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来源
在现代，分权学说与代议制政府理论共同组成了“合宪”政府制度的主要支柱。7维尔在《宪权与分权》中指出，分权学说包括四个要素:其一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分立;其二是政府的各个职能分开;其三为各部门工作人员不能有重合;其四为政府的每个部门都将成为对其他部门行使专断权力的制约。
维尔为分权学说作出的定义以17世纪的英格兰作为分界，分权学说第一次作为一种明确表述的、融会贯通的政府理论出现，而在17世纪之前，古代世界已经开始讨论权力关系，并构想出一定的权力分立模型，虽然未形成体系化的学说，但仍然成为分权思想历史发展中的组成部分。
最早的分权思想乃至分权实践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对权力问题进行思考时就谈到，权力过度集中必然会导致权力持有者的肆意妄为，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也势必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柏拉图提出的解决方案便是:“国家划分权力，按照不同方面，各阶级分享国家权力，通过阶级分权达成稳定的政治结构来获得和谐，以保证各个阶级能对一些与自身利益相关或者影响他们利益的决策中能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于是他作出的政治构想便是将“君主制好的方面与民主制好的方面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政治上的稳定和平衡。这是因为柏拉图解释国家起源时，认为国家是在不同行业的发展和协作下，基于社会分工将人们联合起来形成的。基于分工视角，他也认为阶级之间可以通过相互制约协调利益。但柏拉图的分权思想和真正的分权思想还差别很大。
洛克
洛克生活在文艺复兴兴起，中世纪黑暗落下帷幕的时期，也是民主制逐步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洛克不仅是古典自然法学代表人物，同时作为一位唯物主义经验论思想家，在哲学经验论和政治思想都展现了意义重大的成果。其中包括为人所熟知的社会契约论和分权论。在洛克生活的时代里，创造了制约国王，有利于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君主立宪制。
洛克的分权理论，也在此时代背景下，服务于君主立宪制政体。这是与杰斐逊“立体分权”思的首要差异，杰斐逊的“立体分权”思想致力于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服务，而在洛克所处时代，民主共和国尚未产生，这导致了洛克的分权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
孟德斯鸠
洛克之后，孟德斯鸠继承洛克衣钵，开拓分权理论的新思路。孟德斯鸠和洛克陷入了同一条“政治之河”。孟德斯鸠也是君主立宪制的推崇者，在对“三权分立”和制衡原则做集中论述时，孟德斯鸡也以英国政治作为模板讨论。由此可见，他的三权分立思想大部分以英国政治制度作为实践来源，他与洛克在君主立宪制和分权制衡理念上的高度重合，也体现着他对洛克分权制衡思想的吸收和借鉴。
孟德斯鸠除了在分权理论上做了阐述，还在洛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制衡理论，使得三项权力相互牵制，协调前进，保持平衡。但这一部分很少在杰斐逊的论述中提及，杰斐逊通常只注重分权，却很少对制衡有完整的讨论，人们因此称其分权思想为“僵化呆板的分权。
总的来说，杰斐逊几乎完整继承了孟德斯鸡的分权思想，并在其基础上发展出有美国特色的“立体分权”，但是因为时代差异，在诸如“分权”的目的等方面存在差异，杰斐逊有选择的吸收了孟德斯鸡理论中与他的政治观念相符的部分，在细节上进行优化，以“立体分权”思想为杰斐逊心中的民主共和国服务。
杰斐逊一生始终坚持权力需要制衡的观念，通过“立体分权”理念实现权力制约与平衡，并将“立体分权”理念代入政治实践中。
虽然“立体分权”思想从形成到发展到成熟的各个阶段，理念中许多内容产生变动，但他一生都没有动摇过权力需要被制约的信念。
这和杰斐逊对待权力尤其是公共权力的态度和理念是分不开的，公共权力自身存在矛盾，直接决定权力需要被制衡。
人性弱点又成为权力运行偏航的重要影响因素，间接决定权力需要被制衡。同时权力制衡还是杰斐逊致力于构建的民主共和国的必然要求。
从公共权力的发展历程来看，从在氏族社会诞生到专制社会，权力始终被少数人占有。到了杰斐逊所处的时代，人民主权观念成为主流思想，代议制民主方式被建立起来。但是尽管公共权力的所有者是民众，实际上行使权力的是民众的代理人一一政府。
孟德斯鸠将此形容为握有最高权力的人民不能做好的事情，并将这些事情交给他们的代理人。48但正是这种权力所有人和执行人的分离，使得公共权力存在内在矛盾呈现，即权力所有者和执行者利益不完全相同导致的权力运行偏离权力所有者意志。
因此，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成为必然。权力执行者天然地需要接受权力所有者监督，但仅是外部的监督还不够，政府机构内部的权力分立与平衡成为防止权力扩张，使权力运行在权力所有者意志轨道上不偏航的重要途径。
西方思想学家绝大多数推崇性恶论或认为人性中有较大恶的成分。亚里士多德认为人难免不施展内在恶性，而且容易在执政中展示出来，导致有所偏向。
霍布斯更是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与人像狼与狼一样。众多思想家论述表达出人性具有天然弱点，尤其在利益与诱惑下，人性天然弱点更容易暴露与显现，一旦人成为权力的拥有者或执行者，在权力优势下，轻则产生偏向性，导致不公，或以权谋私，滋生贪腐。
重则肆意扩张权力，吞噬其他权力，滥用权力导暴政。
学者朱光磊说:“和任何理论一样，分权理论有自己的理论前提，这就是社会契约论和霍布斯等人的性恶论。”52人在拥有权力或行使权力难免会被人性之恶影响，所以要将权力关进牢笼，近现代西方思想家以性恶论为前提，以制约人性之恶，从而减少人性之恶对权力运行的影响为目的，构想出分权理论。
权力制约并非“立体分权”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在杰斐逊看来，不是为了制约权力而制约权力，制约权力只是伟大目标进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这个伟大目标，按照杰斐逊的想法，是构建一个民主共和国。
杰斐逊起初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农业共和国，并向往小型共和国的公民政治，但由于美国的现实情况和利益取向，加之理念变化和审慎度时的态度，后转变为建立一个农业与工商融合的共和国，但是构建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愿望从未消失，并持续体现在他的著作和政治实践中。杰斐逊一直保持着对民主共和制度的绝对信仰，对于其他政府类型表示出不屑和敌意，如他厌恶君主制，宣称“二十代国王里没有一个国王的常识能超过一个老百姓。”
所有理论都有它的理论基础，“立体分权”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自然权利观。自然权利观一直贯彻进他整个政治生涯乃至人生历程，并融入进杰斐逊思想体系的方方面面，杰斐逊吸收了洛克自然权利思想，论证政府的来源和目的，从而为“立体分权”思想提供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撑。
在美国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中，有一批思想家开始倡导分权，他们接受欧洲分权理论，尤其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分权思想，并针对在北美大路上应该奉行何种制度展开激烈的讨论。其中就包括被称作美国“革命之父”的杰斐逊，杰斐逊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六十余年里，担任国务卿、副总统、总统等众多职务，对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分权制衡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将西方分权论推向顶峰。
杰斐逊主张横向上实行三权分立，纵向上把国家权力层层分散到地方各级政府。这种横向和纵向交叉的立体网格状分权被形象称之为“立体分权”。
其中“横向分权”，就是指三权分立作用于各级政府，每级政府都确定三权分割和权力的界限，并谨慎三权中两权或两权以上融合，或一权过于强大。
一个国家的纵向关系，主要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权限划分。杰斐逊的纵向分权思想正是对中央到地方权限划分的表达。
在杰斐逊之前，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集中表现于政治实践和政治文化中，分权学说的创立者与传承者致力于将立法、行政、司法与最适合行使这些权力的相应机构匹配，忽略在纵向权力关系中，中央过分集中权力，地方势力衰微，也容易招致暴政。
而杰斐逊倡导的弱联邦政府倾向和州权主义倾向正是在防止暴政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权，地方政府之间层层分权。
总的来说，在杰斐逊之前的主张分权的思想家和政治学家都将目光聚焦于国家机关内部和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寄希望于通过权力的分割和相互牵制达到权力平衡。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存在于政治实践和政治文化传统中，鲜有人以理论方式将其表述出来。
而杰斐逊不仅将“立体分权”表现于著作中，也将分权思想运用到政治实践。他的分权思想，不仅吸收了孟德斯鸠等分权理论家的成果，还在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政党分立、军权分立等理论提供补充。
当然，杰斐逊的“立体分权”思想也有着一个修正的过程，在担任总统期间，购买路易斯安那，行使了此前其他总统未曾行使过的外交权力，开创了一个政治先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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