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中图网燕京书评 燕京书评
采写丨宗祁
翻译丨苏俊林
全文共7683字，阅读大约需要20分钟
中国的经济一度领先于世界、影响整个亚洲圈。但玉木俊明认为，朝贡贸易让中国衰落。在朝贡贸易中，商品由朝贡国运输，中国逐渐失去对商业流通网络的掌控。
生产往往能体现人类历史的进步，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到铁器，再到后来的工业、电气时代。以往的历史依靠生产力进步给人类的各个时代划界。但有了生产，就有商品，而商品需要在各个文化之间流通。人类不同文明由此连接起来。日本京都产业大学经济学部教授玉木俊明看到了商品物流体系对人类历史的重要作用。他在《物流改变世界历史》一书中写到罗马人继承迦太基的遗产，联通了地中海文明；汉萨同盟继承维京人的商业网络，进而影响了大航海时代；印度作为欧洲进入亚洲的重要通道，伊斯兰文明对欧洲的影响，以及离散民族如亚美尼亚、犹太商人对文化沟通的重要作用等等。船只和马车载着各地特色的商品，在文明之间穿梭，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动态地呈现了出来。从物流的角度看历史，能够对各个文明在历史进步与传承中的位置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物流沟通世界
▌中国在世界物流体系中
燕京书评：你在第五章写道“为何中国会因朝贡贸易而衰落”：中国周边藩属国“将金银、奴隶、畜产、原料送往中国”，但中国的“赏赐品”往往价值更高。不过，其实藩属国在朝贡时，也会带来商人进行贸易。你会如何评价朝贡贸易？
玉木俊明：传统上中国实行朝贡贸易制度，可能是为了避免战争所带来的巨大负担。
早在唐代，中国就已开始实行朝贡贸易。到了宋代，朝贡贸易被取代，民间贸易得到发展。到了辽、金、元时期，民间贸易也依然在进行。明代，洪武帝（1368—1398年在位）实行海禁政策，海外贸易和大型船只的建造都被禁止。（但到了永乐帝的时候，中国与海外的贸易再度活跃起来。）众所周知，从1757年开始，仅有广州是与外国往来的贸易港口。而朝贡贸易依然持续进行，甚至一直持续到清代，但没有明代时那么重要。
朝贡贸易
不言而喻，所谓的“朝贡贸易”体制，是由于中国对邻国拥有压倒性的经济实力才建立起来。与朝贡品相比，中国赏赐的各种物品更有价值，正因如此朝贡贸易才能成立。
但在朝贡贸易中，货物由朝贡国的船只运送。中国曾经拥有的流通网络逐渐交给了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美列强入侵东亚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依赖英国船。中国经济逐渐衰退。
燕京书评：你提到，中国明代的税制是“一条鞭法”，将租税和徭役都换算成白银，但当时中国的白银主要来自于西班牙。这对中国造成了什么影响？
玉木俊明：中国的税制，在明代是一条鞭法，清代则变为“地丁银”制度。一条鞭法是指将租税和徭役换算成白银、交纳白银的制度。地丁银制度是指将人头税摊派到土地税中，也是用白银交纳税款的制度。
这些白银不是在中国国内铸造，而是从外国输入。就流通而言，此时的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白银从美洲大陆运往中国，使用的是西班牙帆船。白银的生产地是外国，运输者是外国人，而税制又依赖这些白银。对中国经济而言，这无疑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1571年建造了菲律宾的马尼拉，丝绸和白银在这里进行交换。对西班牙而言，通过马尼拉是其进入亚洲市场的唯一方法。因为欧洲以外的世界贸易，先是被葡萄牙人控制，接着被荷兰人控制。西班牙帆船的航行，意味着太平洋沿海贸易的诞生。到18世纪末，很多马尼拉生产的雪茄，途径阿卡普尔科，被运到西属非洲。
现在的研究认为，西班牙帆船每年运输了200万比索的白银。这个数额非常巨大，葡属印度、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所运输的白银全部加起来也不过200万比索。中国交税所必须的白银的流通，已经掌握在西班牙手中。这是难以置信的对“物流”的轻视。
中国经济比欧洲经济更富裕，但却被纳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圈。如果没有西班牙帆船输入的白银，中国经济就难以运行。长远来看，这对中国经济非常不利。
广州的通商口岸
燕京书评：书中多次提到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刺激了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古代中国在亚洲商业网络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
玉木俊明：中国是古代亚洲商业网络的中心。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中国，将货币统一为半两钱。因此，大范围的交易变得更为容易了。半两钱将中国的广阔领土变成了单一货币圈。这完全可以与现在的欧元相媲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的经济增长，得到了更加快速的发展。
此外，文字也被统一为篆书（小篆）。说小篆是亚洲世界的通用文字也毫不为过。因为小篆的引入，东亚世界甚至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地方，沟通变得非常容易。这是不能忽视的事实。中国构建起了整个亚洲的商业平台。
总之，因为秦始皇的政策，附加在商业活动上的各种费用大大降低了。中国的商品变成了在单一市场内流通。这个单一市场是由国家权力建立起来的。国家干预市场，促进了商品的流动（物流）。如此大规模的经济政策，在当时的欧洲是难以想象的。中国率先在世界上形成了统一市场。而且，这个商业圈远远超越了中国领土，扩大到了整个亚洲。从古代到近代，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亚洲的经济中心，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燕京书评：你在书中写道“葡萄牙商人将亚洲与新大陆联系在了一起”，为什么是葡萄牙人？“欧洲商人和亚洲商人的根本性区别”（p.85）是指什么？
玉木俊明：葡萄牙是最早来到亚洲的欧洲人。随之而来的变化，是使用文件来签订合同。例如，意大利的犹太商人与印度的印度教徒进行贸易时，就使用了葡萄牙语的合同。这是因为欧洲发展了契约体制。它也是欧洲与亚洲交易者之间的根本区别。
▌连接世界历史的文明
燕京书评：印度曾被伊斯兰统治，其后又有英国人的殖民，在贸易中一直十分活跃，它在地理位置上有什么特殊性？其作为连接欧亚贸易的枢纽在历史上扮演了怎样一种角色？
玉木俊明：欧洲商人需要经过印度才能进入亚洲。印度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关键。此外，印度还向欧洲出口手工编织棉织品。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就是因为机器生产棉织品成功替代了印度棉的进口。
关于英国工业革命，要稍微多说几句。其实，纺织品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印染技术，也是从印度传入欧洲的。但它不是印度人传入的，而是经亚美尼亚人之手传入欧洲。
亚美尼亚人对近代世界经济的流通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商人在与亚洲进行交易时，往往须要经过亚美尼亚人之手。
今天的亚美尼亚人
亚美尼亚人可能不是在印度，而是在伊朗学习的棉花印染技术。亚美尼亚人将他们在伊朗生产的棉布销往法国、近东和东欧。他们还将印度古吉拉特生产的棉布销往伊朗、班塔姆和马尼拉。
在欧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区，不能没有亚美尼亚人的商业和金融服务。亚美尼亚商人不仅移居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而且还移居欧洲的威尼斯、里窝那和阿姆斯特丹，他们在欧洲的丝绸和染料贸易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欧洲的印染工不像印度那样靠手工印染，而是用铜板和辊筒印染。毋庸置疑，这是一项重大的技术突破。与印度不同的是，欧洲一直缺乏印染工人。但欧洲在纸张和铜版印刷方面有大量经验，蚀刻法就是其中之一。不仅如此，他们也在使用印刷机进行大量印染方面取得成功。
印染，英文叫print，顾名思义，使用印刷机在棉织品上印染，和在纸上印刷基本上是相同的技术。古腾堡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术就曾在棉织品印染中发挥作用。
众所周知，工业革命使纺织和织布的工序实现了机械化。但漏掉了印染工序。而大量制造棉织品，就必须大幅提高印染即印花的效率。很快，印染工序也实现了机械化。
正是由于纺织、织布和印染这三道工序都实现了机械化，英国棉纺织制造的成本大为下降，在与印度棉织品的价格竞争中获胜，英国最终得以成为“世界工厂”。 ——可以说，作为贸易据点的印度，具有催生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实力。
燕京书评：阿巴斯王朝时期是伊斯兰文明的鼎盛时期，也刚好是中世纪欧洲文明的衰落时期。伊斯兰文明连接了东西方的文化。比如，阿拉伯数字就诞生于伊斯兰文明参与的文化传播中。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文明在文化传播和东西方贸易发展中有什么样的影响？
玉木俊明：欧洲从伊斯兰文明学到了很多东西。基于这些知识，欧洲才得以开始称霸世界的时代。航海技术可能也是欧洲向伊斯兰文明学来的。是穆斯林们连接了东西方文化。
公元762年，巴格达成为阿巴斯王朝的新首都。这座城市的建立，标志着长距离贸易路线的完成。具体来说，这与维京人有关。维京人沿着连接波罗的海、黑海和里海的大江向东方移动。毛皮和奴隶从北方运来，在伏尔加河沿岸的各个市场进行售卖。作为回馈，香料、丝绸、武器、盔甲特别是银币，从近东、中亚流向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巴格达的建都使得中东和北欧成了一个商业圈。
阿巴斯王朝时期的巴格达
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之后是正统哈里发时代。在这个时代，如果不属于阿拉伯人，即使信伊斯兰教也需要支付人头税和地租。但到了阿巴斯王朝时期，伊斯兰王朝有了飞跃式的发展。正统哈里发时代和倭马亚王朝是“阿拉伯人”的伊斯兰王朝，但阿巴斯王朝否定了阿拉伯人的特权，只要是穆斯林都不必交纳人头税。阿巴斯王朝不再是阿拉伯人的王朝，而是穆斯林的王朝。这就是所谓的“阿巴斯革命”。
阿巴斯王朝的疆域（850年前后）
于是，地中海成了囊括多个异文化的贸易圈的一部分。中亚到欧洲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广阔的商业空间。因为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地中海网络可能更加扩大了。阿巴斯王朝是一个从中亚到西班牙的广阔帝国，欧洲只是这个网络的一部分。
燕京书评：罗马继承了迦太基的“物流体系”，正是通过迦太基开扩的航道，罗马才能统一地中海。同样，你也提到，汉萨同盟可能继承了维京人的商业网络（p.44）。物流体系的继承也是文明传承的一种。这样的继承是怎样实现的？
汉萨同盟及其物流线路
玉木俊明：我认为罗马从迦太基引进了字母，汉萨联盟则获得了维京人的造船技术。这种技术最终传到了地中海，为大航海时代做出了贡献。
腓尼基人以东地中海南岸为根据地发展地中海贸易。他们的输出品中，最初只有被称为“黎巴嫩杉”的杉材。其后，腓尼基人将黎巴嫩杉作为造船材料，开始了贸易。
腓尼基人的贸易路线已经到达整个地中海地区。在其全盛时期，腓尼基人到达西非，然后穿越红海，抵达印度洋。现在的研究认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腓尼基人曾航行到了东南亚。或许古罗马人也是沿着这条航线航行到了东南亚。另外，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据说是从红海穿过非洲东部，围绕好望角，绕非洲一周。即便是与古罗马相比，腓尼基人的贸易网络也是非常广阔的。古罗马人可能继承了腓尼基人建构的商业网络。
对地中海物流的控制，是腓尼基人崛起的最主要原因。从公元前12世纪开始，腓尼基人几乎垄断了地中海的物流，并拥有多个殖民城市。因此，地中海物流被逐渐统一起来。腓尼基人所开辟的航路，可能也被后来的罗马人、穆斯林商人、意大利商人、荷兰商人、英国商人使用。地中海商业是从腓尼基人开始的。
现在，考古发掘出土了维京人建造的各种城市遗址。例如，位于斯德哥尔摩以西约29千米的比约克岛上的比尔卡、位于日德兰半岛连接处的海泽比、英国的约克、爱尔兰海的都柏林、法国的鲁昂等，都是著名的城市聚落。它们甚至在后来也被用作交易据点。
至少从商业圈来看，汉萨联盟是维京人的后继者。 维京人使用的船被称为“龙首长船”，它们吃水较浅，船身细长，也不使用钉子。而汉萨同盟兴起、维京人衰落的原因，是因为汉萨同盟使用的是柯克船。柯克船从船首到船尾具有城郭那样的上部构造，非常坚固。与之相比，龙首长船船舷较低，在战斗中非常不利。
维京船
柯克船船底平坦，更适合在海面平稳、海水较浅的弗里西亚（德国、荷兰的北海沿岸）、石勒苏益格（横跨德国和丹麦）的海湾航行。
汉萨联盟的中心城市是吕贝克。波罗的海与北海的贸易，12世纪以后都是通过吕贝克进行。准确地说，两海之间的商品运输，是通过吕贝克—汉堡之间的陆路进行的。
吕贝克作为流通据点的时代，在15世纪末被终结。从这时开始，荷兰利用发达的航海技术，成功穿越了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丹麦谢兰岛之间的航海险隘厄勒海峡，开辟了海上航路。从而成为波罗的海贸易的霸主。
燕京书评：被迫“流散”的民族比如亚美尼亚人、塞法迪犹太人反倒成为了对沟通各文明至关重要的商人。在中国，有很多亚美尼亚人留下的痕迹，比如，19世纪奥万涅斯.拉扎里昂将《圣经》译成中文。同时，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很多国家的生存仍然很艰难。流散民族商人的历史处境如何？
玉木俊明：这些民族虽然分散了，但商业网络反而得到了加强。他们不得不与各种民族进行贸易，为此开发了跨文化贸易所必须的商业技术。
关于这一点，菲利普·柯丁（Philip D. Curtin）的代表观点很有参考价值。柯丁使用“跨文化贸易”这一术语，描绘了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20世纪的历史。他还暗示流散之民可能是历史发展的推手。
菲利普·迪尔蒙·柯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名誉教授，研究非洲和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历史学家
商业活动扩大，新的贸易对象就会出现。“跨文化贸易”就是指由于商业空间的扩大，宗教、教派甚至不同文化商人之间的贸易增加。如果商业活动活跃，跨文化贸易圈就会扩大。
根据柯丁的说法，商人以外邦人的身份移居到离他们出生地很远的城市。通常情况下，他们会移居到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心城市，而不是边境地区。定居下来的外国商人，努力学习当地的语言、习惯生活方式，最终成为跨文化贸易的中介。而且他们也会努力推动移居地与原出生地区人们之间的贸易。因此有越是流散，商业就越蓬勃发展的矛盾。
到了这个阶段，流散之民可分为迁徙之后定居的商人和在两地间反复来往的商人。与此同时，最初的单一居留地，变成了多个居留地，相互之间连在一起。在原来的共同体之外，建立居留地的交易者会逐渐增加他们的居留地，从而形成贸易网络。它被称为贸易离散共同体。
按照柯丁的说法，贸易圈就这样扩大了。在这个贸易圈内，大概能够获得较为相同的信息，商业惯例也被统一。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教派或宗教不同，商人也会积极进行交易。
在欧洲商业史的研究中，在柯丁之前，人们一般认为商人原则上只与同一教派进行交易。但在柯丁的研究之后，我们知道不同教派、宗教之间也有交易。随着欧洲人贸易区域的扩大，跨文化贸易也增加了。显然，欧洲商业史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变化。跨文化贸易的研究无疑成了欧美历史学界的主要路径之一。
燕京书评：腓特烈大帝时期的普鲁士有一项重要的政策是大量种植马铃薯，这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饥饿问题，让普鲁士国力更盛。物流和商品的传播是怎样影响欧洲的力量格局的？
玉木俊明：内河贸易的发展，可能为德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现在的欧洲，出现了田园和城市连为一片的景象。
18世纪，汉堡是欧洲拥有制糖厂最多的城市。砂糖从法国殖民地、西印度群岛的圣多明各（今海地）运往波尔多，然后被运到汉堡，加工成成品后被运往欧洲各地。 普鲁士皇帝腓特烈二世在濒临奥得河、与今波兰接壤的斯特廷（现波兰什切青）建造了制糖厂。这是普鲁士的殖产兴业政策。德国建造了多个制糖厂。
燕京书评：海权是世界近代史的重要关注。你在书中提到海路和陆路贸易并不排斥（陆路运输尤其在运送奢侈品上还一直很重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压倒性的海上力量成了国家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的？
玉木俊明：丹麦历史学家尼尔斯·斯滕斯戈尔认为，在162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让欧、亚之间的贸易形式从陆上大篷车路线变为海上路线，并称其为“运输革命”。但实际上，此后大篷车队仍在使用，陆上路线也并非不被使用。
在亚洲，在17世纪末，印度的中央权力弱化，权力中心开始向海岸地区转移。对于在海岸地区贸易的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个与亚洲商人建立联系的好机会。到了17世纪下半叶，印度苏拉特的海上贸易得到发展。过去大部分通过陆上路线运输的商品，18世纪初期则改由海上路线运输。
明显的表现是，因为蒸汽船的普及，1851-1875年间的流通量剧增。特别是英国船被用于世界各地，运输世界各地的商品，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 世界各地的各种货物，通过欧洲船特别是英国船运往世界各地。 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因此，所有生产商包括热带殖民地，都顺应了全球化的需求。殖民地的产品被运输到更多的地区。
1880年，位于加勒比海的英属牙买加的最大砂糖市场，不再是英国的伦敦和利物浦，而是美国的芝加哥和波士顿。爪哇岛是荷兰的殖民地，但该岛出口的可可大部分都被美国人消费了。在自由主义经济中，殖民地并不是必须向宗主国出口产品。几乎没有殖民地的德国，从各国的殖民地进口产品。到了19世纪末，世界真正实现了一体化，许多国家在远离本国的地方消费。
荷兰人是世界上最喜欢喝咖啡的人，但咖啡的主要生产国是巴西。从1913年世界的咖啡消费量来看，如果将一年的人均咖啡消费量进行高低排序，分别是荷兰人、丹麦人、瑞典人、古巴人、美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在咖啡方面，不能明确看出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18世纪喝咖啡的人们
而且，即便是在传统上喜欢喝茶的日本人中，喝咖啡的人的比例也在增加。全球化使世界人民的消费变得多样。世界各地都能看到相似的食品，这个时代已经有了类似现代社会供应链之类的东西了。
随着咖啡、茶甚至可可等在欧美国家的大量消费，人们关于远离产地的地域意识日渐淡薄。虽说来自遥远的外国，但那个产品并没有什么贵重之处。那些产品是在大众市场购买的。或者说，就像在巴黎看到的那样，在咖啡馆喝咖啡。消费水平的上升，导致商品的无国籍化。大众市场的产生，正是因为人们的收入水平上升。
燕京书评：你在本书中从物流史的角度来看世界史，这种角度能带来什么样的新的发现？
玉木俊明：本书从物流而不是从生产来进行研究，弄清楚了商品如何送达消费者这一事情。
经济史研究长期以“生产”为中心，本书的研究视角与之不同，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史研究。制造的好产品并非都能畅销。即便现在也是如此。产品推向市场和生产优质产品完全是两回事。近些年来，历史学界误认为好的产品就是畅销的产品，这存在很大问题。生产好的产品当然重要，但我将研究重心放在销售这些好产品的商人身上。准确地说，他们不是零售商，而是批发商，因此，他们掌握了流通环节，就掌握了经济的控制权。需要强调的是，他们并非生产者。
燕京书评：近代史上，陆地帝国和海洋帝国有几次交锋，但几乎都以海洋帝国的胜利为结果，陆地帝国是如何慢慢衰落的？
玉木俊明：海洋网络更为广阔，可以运输更多的物资。因此，海洋帝国更为富有，内陆帝国则逐渐衰落。
燕京书评：康德说：“商业精神与战争无法共存，而且或迟或早将制服每个民族”，你对此怎么看？
玉木俊明：我认为康德的这一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即便某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商人也可以暂时转移到其他国家，继续从事商业活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