想而知。此时李训、郑注作为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出现了。李训是世家子弟，精通经学，中过进士，曾因事流放，后来居住洛阳结交贤豪，认识了郑注。郑注本姓渔，精于医学，太和八年，由于王守澄介绍，为文宗治病，渐被信用。李训也因而得王守澄推荐见了文宗。李训、郑注也不负文宗之望，巧妙地除去了韦元素、杨承和、王守澄、王践言等宦官，之后为彻底清除权宦势力，又发动了“甘露之变”。
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御紫宸殿，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按李训等的布置，奏称金吾左仗院中石榴树夜降甘露，请皇帝亲往观看，于是文宗乘软舆出紫宸门升含元殿(金吾左仗院旁)。先命宰相李训等前往察看，《旧唐书·李训传》载：
“既还，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轻言。言出，四方必称贺也。’”
文宗又命左右神策军中尉宦官仇士良、鱼志弘等再去验看，这时金吾院中早已设下了伏兵，其是引诱宦官到金吾卫衙中围杀。宦官走后，李训急召守在丹凤门外的兵士进宫以备接应。仇士良、鱼志弘等刚进左仗，韩约因紧张过度面色发白汗流不止。仇士良觉得很奇怪，这时恰巧风吹动布幕，露出伏兵，仇士良等大惊，连忙退出，奔回殿上。守门人想要关门，被仇士良厉声一喝吃了一惊，竟来不及把门关上。李训急呼卫士上殿保驾，已经来不及了，宦官劫夺了文宗急忙还宫。京兆少尹罗立言率京兆府三百余人自东来，御史台中丞李孝本率御史台二百余人自西来。不久,宦官调禁军大杀朝官，李训、郑注和宰相王涯、舒元舆以及王璠、郭行余、罗立言、韩约、李孝本等十余家全族被杀，朝中几乎为之一空。文宗也差点被废。“甘露之变”以宦官的胜利而告结束。
“甘露之变”虽然以皇帝和朝官的失败而告终，但事变发生前却不能不说其发动者文宗的考虑十分周密，策划者李训、郑注计划非常详尽。
文宗深深忧虑于宦官之祸欲谋诛宦官，但却不敢与外朝宰相谋议。宰相作为中央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来应该是皇帝依靠的积极力量，但文宗时期的宰相大都不同程度地依附宦官，他们无意反抗宦官也无胆诛除宦官，其主体已失去了与宦官相抗衡的斗志和锋芒。当时的朝官分裂为牛李两党，他们各树宗派，勾结宦官，互相排挤，不可能帮助文宗。文宗清楚地看到了这一事实，因此不可能与宰相们共商大计。这就是文宗思考周密所在，就这一点看来文宗还可算作为一个有主见的皇帝。当此时，李训、郑注作为“孤寒新进之士”的代表人物被文宗视为合适的人选加入了这场反宦官的斗争。
首先是假“甘露之变”主意的巧妙。
甘露降于树本来是极其平常的事，怎么可以用来欺骗宦官呢？如果是夏秋之季确实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倌，但“甘露之变”时是十一月下旬，地处北方的长安已经十分寒冷了，不太可能有甘露，如偶尔真有甘露降临，就被看作是大吉大利的兆头。而李训、郑注偏用这一计谋，正是抓住了人们普遍所有的好奇心理，宦官也不例外。正因为冬夜不太可能会降甘露，所以事变当天，韩约奏称夜降甘露，文宗先让宰相李训等去看，李训回来说不敢确定真假，这又是一着妙棋。正因为李训等如是说，说明金吾卫院中石榴树上确有类似甘露的东西，这就更需要进一步证实，接着文宗又让仇士良等宦官再去看就变得合情合理了。至于后来发生的变故实属意外，从计划来讲是没有什么漏洞的。
其次是兵力的部署。
李训被提升为宰相后，考虑到宦官掌握禁军，必须要有足以和宦官抗衡的武装，
“乃以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户部尚书王璠为太原节度使，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大尹事，太府卿韩约为金吾街使，刑部郎中知杂李孝本权知中丞事，皆训之亲厚者。冀王璠、郭行余未赴镇间，广令召募豪侠及金吾台府之从者，俾集其事。”“出注为凤翔节度使”
准备内外合势。当宦官领旨去金吾卫院内看甘露时，李训又马上召兵士进官准备和里边的伏兵来个里应外合，因此在兵力的部署上也是很周到的。
然后“甘露之变”的发动者和策划者们却谁也没有料到失败的会是自己，而且败得这么惨。事变当天“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此后禁军又展开大屠杀，一共死了上万人。“甘露之变”虽然策划得比较周密，但纵观事变发生的前后经过，却也有失误之处。
一是，未先夺宦官兵权。
前面已讲到甘露事变前，文宗依靠李训郑注成功地除去了宦官王守澄，当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先夺了他的兵权。在杀王守澄时，同时利用了他和仇士良的矛盾，以扶植仇士良的方法消灭了王守澄。然而仇士良的势力壮大以后，又酿成新的宦官之祸，仇士良掌握禁军是十分棘手的事情，但当时已没有办法夺他的兵权了。这一点与其说是失误不如说是无奈更恰当些。正因为这个原因，因此在对抗仇士良的武装上做了相应的安排。
二是，各方面没有密切配合。
首先当宦者“既去”，李训召丹凤门外兵士进宫以备接应时，《旧唐书·李训传》载
“唯璠从兵入，邠宁兵竟不至。”
文宗这方就少了可以抗衡的力量。
其次当意外发生之时更没有谁能沉着镇定地应付，以便使事情发生转机。
“中尉、枢密至左仗，闻幕下有兵声，惊恐走出，阍者欲扃锁之，为中人所叱，执关而不能下。”
这其实是很关键的一步，宦官出得此门便有了施展的机会。
其三，文宗是预知李训的密谋，但在伏兵暴露后，不能配合默契反而落入宦官手里。而宦官在劫夺文宗时却十分干净利落，李训举舆急呼，宦官郗志荣奋拳击训，训仆地，
“乘舆既入，门随合，宦者皆呼万岁，百官骇愕散出”。
其四，李训因要抢头功提前起事，以致事发时，郑注不能及时从凤翔搬兵配合。
三是武装力量的悬殊也是事变失败的重要原因。
因为李训的武装属于临时募集，与训练有素的禁军相比自然不堪一击。而禁军大杀宰相朝官时，李训方面更无与之抗衡的力量。
“十一月，注闻训事发，自风翔率亲兵五百人赴阙。至扶风，闻训败，乃还。”
由于李训想抢功，所以事发时，救援力量仍远在风翔，不能积极配合。
“甘露之变”的前前后后，最卖力地为文宗鞍前马后奔忙的应该算是李训和郑注。二人以寒微之士的身份为文宗所赏识，成为文宗诛除宦官势力的左右手。在外朝宰相大都依附宦官，宦官势力十分强大时，诛灭宦官无疑是件十分危险的差事，李训、郑注如此奔命，除了报文宗知遇之恩的原因外，另外也有为自身考虑的因素，即除掉对手。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文宗时期对皇权威胁最大的就是宦官专权。当时，李训、郑注的权力也十分显赫，而对其权力威胁最大的自然是宦官。要保持这种权力，非消灭宦官势力不可。潜在的消灭对手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李训、郑注去勇敢地面对势力强大的宦官。所以从反宦官斗争所要实现的目的讲，一方面是文宗为了解除宦官对皇权的威胁，重振皇权。另一方面是李训郑注要消灭对手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甘露之变”失败后，《资治通鉴》记载：
“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甘露之变”造成这样的结果，对文宗是很沉重的打击。文宗本来想要有所作为，不想到最后落得表面是皇帝实则只是囚徒的下场，这对一个原本有意进取的皇帝来说确实是件悲惨的事情。文宗对于在事变中惨遭杀戮的人怀着深深的歉疚，自己也是郁郁寡欢。开成五年，文宗于郁郁中去世，年仅三十三岁。甘露事变后，仇士良碍于四方方镇势力，未敢废文宗，文宗死后，又追怨文宗，凡乐工及内侍得幸于文宗者诛贬相继。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记载着：
“又闻开成天子今年正月三日崩。闻新天子上位。城中杀却四千余人，先帝(文宗)时承恩者也。”
宦官的心狠手辣于此暴露无遗。
总结：甘露之变后，宦官更狷狂嚣张，使朝廷遭到重大损失。退一步想，即使甘露之变成功，消灭的也只是权宦势力，而宦官作为中国封建制度的附属物会依然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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