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经常给人以矛盾的印象，他们看起来礼貌周全，他们的军人却在战争中做着最残忍的事情；他们看起来对人关怀备至，但翻脸后绝对凶残暴戾。日本人的礼貌和残忍一脉相承，都是日本武士道的产物这个。
武士道是日本江户时代逐渐形成的武士生活、伦理规范，在明治维新时期正式形成。江户时期的日本武士虽然没有听说过武士道这个词，但是一举一动却受到它的影响。武士道对礼貌、礼节有着苛刻的要求，它有自己独特的“礼”观念。武士道的“礼”就是即明身份、知礼仪，要求武士的言语、举止、应对、进退、衣、食、住、行等与身份相符，时刻牢记自己在主从关系中的身份和应尽的职责义务，是东瀛版本的“礼不下庶人”。
因此江户时代的武士还制定了繁琐的礼仪要求，大道寺友山的《武士道初心集》里说“不论贵贱，但凡武家之人，必须永远手不离刀，时时要注意遵守（武士）的礼仪”，以至于出现了“小笠原流礼法”等专门的武士礼仪流派。武士的礼仪包括吃饭、走路、鞠躬的角度、打招呼的口气等等，绝对是最完美的侍者教育（武士本来就写作“侍”嘛）。山鹿奉行就在吃饭上多管闲事就要求武士们“在吃饭时不能大口吞咽，进食时不能四处张望，表情一定要严肃”“握筷子的姿势、坐姿都必须加以注意”。山本常朝不但在《叶隐》要求武士吃饭要守规矩，就连武士们如何倾听上级讲话的姿态都做出了规定。
在武士从生到死的日子里，家族添丁如何宴请，用哪种餐具，穿哪种衣服赴宴，甚至吃多少粒米、如何面对客人都有严格的要求。不同阶层的武士打招呼也有讲究，足轻遇到上层武士，要立刻退到庭院中双手触地行礼；中级武士遇到上级武士，则要立刻躲在走廊的角落里行礼；上层武士也不轻松，他们遇到将军和天皇也有繁琐的礼节，一不小心也会出错。武士的穿衣、待客也都有严格的礼仪规定，为了满足这些规定，一些收入微薄的武士只能借高利贷，以满足武家的尊严。
如果武士不遵守上面的规定，后果很严重，著名的47浪人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公元1701年三月，赤穗藩藩主浅野长矩在江户接待天皇使者。德川幕府派出的礼仪指导叫吉良义央，因为浅野长矩没有按照他的心意“意思意思”，就故意“不好意思”，让浅野长矩当众出了丑。浅野长矩出丑后，立刻找吉良义央进行物理交流，结果被幕府将军德川纲吉认定为无礼、大不敬。浅野长矩本人自杀谢罪，整个赤穗藩单位撤销，所有武士下岗成为浪人，后来才出现了47浪人火拼吉良义央的事件。
在这一事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礼仪，论地盘浅野长矩的封地是五万三千石，吉良义央的封地吉良庄的领地四千二百石、作为高家为幕府服务的薪水二千石，双方并不是一个重量级。但吉良义央除了是幕府大臣外，还是武士礼仪的权威，他经常要外藩大名给自己缴纳高额学费和顾问费，因此利用学术地位让赤穗藩藩主吃瘪。
外藩大名尚且要在礼仪问题上小心翼翼，藩主下面的武士更是要夹着尾巴做人，一举一动都不敢违背规矩，否则就会有“很有精神”的上一级武士进行“爱心教育”。武士对外人的礼仪是被打出来的，是被森严的等级制度驯化出来的。他们对同辈和上级很恭敬，但对于低于自己等级的人就是赤裸裸地残忍。
日本武士在战乱时期有斩杀本国百姓的习惯，只要他们认为百姓对自己无礼，就可以动手杀人。在对外作战时，日本武士还有独有的神国观念。他们认为日本是佛陀转世的神国，日本之外的国家都是“秽土之地”，杀外国人就是大扫除。即便到了近现代，日本人依旧把西方人叫做“鬼畜”。
近代日本军队被武士道精神洗脑后，认为自己是神国后裔，和自己交战的外国平民也都是人形牲畜，敌国军人放下武器更是辱没军人的尊严，都是不需要讲礼的物种。日本人的“礼”建立在武力压迫之下，谁把他们打服了，他们就认为那是自己必须礼敬的强者，否则他们就在心里看不起你（哪怕表面礼仪再好），时刻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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